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上海民警逮捕一老和尚，一个月后招供：李大钊是我害死的
世人皆知李大钊烈士是在北洋军阀张作霖的淫威下惨遭杀害，却不知在他身后整整25年，一个重要的凶手竟隐藏在上海的弄堂深处，以老和尚的身份过着平静的生活。
1952年的一个清晨，上海新成分局接到一封来自北京的密信。信中提到：在上海跑马厅附近，有一个自称＂了明禅师＂的算命先生，此人留着山羊胡，牙齿发黄，脖子上总是挂着一块刻有清帝头像的金表。而这个看似普通的算命先生，竟是当年参与杀害李大钊的要犯之一！
上海警方立即展开调查。一个月后，这位＂了明禅师＂终于道出惊人真相：他就是当年参与逮捕李大钊的北京警察厅侦缉处副处长雷恒成。可是，这位在革命胜利后隐姓埋名25年之久的凶手，为何会在此时突然坦白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又为何会在临刑前提出那个令人费解的请求？
一、北京警厅的致命陷阱
1927年初的北京城，寒风刺骨。张作霖掌控的北洋政府在这座古都里四处张贴告示，悬赏通缉＂共党分子＂。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每天都在为一件事焦头烂额：如何找到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的下落。
就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出现了。1月15日，一名叫李渤海的调查员匆匆跑进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吴郁文的办公室，带来了一个重要情报：李大钊就藏在东郊民巷的苏联大使馆西院。
这个消息来得实在是太及时了。此前的三.一八惨案让李大钊等共产党人遭到军阀的疯狂搜捕。为了保护革命力量，苏联同志将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安置在了东郊民巷的苏联使馆西院。这里原本是俄国兵营，如今成了革命者的避难所。
情报送到陈兴亚手中后，他立即向张作霖汇报。但事情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东郊民巷是租界，要进入抓人必须得到各国使馆的同意。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北洋军阀与各国使馆之间进行了反复交涉。
4月5日深夜，张作霖终于下达了密令。陈兴亚连夜召集吴郁文和雷恒成到警察厅，制定了一个周密的抓捕计划：将全部警力分成12个小组，分别由吴郁文、雷恒成和司法处长蒲志中指挥，从不同方向包围苏联使馆西院。
第二天凌晨，晨雾还未散去，京师警察厅的队伍就已经悄悄潜伏在东郊民巷周围。天色渐亮时，陈兴亚一声令下，早已等候多时的警察们立即行动起来。
他们先是封锁了苏联使馆西院周围的街道，然后分成三路突入院内。吴郁文带领的第一组负责搜查主楼，雷恒成带领的第二组负责搜查后院，蒲志中带领的第三组则在外围设防，防止有人逃脱。
就在这场突袭行动中，警察们在后院的一间小屋里发现了正在工作的李大钊。那天早上，李大钊正准备召开一次重要会议，讨论北方革命形势。他刚刚拿起钢笔准备写些什么，屋门就被撞开了。
＂不许动！＂雷恒成带着一队警察冲了进来。没等李大钊反应，几个警察就已经将他制服。与此同时，吴郁文带领的警察也在主楼里抓获了十几名中共党员。
这场精心策划的行动，从开始到结束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当天上午九点，北京城里就传开了一个震惊的消息：中共要员李大钊被捕了！
消息传到张作霖耳中，他立即下令：严加审讯！从此，李大钊被关进了京师警察厅专门设立的审讯室。而这个让李大钊落入法网的陷阱，正是由陈兴亚、吴郁文、雷恒成和蒲志中四人一手策划的。
这四个人里，雷恒成表现得最为积极。作为警察厅侦缉处副处长的他，不仅参与了抓捕行动的全过程，还亲自负责审讯李大钊。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个在抓捕李大钊时如此卖力的警察，25年后会在上海以一个老和尚的身份被揭开真面目...
二、四大凶手的罪恶勾当
李大钊被捕的消息传遍北京城后，张作霖立即在警察厅设立了专门的审讯组。陈兴亚亲自督办此案，而具体的审讯工作则由吴郁文和雷恒成负责。
在警察厅位于西单的一间审讯室里，吴郁文和雷恒成轮番对李大钊施以酷刑。他们使用了各种残酷的刑具：竹签、皮鞭、老虎凳，甚至还有一种专门用来对付政治犯的铁链。每天从早到晚，审讯室里都回荡着刑具击打的声音。
蒲志中作为司法处长，则负责编造各种莫须有的罪名。他拿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口供，要求李大钊签字认罪。这份口供上写满了＂阴谋颠覆政府＂、＂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
然而，面对凶手们的百般折磨，李大钊始终保持着坚定的革命意志。在整整二十三天的审讯中，他没有透露任何组织的秘密，也没有在任何一份口供上签字。
4月27日，张作霖看到审讯没有进展，勃然大怒。他当即下令：明天就处决李大钊！陈兴亚接到命令后，立即召集吴郁文、雷恒成和蒲志中，连夜准备处决事宜。
4月28日清晨，天还没亮，四个凶手就来到了监狱。陈兴亚手持张作霖的处决令，宣读了对李大钊的死刑判决。吴郁文则负责准备绞刑架，这是一件从西方引进的行刑工具，由精钢打造而成，有着复杂的机关结构。
雷恒成作为行刑负责人，亲自带领狱卒将李大钊押解到刑场。在押解的路上，他们经过了监狱的大院，院子里种着几棵老槐树，树上的新叶在晨风中轻轻摇曳。
当李大钊被带到绞刑架前时，蒲志中拿着最后一份认罪书走上前来，想要让李大钊在行刑前签字。李大钊看都没看那份认罪书，而是目视前方，大声说道：＂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明的未来！＂
雷恒成见状，立即示意行刑。随着一声令下，绞刑架的机关启动了。整整二十八分钟后，年仅三十九岁的李大钊同志，壮烈牺牲。
这场刑罚过后，四个凶手各有际遇。陈兴亚继续在张作霖政权下任职，后来逃到了上海；吴郁文则投靠了日本人，在伪政府中谋得一官半职；蒲志中则靠着家族的关系，隐姓埋名在北平城里过活。
至于雷恒成，他的经历最为曲折。在处决李大钊之后，他先是升任了警察厅的要职。但随着时局变迁，他开始了漫长的逃亡之路。谁能想到，二十五年后，这个手上沾满革命者鲜血的凶手，会以一个老和尚的身份在上海现身...
三、凶手潜逃与身份转换
处决李大钊之后，雷恒成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转变。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北洋政权土崩瓦解。作为张作霖政权的重要成员，雷恒成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
这一年的深秋，北平城里突然出现了一位名叫＂了明禅师＂的和尚。这位和尚自称来自五台山，每日在白塔寺念经打坐，偶尔也为信徒们诵经祈福。没人知道，这位看似虔诚的禅师，正是雷恒成的第一重身份转换。
白塔寺里的香客中，有一位老者格外引人注目。这位老者经常带着一块刻有清帝头像的金表来寺里上香。后来有人说，这块金表是当年雷恒成在任时，从宫中得来的赏赐。雷恒成将这块金表一直带在身边，用它来提醒自己曾经显赫的身份。
1931年，一场意外打破了雷恒成平静的生活。一个曾在警察厅共事的老同事无意中来到白塔寺烧香，差点认出了他的真实身份。这让雷恒成惊出一身冷汗，当晚就收拾行装，连夜离开了北平。
离开北平后，雷恒成辗转来到了台湾。在台湾期间，他改换了新的身份，自称姓赵名福安，是来自山东的商人。每天早上，他都会去龙山寺附近摆个摊位，为人算命看相。这时的雷恒成，已经留起了山羊胡子，看起来就像个普通的江湖术士。
然而，台湾的生活并不如雷恒成所愿。1947年冬天，一场突如其来的事件让他不得不再次逃离。当时，有人在龙山寺门口散发传单，内容是关于李大钊烈士的事迹。这让雷恒成惊慌失措，生怕自己的真实身份被人发现。
1948年8月的一天，上海的马立斯路来了一对老夫妻，他们在46号二楼租了一间房子。男的自称赵志安，是位算命先生；女的则是他的妻子，一位小脚老太太。从此，这对老夫妻过起了深居简出的生活。
赵志安每天都穿着一身旧布袍，在门口摆个简陋的摊位算命。他的脖子上始终挂着那块金表，看相时总是不经意地露出来，似乎是在向客人炫耀自己的来历不凡。而每当有人问起他的过去，赵志安总是含糊其辞，只说自己是从北方来的。
就这样，雷恒成在短短二十年间，经历了三次身份转换：从了明禅师到赵福安，再到赵志安。而那块刻有清帝头像的金表，却一直伴随着他，成为后来警方辨认他身份的重要线索...
四、追凶破案的关键线索
1952年6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收到了一封署名＂赵某＂的举报信。信中说道：＂在上海跑马厅附近，有一位自称了明禅师的算命先生，此人就是当年参与逮捕李大钊的北京警察厅侦缉处副处长雷恒成。＂
这封信引起了北京市公安局的高度重视。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和公安部长罗瑞卿立即作出批示：迅速查明此事。北京市公安局随即将这封信转给了上海市公安局新成分局。
新成分局局长马益三接到这封信后，立即召集了六股的股长王天杰。时值盛夏，马益三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台老式电扇，＂呼呼＂地转着。他把举报信递给王天杰，说：＂这事关系重大，要抓紧办理。＂
王天杰带着三名侦查员：鲁全发、夏咸俊和潘澄展开调查。三人先到了南京路派出所查阅户籍资料，发现在马立斯路46号二楼，确实住着一位姓赵的算命先生。
为了进一步确认此人的身份，鲁全发主动请缨，装扮成乡下阔商前去探查。那天早上，鲁全发特意穿上了一身灰色长衫，戴着一顶黑色铜盆帽，活脱脱一个有钱的乡绅模样。
当鲁全发敲开那扇斑驳的木门时，开门的是一位小脚老太太。屋内陈设简单，一张旧木桌上摆着几本破旧的算命书籍，墙上挂着一幅泛黄的山水画。这时，从里屋走出来一位身材瘦削的老者，正是自称赵志安的算命先生。
细心的鲁全发注意到，这位赵志安确实和举报信中描述的特征高度吻合：瘦长的脸庞、山羊胡子、发黄的牙齿。最关键的是，当鲁全发故意问起时间时，赵志安从衣襟里掏出了那块刻有清帝头像的金表。
三个关键特征：外貌、职业、金表，全部对上了！鲁全发立即向同事使了个眼色，三人迅速将赵志安控制住。在搜查过程中，他们还在屋内发现了一本1927年的《北京画报》，上面刊登着李大钊被捕的新闻，而这一页被人翻看了多次，已经有些破损。
当天下午，赵志安被带到了新成分局。起初，他对警方的询问始终保持沉默。但警方发现，每当提到那块金表时，赵志安的眼神就会变得异常闪烁。这块金表，成了突破赵志安心理防线的关键。
在随后的审讯中，专案组采取了新的策略。他们并不急于逼供，而是每天为赵志安提供良好的伙食，耐心地做思想工作。渐渐地，赵志安开始松动了。一个月后的一天清晨，他终于道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就是雷恒成。
原来，这块金表不仅是他身份的证明，更是他难以割舍的过去。正是这份对旧时代的留恋，让他即使改头换面，也始终带着这块金表。而这个习惯，最终成了他暴露身份的致命破绽...
五、最后的忏悔与请求
1952年深秋，雷恒成在上海市公安局新成分局的审讯室里，道出了他二十五年来隐藏的秘密。这间审讯室里摆放着一张普通的木桌，桌上放着一盏老式台灯，灯光下，雷恒成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清晰可见。
＂我，雷恒成，1927年担任北京警察厅侦缉处副处长时，确实参与了逮捕和处决李大钊同志的行动。＂他说这话时，声音有些颤抖，那块一直带在身边的金表静静地躺在审讯桌上。
接下来，雷恒成交代了他在1927年4月6日那个早晨的所作所为：如何带领警察破门而入，如何在苏联使馆西院搜查，以及如何亲手将李大钊押解到刑场。这些细节，他记得异常清楚。
但雷恒成的罪行远不止于此。在随后的审讯中，他又交代了另一个重要事实：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在日本人控制的华北地区担任过伪职。先后在宛平、清宛、滦县三地当过伪县长，后来又升任了真渤行政公署的署长。
就是在这段时期，雷恒成干下了更多伤天害理的勾当。他帮助日军搜刮民财，镇压抗日志士，甚至还参与了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破坏活动。这些罪行，让他在战后被国民党第29军以汉奸罪逮捕，判处死刑。但他在行刑前设法逃脱，这才有了后来的种种身份变换。
1952年12月17日，华东公安部部长兼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在雷恒成的案卷上作出了最后批示：同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份判决书上写明了雷恒成的三项重大罪行：杀害革命领袖李大钊、充当日伪政权官员、破坏抗日民主运动。
1957年4月26日，这个日子与李大钊牺牲的日期恰好只差两天。清晨，雷恒成被带到了上海市郊的一处刑场。此时的他已经七十多岁，满头白发，但身形依然瘦削。
就在行刑前的最后时刻，雷恒成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请求：＂请不要打我的脑袋。＂这个请求立即引起了在场人员的注意。按照当时的惯例，处决死刑犯通常是朝着后脑勺开枪，这样最为迅速。
但雷恒成坚持要求不打头部。他说：＂我罪该万死，但我只有这一个请求。＂考虑到人道主义原则，执行死刑的工作人员同意了他的要求。
就这样，在那个春天的清晨，雷恒成倒在了刑场上。这个曾经参与杀害李大钊的凶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没有说出为什么要提出这个特殊的请求。而那块见证了他一生罪恶的金表，被收归国有，成为了一件特殊的历史文物。
这位在革命胜利后隐姓埋名二十五年之久的逃犯，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历史和人民的审判。他的结局，印证了一个永恒的真理：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