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时期是古代中国历史上的乱世，五胡乱华对古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西晋时期奉行裁撤地方军队的政策，对于中央军队和边防军队以外的军事力量几乎全部裁撤。
这导致整个中原地区的防务处于空虚的状态，而内迁的少数民族则趁机起义。
由于汉末三国时期的战乱导致中原地区的人口减少，这让急于恢复生产力的曹魏政权和西晋政权内迁了很多边塞的少数民族。
可内迁政策的实施却又不能够妥善地安置，很多少数民族都沦为了奴仆。
五胡乱华就是内迁的匈奴、羯胡、氐、羌、鲜卑等民族的反抗，这也导致了中华大地陷入了战乱。
这些少数民族本身不知道如何治理国家，只知道劫掠。这让中原地区的汉族不得不进行反抗，家族观念也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占据了主流。
古代中国家族观念的形成是以小农经济作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的脆弱性让农业生产必须依赖保护。
家族就是生产关系当中最稳定的纽带，尤其是西晋之后农具的进步让田地的大规模开发成了主流。
这样的经济形式让家族观念变得十分紧密，也让农业生产得到了保护。尤其是在北方拥有大片耕地的情况之下，家族的联系变得十分重要。
而西晋时期之后家族观念兴旺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战乱，主要就是对于少数民族的反抗让汉族不得不团结在一起。
团结的纽带除了文化以外就是家族血缘，以血缘作为纽带的团结方式在当时人们的心中是最可靠的。
每个家族以及其附庸家族在一起修筑堡垒，平时共同生产遇到战乱则一起抵抗。
文化是需要人口作为基础才能够传承的，以家族作为基本单位团结才有文化传承的机会。
家族之间互相联姻，通过加深血缘的纽带来团结不同的家族。汉族门阀之间互相保持文化以及血脉的传承，在少数民族政权当中合作谋取利益。
尤其是汉族门阀之间的联合控制了粮食生产，这让少数民族君主也不得不重用汉族门阀。
这样的联合就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家族和家族之间更是寻求共同血脉相连。
两晋时期家族观念的兴起除了保护自身安全的需要以外，还可以保护汉族门阀的政治权力。
五胡乱华当中的少数民族政权除了汉化很深的氏族以外，大多数都不明白如何治理国家。
基本上就是以劫掠为主，根本就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这样加深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导致地方战乱频繁而税收却无法上缴。
没有税收就又导致少数民族政权频繁地劫掠百姓，进一步加深了胡汉矛盾和阶级矛盾。
从前秦时期开始，少数民族就走上了汉化的道路。汉化就意味着需要适应农耕文明，中原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代表着封建化。
封建化的国家容纳各个民族，也需要人才来治理地方。就算是最基本的汉化，也需要有教师来教授少数民族汉族的礼仪和知识。
汉族门阀就是少数民族政权最好的合作者，汉族门阀掌握的土地和教育资源是少数民族政权迫切需要的。
尤其是对于国家基层的治理人才，更是需要汉族门阀地提供。
汉族门阀在少数民族政权当中不算是主流，这样一来汉族门阀必须要团结在一起。
家族就是最好的纽带，以家族作为基本单位的汉族门阀世代联姻控制着政权基层官员的任免权。
因为国家的庞大导致基层官员数量需求的很多，只有汉族门阀有足够的人才可以治理地方官府。
家族之间的联系让汉族门阀之间在地方上盘根错节，控制着地方的军队来保护自身安全。
汉族门阀还和汉化的少数民族权贵融合，在中央到地方以血缘和家族构建着利益集团。
除了一些掌控着少数民族武装的皇帝以外，很少有少数民族的皇帝可以忽视汉族门阀的存在。
只有高欢这样依靠反对汉化的鲜卑势力掌控政权的君主，才可以制约盘根错节的汉族门阀势力。
这样来看，家族是最好的团结方式。没有家族的稳定，就没有汉族门阀的强势。
而汉族门阀成长的背景就是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以门第作为选拔官吏的条件。
世家门阀掌握了官吏的任免权后又掌握了教育资源，这样一来国家就在世家门阀的控制之下了。
世家门阀以血缘决定门第品级，这样使得两晋时期的家族观念的发展有了政治基础。
而庄园经济则提供了经济基础，庄园经济是两晋时期一种比较有特色的生产方式。以家族作为核心单位，团结同乡在坞堡当中居住。
平时的农业生产则是以庄园作为基本单位，通过庄园来集中生产力和生产资源。
家族对于坞堡和庄园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维护作用，可以说没有家族的血缘纽带就没有坞堡和庄园。
在庄园经济盛行的前提之下，家族观念自然也就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北方面对少数民族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庄园经济的团结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少数民族政权有很多统治者希望在中原地区实行草原地区的生产制度，这样的经济政策是不符合时宜的。
中原地区的汉族门阀因为要反抗这样的经济政策，更需要团结力量对抗少数民族政权。
经济的需要和政治的保护，让两晋时期的家族观念得到了新的发展。
对于两晋时期家族观念的发展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说比较明显，从文化角度来说则是更深层次的内容。
汉族门阀代表了汉文化在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之下，要保持原本的文化传承就必须团结。
血缘是最稳定的纽带也是最值得信任的纽带，家族观念就在这复杂因素之下变成了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