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岛历史上，有这样一位极不务正业的传教士，他1899年来到青岛，在中国传教了20多年，但没发展出一个中国信众。

卫礼贤身为一个西方传教士，核心任务应该是把西方文化和宗教传到中国，但他又是办尊孔文社，又是办中国文学社，要把东方儒家文化立为正统之势，像儒教的传教士。传教士办学受到教会鼓励，但这位30岁的年轻传教士(1903年时），完全忘记了该在教会学校教什么，他除了装装门面上宗教课和德语课外，采取的是清政府钦定的高等学堂章程授课，他提出“有教无类，一视同仁”的办学理念，还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方针。这学校设在德国统治下的青岛，德国教员很少，大部分是中国清朝的秀才举人们，甚至学生也是本地人，这学校看起来更像是中国人办的。到后来，这位传教士甚至把名字都改成了中文，还取了字号。最为搞怪的是，他作为一个来自德国的传教士，接受了清政府赏给他的四品顶戴，成为青岛赫赫有名的洋大人。

如何来评价卫礼贤。若退回100年，在西方的评价体系里，这个年轻的牧师、传教士，就是一个不务正业者。但若纵观东西方文化交流史，卫礼贤是一个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是“两个世界的使者”，甚至说是一个世界公民。中国著名的新儒家张君励在其《世界公民卫礼贤》一文中说：“卫礼贤来到中国时，是一名神学家和传教士，他离开中国时,却成为孔子的信徒。”

他在学术方面的贡献是惊人的。他与他的中国儒学大家团队一起，把《老子》《庄子）《列子》等翻成了德文，特别是他翻译的《易经》，是在他深入掌握了《易经》所具有的文化源流与背景后，以信、达、雅的标准进行的翻译，成为至今西方公认的权威版本。

受《易经》的启发，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提出了他的重要创见共时性原则（Synchronicity）并将这种共时性原则作为其分析心理学发展的基石。因建立在共时性原则上的思维方式，在《易经》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从这种意义上讲，这些学术成就，源自这位传教士。

但是他所留下的成果却生生不息地开枝散叶。他的礼贤书院的本部，发展成了如今青岛的百年老校青岛第九中学，出了中科院工程院院士；礼贤女学后发展成了青岛七中；礼贤书院在1931年添设的高级工程科，是现在青岛理工大学的前身。受他影响的青岛人，超过百万人，他算是出了高水平了。

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德国同善会传教士，汉学家。1897年，青岛被德国强占时来华传教，办礼贤书院。辛亥革命后，在青岛组织尊孔文社，推逊清遗老劳乃宣主其事。1922年任德国驻华使馆文化顾问，著有《中国文化简史》（1929年）、《中国心灵》（1926年）、《实用中国常识》（1922年）、《中国的经济心理》（1930年）。他翻译的中国著作有《老子》《庄子》《易经》，可谓中学西传的一位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