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完成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国共两党，就有有关“合作”、“改编”的秘密的试探性接触了。1936年1月，国民党的驻苏武官邓文仪即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有所接触，还和中共代表潘汉年进行了实质性谈话。认为，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统归国民政府统管之后，共产党可以存在，或者全部并入中国国民党。当然，这和取消共产党是差不多的，更是要取消共产党存在的独立性。

对于此，共产党肯定不会答应，但陕北中共方面，虽说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但在毛泽东等领导下，也在微妙地调整着与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从“杀蒋抗日”、“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联蒋抗日”，再到最后的“拥蒋抗日”等口号的提出，说明陕北共产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与实践，在一步步向前推动着。

陕北方面，虽然一直和张、杨组建地方性质的“西北大联合”，但从来没有放弃与蒋介石中央的联系，他们通过宋庆龄等爱国人士，向国民党传递出合作抗日的愿望。国民党方面已经在“讨价还价”了。而西安事变的爆发，使得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下子明朗化了。

就在两党为合作抗日事宜艰难谈判之时，蒋介石于1936年3月26日，又向周恩来谈了一个“奇思妙想”，说：共产党不必和国民党合作，只要同他个人合作就可以了。蒋介石说，中共在这次政策改变后，与他永久合作，即使他死后，也不要分裂，免得因内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

蒋介石如此说，一是对国民党感到失望，甚至已经决定要放弃国民党，而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来代替之。二是抛开政党，让中共失去独立性，而屈尊于他个人的领导之下。三是他一贯玩弄的手法，说一套，做一套。蒋介石玩的不仅是偷换概念的伎俩，更是其内心一直要吞并共产党的初衷。对此，共产党、国民党双方，都不会同意的。

1937年6月4日，蒋介石又玩了个“新花样”，说是成立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让国民党、共产党高级人员都加入进去，以自己为领袖。两党一切活动，均应由“同盟会”做出决定，然后执行，其实质就是要把国共两党改为他的“同盟会”的一个执行机构。蒋介石甚至还说，等同盟会运转后，国共两党皆合并进来，还要以同盟会的名义，加入共产国际。

对此方案，个别共产党的高级人员，虽有“欣赏”之意，但以毛泽东为首的绝大多数共产党人，保持着清醒而高度的警惕。周恩来对蒋介石的回复是：不反对成立同盟会，但同盟会不得干涉国共两党的内部事务，两党均保留各组织之独立性及政治批评和讨论之自由权。坚决抵制其以“新组织”吞并中共的方案。国民党方面，以陈立夫等人为代表，同样反对蒋介石做出的损害国民党方面的利益。他们对这种以个人而取代党派的做法，同样予以抵制。

蒋介石对于国共谈判所有的拖延和吞并中共的妄想，随着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枪炮声而告一段落，国民党中央不得不做出决定，允许中共存在的合法化和独立性，并迅速改编了红军部队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但蒋介石要吞并、瓦解、消灭中共的阴谋，一天也没有停止过。1938年10月，他仍然高喊，要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合并全国所有的政党，甚至还说：“虽具有光荣悠久历史的国民党名义上亦可能取消。”

但延安方面，清醒得很，无论你如何巧舌如簧，我自岿然不动，保持中共的独立性，坚不可摧。于是，到了1939年4月的时候，蒋介石便又秘密下发了一个文件，就是臭名昭著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反映在军事上，便有了各根据地、游击区的“摩擦与反摩擦”斗争，直到1941年皖南事变的最终爆发而达到其反共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