2003年4月16日，开国少将龙书金病逝，老战友何郝炬听闻噩耗，悲痛的不能自已，挥笔写了一首悼词：

戏谑当年事亦真，两河三戌旧曾经。

申江老去悲公义，哀感难忘风雨情。

何郝炬在当年抗战时期曾与龙书金在鲁北地区有过一段风雨同舟的日子，坦白的说来，大家之间相处不可能一点矛盾也没有，但无论怎样争吵，大家彼此之间的情谊始终还在。

一直以来，关于龙书金将军，网上不少文章都称，他是第一个出任大军区司令员的开国少将。

不过，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准确。

早在1967年，毛主席就决定调曾雍雅接替张国华，出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因为西藏军区1955年改为大军区级，到1968年以后才被调整为正军级，所以从实际情况来看，曾雍雅才是第一个出任大军区司令员的开国少将。

龙书金接替王恩茂出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是在1968年，比丁盛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还要早一些，比之后来李德生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就更早了不少。

而中央当年之所以点将龙书金出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无疑对他也是一种信任。

多数的开国将军，身上多少都有些许伤势，不少人甚至都有伤残。

龙书金将军左臂上有伤残，这并不是一个秘密。

许多见过将军的人回忆称，龙书金将军这只左臂从外表上来看并没有问题，但是同正常的右臂相比，就会发现，将军的左臂比右臂短了整整五分之一。那是因为在战争年代，一颗子弹打断了将军的左上肢肱骨，缺少了这一关键骨头连接后，龙书金将军的左臂就只剩下皮肉简单的连接。

时人称：

“就好似一条丝瓜吊在藤上一样。”

因为没有骨头，将军的左臂自肩膀可以来回旋转不受束缚，就好似弹簧一样。

龙书金将军是湖南茶陵人，1910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打过不少的恶仗、凶仗，并且经常充当的是突击组组长的角色，也因为勇猛善战，他所率领的红五团四连因善于夜战近战，而被誉为是“夜老虎英雄连”。

而那场让将军伤残左臂的那一战，发生在抗战时期。

1938年6月，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支援冀鲁边抗战，决定将八路军115师685团二营扩编为永兴支队，开赴宁津、乐陵一带开展敌后抗战，当时龙书金将军任永兴支队副支队长。

不到一年的时间，永兴支队便在鲁北地区开辟了一块根据地，支队扩编后，龙书金出任五团团长。

在敌人心窝里楔入钉子，敌人自然是不那么乐意。

1939年3月，日军纠集沧县、泊镇、盐山、德州、平原、禹城等地日军2000多人，包括骑兵500余、汽车几十辆，发动对鲁北根据地的进攻，当时龙书金率领的五团在陵县以北的东大宗家一带活动，更是首当其冲。

“这是我一生当中遇到的最激烈的一次恶战。”

一直到许多年以后，龙书金将军都对这一战记忆深刻。

尽管兵力上并不占优势，但英勇无畏的八路军战士仍然顽强的同敌人血战在一起，子弹打光了，就用扁担、棍子与敌人搏斗，五团伤亡巨大，政委以及政治部主任也不幸牺牲，龙书金将军三次下达撤退命令，陆续将部队撤离。

就在撤最后一批战士的时候，一颗子弹打了过来，直接击中了龙书金的左臂，手中的驳壳枪也掉在地上。

当时，龙书金只是觉得左臂一麻，一点疼痛的感觉也没有，然而当他被送到后方医院的时候，医生只看了一眼就断定：

“你的手臂保不住了。”

龙书金吃了一惊：

“为什么？”

医生告诉他，因为左臂上肢肱骨被打的粉碎性骨折，现在整个左臂只有几条筋连着，如果不截肢，即使不截肢，这条手臂也保不住。

龙书金将军不愿意截肢，作为一个指挥员，没有了手臂还怎么上战场，医院无可奈何，只好去请来萧华做他的工作。

“如果不是萧华同志，我这只手早就废了。”

在萧华将军劝说下，龙书金同意动手术，但因为没有麻药，只能用吗啡止痛，但效果又不是很好，整个手术过程，龙书金忍着巨大的疼痛，让医生将断开的骨头给他接好。

尽管手术后医生再三劝说，要静养三个月，可战争年代，哪有那么长的时间静养，龙书金将军左臂的骨头，基本上是断了接，接了断，总也没个好的时候。到后来干脆也就不接了，用绷带吊着左臂在胸前，打了整整10年仗。

建国后一年冬天，龙书金将军在武汉军区做了手术，医生用了一根钢条，接在肱骨处代替，然而没想到，等到石膏一拆，龙书金将军只是动了一下，骨头又折了，就连医生也无奈摇头：

“太晚了，里面的骨头已经朽了，就像朽木一样，没有再生能力了。”

当时，医生要再给将军动手术，拆掉打进左臂的钢条和四颗螺丝钉，龙书金摇摇头：

“算了，又要开一刀，太遭罪了。”

就这样，龙书金将军带着这些钢条和螺丝钉，又过了50多年。

建国后，龙书金将军历任43军128师师长、43军副军长、军长。

195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下，何郝炬在京汉铁路一节软卧车厢里，竟然遇到了龙书金将军。

当时两人都很高兴，一起谈天说地，大多数时候都是当年战争年代的往事，何郝炬也很怀念在鲁北抗战时期的一段经历，还特意问了龙书金将军的伤势，因为聊得很热烈，还引起了周围乘客的注意。

从战争结束后，许多老将军受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地方工作，对于他们来说，打了一辈子仗，对于地方上的事务确实是不大熟悉。

就在说话间，何郝炬很明显的感受到，龙书金将军眉头闪过的一丝隐忧。

“你在地方工作还好呀！我可不太懂地方工作，真有点羡慕你，往后地方工作的分量越来越重，真说不上我将来会怎么办好呢？”

从1955年开始，龙书金担任中南公安军司令员兼广东省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广东省常委。

1956年11月，龙书金赴北京参加八届二中全会，让他颇感意外的是，毛主席仍然还记得他。

龙书金参加会议时，一直坐在最后一排，听到毛主席点名后，站起来喊了一声“到”，没想到毛主席却接了一句话：

“哦，龙书金，我的小老乡。”

湖南茶陵其实距离韶山不远，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两人也可以算作是老乡。

1927年9月，毛主席在湘赣边界领导了秋收起义，起义队伍后来攻占了茶陵县，毛主席立即指示成立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对茶陵，毛主席始终怀有很深厚的感情。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踏上了长征之路。

1935年8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共同决定北上，当时龙书金在毛主席率领的右路军，任红五团一连连长，充当开路先锋，在甘肃境内奉令抢修一座被国民党军破坏的木桥。

等到毛主席率党中央过桥时，还特意询问了守在桥边的红军战士：

“谁是连长啊？”

一旁的龙书金用很浓重的茶陵口音回答：

“我是。”

一听是家乡的口音，毛主席一下子来了兴致：

“哦，我们是老乡啊，你是哪个县的？”

龙书金老实的回答：

“茶陵县的。”

毛主席念了几遍“龙书金”的名字，又拉着他的手低声说：

“四方面军和我们分手了，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不过不要紧，他们会回来的。”

毛主席深邃的目光望着远方，然后回过头，拍了怕龙书金的肩膀。

尽管两人见面只是简单聊了一两句，但是让龙书金没想到的是，时隔20年，毛主席仍然记得他，这让他的心里很是动容。

1962年，龙书金从北京高等军事学校毕业，被安排到湖南省军区任司令员，在省委、省军区的支持下，主张大办民兵，在长沙市组建了2000多人的基干民兵团。同年6月17日，毛主席到湖南，龙书金专程汇报湖南的战备工作以及民兵建设。毛主席听后，非常满意，还决定将龙书金的汇报的情况总结成材料，下发到各地。

1968年，龙书金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

当时，王恩茂被调回北京后，周总理本来考虑让时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的丁盛到新疆去主持工作，因为丁盛之前担任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

丁盛考虑再三后，决定婉拒中央的提议，因为丁盛是一个军事干部，管理军区的工作还属于游刃有余，但对于地方建设工作，却并不是很了解：

“您再考虑考虑，另选他人吧！”

周总理那时也考虑到了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人选一定要慎之又慎，于是此事便作罢。

在当时，龙书金已经从湖南回了北京后，周总理就决定龙书金出任新疆军区司令员。不久之后，龙书金又兼任了新疆自治区第一书记。

应该说，组织上调龙书金出任新疆军区司令员，也有很深的用意在里面。

随着中苏关系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恶化后，边境冲突就没有中断过，龙书金作为一员战将，中央自然对他有着很深的期许，就连毛主席也嘱咐他：

“千万不能让敌军钻了空子。”

龙书金将军也满口答应下来，到了新疆以后就下令部队提高警惕。

不过，龙书金并不熟悉地方事务，一上任就被分去了大量的精力，何郝炬晚年回忆起老战友来，也提了一句：

“如同我原来想的那样，作为一个大省区、大军区的一把手的重任，他（指龙书金将军）确实力有未逮。”

1969年3月，中苏爆发珍宝岛事件，苏联边防军入侵珍宝岛，被我边防军击退，我军以牺牲71人的代价，击毙苏军230余人（苏联公布的苏军伤亡数字为152人），毁伤坦克装甲车辆19辆。

苏联方面吃了亏以后，一直伺机报复，并将地点选在了中苏接壤的铁列克提地区。

1969年8月13日上午，苏军出动出动2架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沿边境低空侦察。掀开了大战的序幕。

当时我边境巡逻组的队员上午9时出动巡逻时，苏军的直升机就已经在头顶盘旋，然而巡逻组两次请示军区，得到的回复都是照常巡逻。

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巡逻组抵达边境一处开阔地，遭到苏军开枪射击，我军被迫自卫，可因为寡不敌众加上救援不及，巡逻组和无名高地掩护组的20人，除两名重伤被俘，其余人员全部牺牲（也有一说牺牲38名战士）。苏军则控制了铁列克提地区。

其实早在8月12日，塔城军分区通过侦查发现苏军有异动，并两次向军区做了汇报，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应该说当时身为新疆军区司令员的龙书金将军确实要负一定的责任。

时隔多年后，龙书金将军接受记者采访，被问及这件往事时，将军沉默了好一阵才回答：

“我对不起他们。”

不过，对龙书金影响较大的，还是后来发生的事儿。

何郝炬在怀念战友龙书金的文章中也提到了这件事。

“九一三事件”后，周总理亲自给龙书金打电话，在告知他中央态度的同时，还提醒他要注意保密，不要急于向下传达，然而龙书金将军当时非常紧张，光顾着注意保密，但并没有在恰当的范围内提醒，导致了新疆的报纸上后来仍然按照旧的习惯刊载消息，引起了社会各界议论。

事后，龙书金被调回北京，住在西直门招待所，一住就是好几年。

何郝炬在那段时间里常去北京开会，并不时地到招待所探望，谈及往事，两人都不禁一阵唏嘘，考虑到老战友一个人住得太孤单，何郝炬也嘱咐了许多在京的战友们，时不时的带瓶好酒上门去探望，不要让他觉得孤独。

一直到几年后，组织上才对龙书金有了一个正式的结论。

一开始，龙书金连个固定住处也没有。

1982年12月，龙书金给胡耀邦写了封信：

"鸡有鸡窝，狗有狗窝，我参加革命几十年，至今没有自己的窝。"

龙书金与胡耀邦两人的女儿是同学，也因此胡耀邦对龙书金的境况很是关注，他在接到这封信后，立即在信上批示了一句：

“同意，转交余秋里同志处理。”

一直到晚年，龙书金谈及往事总是这样说：

“如果没有胡耀邦的关心，也就没有他我来安逸的晚年生活。”

1983年，龙书金按照大军区副职待遇离休，由广东省军区安排。据说到广东去，也是龙书金将军自己提的要求。

何郝炬后来同龙书金之间仍然保持了联系，并不时得登门探望，龙书金的心情也彻底放松下来，安心过上了晚年的生活，何郝炬不时地舞文弄墨，写下两首诗词，龙书金将军虽然不懂诗词，却依然很是高兴：

“虽然我不懂诗，对写的诗句不完全理解，但它是同志间真挚友情的表达，让我们回忆起战争年代的生死情谊，是十分宝贵之物，我将好好地珍藏。”

老战友之间的这份深情厚谊，让人不禁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