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魏武定四年（546年）八月的一天，在东魏都城邺城外，一群人围在一堆打架的蚂蚁周围，看得津津有味。尽管正值秋收季节，东魏的百姓并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因为听说这些蚂蚁有着特殊的含义，纷纷前来围观。这些蚂蚁分为黄色和黑色两种，据占卜师解释，东魏军队的服饰和旗帜是黄色的，而西魏则是黑色的。因此，这两种蚂蚁分别代表了东魏和西魏的军队，哪一方的蚂蚁获胜，就意味着哪一方的军队会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令东魏人民惊讶的是，他们看到所有的黄色蚂蚁都被黑色蚂蚁咬死了！

在西魏府兵制度创建之际，东魏总结了历次洛阳战役的经验与教训。考虑到洛阳至潼关的道路极为险峻，东魏决定调整战略方向，选择从晋南方向进攻关中。然而，高欢并非唯一具备这一战略眼光的人。

西魏也意识到了晋南攻防的重要性，并且在高欢之前，在这一关键位置上建造了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玉壁城。

在详细叙述邙山之战后的玉壁大战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大统八年（542年）已经发生过的一次玉壁攻坚之战。

西魏大统八年（东魏兴和四年，542年），河桥之战的余烬尚未完全熄灭，刚被东魏晋封为渤海王的高欢，再次将征服的目光投向了关中地区。

经过河桥之战，双方陷入了短暂的军事对峙。总体而言，东魏在兵力上占据优势，但在地理上处于劣势。自从小关之战失利后，东魏暂时无法突破潼关一带的西魏防线。而西魏虽然在地利上占有优势，但兵力相对薄弱，尤其是河桥之战后元气大伤，短期内难以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然而，这种均势并未削弱高欢征服关中的雄心壮志。

兴和四年（542年）六月，高欢在邺城处理完一系列政务后返回晋阳，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调集重兵，随后从晋阳率军南下，目标直指汾、绛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时间里，高欢命令平阳太守封子绘在霍山以南，沿着旧千里径旁的山谷开凿了一条新的孔道。这条新孔道使得东魏军南下时无需再翻越崇山峻岭。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35年后，这条孔道却为北周军队南下提供了便利，这是高欢当时绝对无法预料到的结果。

汾、绛地区位于今山西南部的汾河谷地，北接太原盆地，南接晋陕交界的黄河渡口，是进攻关中的重要通道之一，也是最便捷、最短的路径。因此，东西两方都对这一战略要地志在必得。

高欢率领大军于九月出发，十月抵达绛州玉壁城（今山西稷山县城南）。东魏军惊讶地发现，原本畅通无阻的大路上，竟然出现了一座整饬一新的新城。

晋南地区，尤其是晋西南，对于西魏具有重大的军事意义，主要在于保护黄河渡口。晋西南有两个重要的渡口：一个是蒲津渡（今山西永济），另一个是龙门渡（今陕西韩城）。在这两个渡口中，蒲津渡更为便捷。

按照传统的军事思维，只要控制住这些渡口，东魏军队从晋阳出发后就难以顺利过河进攻关中。将黄河防线前移到玉壁城，主要是为了给蒲坂和龙门增加一道额外的防线。然而，在第一次玉壁之战爆发前，东西魏的高层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战略的价值。

真正理解并把握这一点的是新玉壁城的建设者——王思政。

王思政，祖籍太原祁县，是魏孝武帝的心腹，曾随驾西迁至关中。由于并非出自武川的旧部将领，他在关中的地位并不显赫。河桥之战后，他被任命为弘农郡守。

尽管身处低阶官职，但王思政具备卓越的战略眼光和实际操作能力。他并未因个人遭遇而消极怠惰，反而以一介郡守的身份，全面考虑了西魏在东北方向的防御布局。

河桥之战后，王思政敏锐地意识到，在东西魏形成均势的情况下，战略的关键点将集中在豫西和晋南两个区域。

特别是在晋南地区，西魏已经控制了蒲坂这一重要沿河据点，对黄河以北的防守策略发生了显著变化，不再像以前那样急于夺取渡口。虽然这种偏重防守的态度与西魏军事力量的不足有关，但王思政在这方面的洞察力远超常人。

玉壁城位于汾河南岸，城内外水源充足，即使被围困，也不必担心缺水问题。此外，该城建在台地上，地形优势明显。只要稍加修缮，这里就能成为易守难攻的坚固堡垒。这样一来，只需少量兵力即可固守城池，不仅能够有效抵御来自晋阳的进攻，还能作为据点逐步蚕食晋南地区，甚至威胁到东魏的重要基地晋阳。

这一战略构想得到了西魏高层的认可。大统七年（541年），即战争爆发前一年，王思政以弘农郡守的身份调任玉壁城，亲自督修城防。当高欢的大军气势汹汹地到来时，玉壁城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从外观看，玉壁城犹如一座建在高台上的巨大箱体。据史料记载，玉壁城周长约为4公里，因其坐落于台地之上，城墙显得比一般城堡更为雄伟。在冷兵器时代，这种地势险要的城堡对攻城方来说几乎是难以逾越的天堑。

高欢对此毫不在意，他指挥重兵将玉壁城团团围住。在初冬刺骨的寒风中，东魏军开始了艰难的攻城战役。

起初，东魏军可能并未完全意识到攻城的难度。从十月到十一月，东魏军奋战了45天，但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们使用了大量的攻城器械，简单的战斗记录也未提到东魏军采用了什么有效的战术。

可以推测，在这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东魏军主要依靠人力进行野蛮而笨拙的进攻。同样时间内，他们本可以打一场规模宏大的战役，但在玉壁城下，他们却寸步难行。

除了大量的人员伤亡，高欢一无所获。在这期间，他还派人劝降守将王思政，但王思政让其长史裴侠回信，语气坚定地拒绝了投降。

战局如此胶着，显然超出了高欢的预期。这并非东魏军战斗力下降，而是玉壁城的防御实在太坚固。随着天气逐渐变冷，汾河谷地飘起了大雪，部队因伤和疲劳而死伤人数不断增加，高欢的信心也开始动摇。

与此同时，关中的局势也逐渐明朗。起初，西魏军因畏惧高欢大军的声势而未及时出兵救援玉壁。但当看到玉壁城成功阻挡了东魏军的进攻后，宇文泰才率军从蒲坂出发，在汾河南岸蠢蠢欲动，试图北上解救玉壁之围。

西魏主力此时力量分散，于谨刚在夏州平定了当地的叛乱，而独孤信则远在岷州进行平叛。侯莫陈崇、李弼等将领在过去的一年里曾参与过对北方白额稽胡的征讨，但在此次作战的将领名单中并未出现他们的名字。

由此可以推测，宇文泰派出的援兵数量并不多。从王盟、尉迟纲等人担任主力的情况来看，这些援兵大概只是宇文泰的直系部队，兵力大约有一万余人。然而，这已经足够了。

东魏军面对西魏援军的到来，心理防线彻底崩溃，高欢下令全军撤退。这是高欢起兵以来首次在攻坚战中失败，其艰难程度给东魏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0多年后，北齐后主在晋州城下讨论攻坚战时，大臣高阿那肱心生退意，引用了玉壁之战的例子，说：“当年攻打玉壁时，援军一到，我们就撤退了。” 这足以说明此战的影响深远。

战后的评估显示，高欢在这场战役中表现得不尽如人意，主要原因在于战前对攻城难度的低估。然而，从整体战略角度来看，高欢的战役安排并没有大的错误。

《北齐书》中记载：“十月己亥，围西魏仪同三司王思政于玉壁城，欲以致敌，西师不敢出。”

这表明高欢的初衷是通过围困玉壁城来吸引西魏主力部队前来救援，围点打援，从而在汾河谷地与西魏主力进行决战。

然而，随着战局的发展，这场战役逐渐失去了其原本的打援意义，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单纯的攻城战。无论是从南面夺取蒲坂，还是从西面夺取龙门，玉壁城的战略位置都至关重要，因此高欢选择强攻也有其合理性。经过这一战，双方都深刻认识到坚固城防的重要性。

西魏方面迅速吸取了玉壁城的经验，将王思政调回弘农郡本部，并命令他全力修复已荒废数百年的函谷关城。弘农方向是东魏经豫西进攻关中的必经之路，由于此前双方对城防建设的忽视，弘农城在多次拉锯战中被反复争夺。

王思政主持对弘农城墙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同时完善了防御设施，开展了大规模的屯田活动，积累了大量的粮食储备。不久之后，弘农城不仅变得比玉璧更加坚固，还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塞。这一要塞的存在，为西魏的关中防线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支点，无论是东面的洛阳，还是西北方向的河北诸郡，都得到了有效的支援。在此后的30多年里，东魏和北齐的军队始终未能攻破这座坚城。

东魏方面，高欢在玉璧城的失利让他短期内不敢再轻举妄动。然而，对于一心想要消灭西魏的高欢来说，晋南和豫西这两条通道必须打通。

邙山之战后，东魏军队的推进被弘农这个综合性要塞所阻，无法继续西进。由于这条路线相对偏远，不如晋南便捷，高欢不得不面对现实，决定硬碰硬地强攻玉璧。

在武定四年（546年），即邙山之战后的三年，高欢再次集结重兵，从晋阳向南进发，直逼玉壁城，引发了历史上极为惨烈的第二次玉壁之战。为了更好地理解这场战役的背景，有必要回顾当时东西魏的国内形势。

在西魏方面，邙山之战之后，宇文泰更加注重内部力量的整合。由于西魏建国于地域狭小之地，在国力、政治和文化等方面远不及东魏。

因此，宇文泰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政策改革上，这些改革的核心纲领体现在苏绰所制定的《六条诏书》中。这六条分别为：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讼狱、均赋役。

尽管《六条诏书》没有具体列出详细的施政方案，但它为西魏和后来的北周奠定了总体的改革方向和政治理念。

其中，第三至第六条的核心目标十分明确，旨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选拔贤能之士、加强法律制度以及完善赋税和徭役制度，这些都是典型的强国策略。

然而，《六条诏书》的核心和独特之处在于前两条：治心和敦教化。这两条纲领的目标是按照儒家的传统政治理想来改革政治，通过加强官员和政府的建设，凝聚起一个以“天下大同”、“万众归心”为核心的文化内核。正是这些看似务虚的纲领，最终产生了深远且根本的影响。

北魏末年，政治动荡引发了文化的混乱，民心涣散，官员腐败，唯利是图，这进一步加剧了地方武装割据和政府功能的弱化。

为了应对这一局面，六条诏书应运而生，直击问题核心。这些诏书从治理根本入手，特别是在治心治身的指导下，提出了选拔贤良的纲领，与魏晋以来唯才是举的用人模式截然不同，将品德置于才能之上。这一举措无疑是北周政治清明、腐败得到有效遏制的根本原因。

在东魏方面，高欢始终推行以鲜卑为主的国策，强化本族的绝对统治权威。同时，高欢对河北豪强进行了有效的打击、排抑与吸收，取得了显著成效。邙山之战虽然激烈，但并未对东魏军队造成重大损失，因此东魏政令统一、军力上升的状态依然良好。

总体来看，玉壁之战是在双方国力均处于上升期的情况下展开的，这决定了战争的规模和烈度不会逊色于第一次玉壁之战。

在这次进攻作战中，高欢遇到了一位西魏的传奇将领——韦孝宽。韦孝宽出身于长安杜陵的大姓家族，在万俟丑奴发动关中之乱时，他就率领家乡的豪强参与战斗。孝武帝西迁后，他加入了宇文泰的麾下。

尽管韦孝宽是汉人，并且并非元魏旧臣，因此在爵位和实际职务上并未受到重用，长期担任郡守级别的职位，无法与独孤信、达奚武等著名将领相提并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能力可以被低估。

韦孝宽具备了一名杰出将领所需的所有素质。他目光远大，后来向周武帝呈上的平齐策略几乎精准地预示了北周灭齐的进程。他英勇善战，在北周末年的三方之乱中，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扭转了局势。韦孝宽机智灵活，能够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制定战术，与北齐的头号名将斛律光对抗而不落下风。他更是智谋过人，几乎将玉壁城打造成了北周的间谍基地。如果高欢能够多活二十年，当他面对这样一位实力超群的对手时，或许会重新考虑硬攻玉壁的决定。

关于双方的兵力，西魏守城一方的具体人数虽然不详，但可以通过一些旁证来推测。当时，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度尚在创建之中，府兵与乡兵的区别依然明显。

韦孝宽手中掌握的主要是乡兵。乡兵的规模通常在千人至万人之间。例如，镇守邵郡的高凉人杨标（今山西绛县），其统帅的乡兵从最初的2000人逐渐发展到鼎盛时期的万余人。因此，可以合理推测，已经在汾绛一带长期作战的韦孝宽，手下的兵力应该在万人以内。

相比之下，东魏方面的兵力则更为庞大。根据战后的一些统计数字，《北齐书·补帝纪第二》记载：“死者七万人。”

而《周书·韦孝宽传》提到：“伤及病死者占十四或十五。”

《北齐书·高欢纪》则记录了阵亡比例为十分之二三，这一数据可能有所隐瞒。综合这些信息，可以估计东魏军的兵力大约在15万人左右。

这场战斗显然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高欢凭借如此强大的兵力，自然信心十足。然而，出于全局考虑，尽管他有信心攻下玉壁，仍派遣侯景从东边的邵郡方向进行袭扰，以牵制西魏的兵力。

​在武定四年（546年）九月，东魏的主力大军抵达玉壁城下，连绵数十里的营寨显示了其强大的声势，使得远在长安的宇文泰感到极度恐慌。高欢的攻势不仅威胁到了玉壁，还迫使宇文泰必须考虑如何保护后方的关中大本营。

此时，西魏在晋南的防御体系已经比第一次玉壁之战时更为坚固，即使东魏能够攻克玉壁城，想要迅速推进并占领蒲津渡也极为困难。

玉壁以西的龙门地区防御较为薄弱，这是宇文泰最为担忧的地方。为此，宇文泰召来了擅长占卜的檀特，询问高欢是否会攻打龙门。檀特回答说：“狗岂能至龙门。”

由此可见，宇文泰的恐惧程度之深。当高欢的大军抵达玉壁城下后，立即展开了猛烈的进攻，这场南北朝时期最惨烈的攻城战就此拉开序幕。

为了防止再次重蹈第一次玉壁攻城战的覆辙，东魏军队在战前进行了周密的准备。首先，他们解决了高度差的问题。由于玉壁城墙较高，东魏军在城南和城北堆积了大量的土山，尤其是城北地势险峻，东魏军通过这些土山，使士兵能够在接近城墙的高度上进行攻击，大大减少了仰攻的危险性。

东魏军队建造土山的具体位置如今已无从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土山与城墙之间必然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如果距离过近，在建造过程中就会受到城墙上弓箭手的攻击。

尽管土山的高度与城墙齐平，但从土山上直接跃上城墙仍需借助工具，如云梯等。因此，历史记录中并未提到东魏士兵直接从土山上跳上城墙的情况。

由此可以推测，土山的主要功能是为了让东魏士兵能够站在与城墙同等的高度上，对城内进行弓箭压制射击。类似的情景在魏晋时期的其他战役中也有记载。例如，在官渡之战中，曹操的军队固守在坚固的营寨中，袁绍则“建高台，筑土山，向营寨射击，营中的士兵都用盾牌遮挡，非常恐惧。曹操于是使用发石车摧毁了袁绍的高台”。

面对东魏的攻势，西魏守军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玉壁城南原本有两座敌楼，为了争夺制高点，守将韦孝宽命令加高这两座敌楼，从而继续保持制高优势。这样一来，东魏的土山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作用。

此外，韦孝宽还派出部队出城袭击东魏的土山，成功夺回并彻底摧毁了这些土山，彻底消除了其制高威胁。

高欢命令手下向韦孝宽喊话：“即使你把楼建得再高，我也会攻破城池，取你性命。”

韦孝宽毫不动摇，派遣戴铁面具的士兵上城，以此展示守军坚不可摧的意志。东魏军中的神射手元盗多次射中这些铁面士兵的眼睛。

关于土山的具体形态，存在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土山实际上是紧贴城墙堆砌的登城坡道，东魏军可以沿着坡道直接登上城头。

然而，从历史记载来看，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可信。玉壁城周长8里，每面约2里，而西魏守军在城南加固的只有两个制高点。这两个敌楼显然无法覆盖长达2里的城墙正面。

这意味着，东魏军只需避开这两座敌楼，在其他墙段堆砌坡道，就能顺利登上城头。但现有的史料中并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观点，因此仍需存疑。

在堆砌土山的同时，高欢还试图切断城内的水源。由于玉壁城紧邻汾河，城中居民通常需要出城到汾河取水。

韦孝宽基本上采用了传统的防御策略来应对东魏的地道战。为了阻止东魏通过地道攻入城内，他在城四周挖掘了长长的壕沟，并安排士兵守卫在地道的入口处。当东魏士兵试图从地道口冲出时，守军会立即使用短兵器进行反击，有效地阻止了东魏的进攻。由于地道内部空间狭小，每次只能有一两个士兵能够有效战斗，后面的援军再多也只是白白送死。

面对这样的局面，东魏军选择在地道内与守军对峙，寻找机会再次出击。然而，守军也不敢贸然进入地道，因为那样会导致兵力无谓地消耗，反而有利于敌人。

为了解决这一僵局，西魏守军在地道口点燃了柴火，并使用皮囊（类似于古代烧炭或冶炼时使用的手动鼓风机）向地道内吹烟，迫使东魏军不得不撤退到地道外。

地道战失败后，东魏军转而使用攻城利器——攻车。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攻车主要有三种类型：撞击型、钩扯型和攀缘型。

撞击型攻车通常装有巨大的木柱，通过吊起并撞击城墙或城门，以破坏城防设施。钩扯型攻车则在车上安装立柱，顶端通过活动轴连接长杆，杆顶装有扒钩或巨斧，用于钩住并破坏城墙上的雉堞。攀缘型攻车则设计得非常高大，顶部设有飞楼，类似于梯子的结构，使士兵可以直接攀上城头。

根据史料记载，“城外又造攻车，车之所及，莫不摧毁。虽有排楯，莫之能抗。”东魏军主要使用的是撞击类的攻城车。将如此庞大笨重的器械从晋阳运到玉壁，可见高欢对此次进攻做了充分的准备。

面对这种重型冲车，仅凭蛮力无法抵挡。于是，守军韦孝宽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他命令士兵们缝制大面积的布，从城墙上垂下。具体方法虽然无从考证，但可能是用来遮挡东魏军的视线，或者用布来缓冲攻城车的撞击力。这一策略果然奏效，冲车的攻击被有效阻碍。

东魏军随即采取了新的对策，他们用长竿绑上火炬，试图烧毁这些布，并且试图点燃城楼。西魏军则用长钩绑上锋利的刀片，成功将这些长竿一一割断。

冲车和火攻再次失效后，东魏军转而采用地道战术，但这次不再是简单的肉搏进攻，而是高度技术化的土木作业。他们在城东面大规模挖掘地道，为了避免西魏军反向挖掘通风，地道一直挖到城墙底部，同时在地道中支撑木柱以防止坍塌。地道完成后，东魏军点燃木柱，导致地道塌陷，城墙也随之倒塌。

久攻不下的城墙终于出现了缺口，东魏军士气大振，如潮水般涌向缺口。凭借兵力上的绝对优势，东魏军只需进入城内，就意味着胜利的到来。

关键时刻，王思政时代留下的防守理念和韦孝宽的守城准备发挥了巨大作用。面对城墙的缺口，守军迅速作出反应，运来大木栅堵住缺口，并用砖木加固。东魏军虽然试图扩大缺口，但在狭小的空间内难以发挥兵力优势，多次进攻均未能突破。

战斗进行到这个阶段，双方都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尽管缺口并不大，但相比地道里的狭窄空间，它已经算是较为开阔的了。为什么十几万大军却始终无法攻进城内呢？问题出在东魏军的体力上。

​在这次战役中，东魏军在土工作业上耗费了大量人力。两次地道战，特别是第二次进攻时，他们挖掘了21条地道。此外，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汾河改道工程，这同样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在当时的原始技术条件下，如此规模的土工作业极大地消耗了东魏军的战斗力。因此，即使在玉壁城已经面临致命威胁的情况下，这支疲惫不堪的军队依然无法将形势上的优势转化为实际的胜利。

高欢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猛攻后，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然而，此时撤退已经不可能，无奈之下，他决定采取心理战的手段。

高欢派遣仓曹参军祖珽向韦孝宽喊话：“你们在玉壁城被困了这么久，关中一直没有援军的消息，为何还不投降！”

韦孝宽对这种小伎俩毫不在意，回答道：“玉壁城兵力充足，粮食储备丰富，守军士气高昂，而东魏军队却疲惫不堪，怎么可能在仅仅打了十几天甚至二十天之后就投降呢？”

实际上，祖珽的攻心术并非全无根据。自玉壁之战爆发以来，西魏的大本营关中地区始终没有动静。

回顾西魏大统十二年（东魏武定四年，546年）九月前后，除了凉州的宇文仲和叛乱之外，西魏并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或足以影响全局的政治事件。宇文仲和的叛乱早在五月就被独孤信、于谨等柱国级将领平定了。西魏完全有能力支援玉壁。

然而，关中方向却一直保持沉默。分析其中的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畏惧东魏的主力部队。邙山之战的惨败犹在眼前，刚刚吸收了汉人豪强力量的西魏新军，可能难以抵挡东魏多达15万的大军。二是对玉壁城的防守能力充满信心。

在第一次玉壁之战中，王思政坚守了40多天。经过韦孝宽的经营，此次作战完全有理由相信能够坚持更长的时间，这将给东魏军造成巨大的损失。如果过早出兵救援，反而可能落入东魏军围城打援的圈套。

虽然具体原因已无法考证，但无论韦孝宽心中作何打算，他仍在顽强地与东魏人进行心理战。

祖珽命人向城中射去悬赏书，书中写道：谁能斩杀城主投降，将被授予太尉之职，封为开国郡公，食邑万户，并赏赐万匹绸缎。

韦孝宽对此毫不动摇，他在悬赏书背面写道：“若有能斩杀高欢者，同样给予此等赏赐。”

随后，他将悬赏书原样射回东魏军营。这一幕不禁让人联想到宋金富平之战时张浚与娄室的相互悬赏，两者的手段如出一辙，只是韦孝宽的回应稍显严肃，缺乏娄室的幽默感。

情急之下，高欢命人将韦孝宽的侄子韦迁押至城下，威胁说如果韦孝宽不投降，就杀死韦迁。

然而，韦孝宽对此毫不在意，依然坚守城池。城中的士兵被韦孝宽舍家为国的气节所感动，士气愈发高昂。

无论是强攻还是心理战，都无法动摇韦孝宽的决心。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会知难而退，尽量减少损失。但高欢不同，他是一个充满信心和智慧的枭雄，一个率领大军意图消灭敌国的伟大统帅。在小小的玉壁城下受挫，对他而言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耻辱。

于是，高欢以枭雄特有的坚韧与果断，命令全军继续猛烈进攻。

东魏军队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艰苦战斗后，士气低落，身体疲惫，但他们依然被迫继续对玉壁城发起冲击，直到最终无力再战。此时，侯景在邵郡方向的攻势也遭遇了失败，西魏邵郡守将杨标率领部队反击，迫使侯景仓皇撤退。

为了防止杨标越境追击，东魏军沿途砍伐树木，设置了长达60里的障碍，才勉强阻止了西魏军的追击。种种迹象表明，第二次玉壁之战将以东魏的失败告终。

随着十一月的到来，北方的严寒天气进一步加剧了东魏军的困境。寒冷的气温和坚不可摧的玉壁城彻底摧毁了东魏军继续进攻的信心。经过50多天的苦战，东魏军的精神支柱开始崩溃。

高欢已经52岁，岁月无情地侵蚀着他的身体。玉壁城成为了他生命的终点。在极度的疲劳和绝望中，这位曾经令西魏人闻风丧胆的领袖旧病复发，最终像一个普通的老人一样，倒在了岁月的尘埃中。

高欢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和部队一样，已经无法再支撑下去。他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全军开始撤离。

全军上下一片哗然，关于主帅被西魏弓箭手射中的传言如同野火般迅速在军营中蔓延开来，军心愈加混乱，难以控制。

高欢无暇顾及这些流言蜚语，他下令将城下阵亡的七万士卒合葬于一座巨大的坟墓中，随后缓缓撤退。唯一的慰藉是，西魏军队并未敢出城追击。

关于第二次玉壁之战的时间，不同史书记载不同：

《周书·韦孝宽传》记载：“神武苦战六旬。”这里的“六旬”指的是大约60天的时间。

《魏书·孝静纪》中提到：“冬十月甲寅，萧衍派遣使者前来朝贡。齐献武王包围了宝炬的玉壁城。十一月壬午，撤军。”根据这些记载，围城时间约为28天。

《隋书》中的《天文志》和《五行志》也提到：“九月丁未，高祖（高欢）包围玉壁城，十一月撤军。”

《北齐书·补帝纪》记载：“九月，神武包围玉壁城挑战西军，十一月庚子，因病撤军。”

《周书·文帝纪》同样提到：“九月，齐神武包围玉壁城，苦战六旬。”

这些史料对高欢围攻玉壁城的时间有不同的记载，但大多数都集中在九月到十一月之间。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围城之战发生在九月丁未日至十一月庚子日，共计55天。

这一时间范围与《周书》和《北齐书》的记载基本一致。玉壁之战之后，东西魏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暂时告一段落，这场战役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在东西魏的争霸过程中，东魏凭借其地广人众的优势多次进攻地狭民贫的西魏。虽然东魏在多数战役中占据上风，但并未从中获得实际的利益。相反，西魏虽然屡次面临危机，却始终没有被彻底击败。这种现象可以从玉壁之战前后的历史事实中找到线索。

从政治角度来看，北魏中后期的政治矛盾主要表现为中央控制力的弱化，导致权力和利益分配的混乱。连绵不断的女主专政、六镇起义和官僚腐败，都是这一矛盾的具体体现。作为北魏法统的两个继承者，东魏和西魏在解决这些矛盾方面采取了不同的策略。相比之下，宇文泰在治理上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效，这使得西魏在东西对峙中逐渐占据了优势。

东魏的权力结构主要由高欢家族掌控，其他潜在的竞争者，如六镇勋贵和河北汉人豪强，都无法与之抗衡。高欢集团的这种一元化统治，不仅源于其自身的优势，也是政权发展壮大的常态。然而，在胡汉文化相互交融的时代背景下，高欢作为胡化汉人的身份，使得他的权力基础显得过于狭隘。

从北魏末期的多方利益共享，转变为高欢时代的单一统治，使得许多非六镇鲜卑的权贵和实力派被排除在中央决策之外，无法形成有效的合力。这种局面下，高欢虽然能够凭借个人权威维持稳定，但一旦他去世，这种平衡很容易被打破，导致内乱。

事实上，玉壁之战后不久发生的侯景叛乱，正是这一隐患的具体体现。高欢本人在其生前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让我们重新审视西魏。西魏实际上是一个由多个部族势力组成的股份制政权，著名的八大柱国（实际上掌握军队的是七个柱国）各自拥有自己的部族兵力，形成了七个拥有实权的“股东”。这种结构使得宇文泰无法像高欢那样实现绝对的一元化统治。

这七个柱国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他们的政治参与权与自身实力相匹配，从而在维护西魏的稳定与安全方面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

此外，随着中兴永式政策的实施，儒教思想逐渐成为关中的主导思想，无论是胡人还是汉人，都普遍崇尚儒家文化和文学。

这种文化氛围促使西魏的高级官员更加注重为官的操守。根据《周书》记载，在250个列传人物中，有60位官员被赞誉为良吏或廉洁，这一比例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这样的政治生态极大地缓解了西魏的官民矛盾。相比之下，东魏则完全继承了北魏贪污腐败的官场风气，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西魏能够在多次失败后依然屹立不倒。

​在文化层面，五胡乱华以来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胡汉文化相互交融的过程。前秦天王苻坚、北魏孝文帝元宏和西魏的实际控制者宇文泰，是这一时期推动胡族汉化的三位重要人物。虽然苻坚和元宏的影响广为人知，但宇文泰在推进汉化方面的贡献却往往被忽视。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隋唐继承的文化制度中最少的部分来自西魏北周，因此西魏北周的文化价值被低估。特别是陈寅恪先生对隋唐制度渊源的论述，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点。然而，从西魏建国以来的一系列政策来看，宇文泰实际上一直在积极推动汉化。

首先，在政治体制方面，虽然西魏在继承汉魏传统方面不及东魏和南梁，但宇文泰另辟蹊径，借鉴《周礼》的制度，巧妙地将关中的历史传统与现实相结合，从而在制度和文化传承上占据了新的高地。这不仅丰富了关中的文化土壤，也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在胡汉力量的平衡上，大统九年（543年）发布的征召关陇豪右的命令，标志着汉人在西魏北周政治中的地位逐渐提升。越来越多的汉人豪强开始进入帝国的核心利益圈，尽管宇文氏鲜卑贵族在核心利益上依然排斥汉人，但这并没有完全阻碍汉人的进步。相比之下，东魏采取的是扬胡抑汉的政治策略，而西魏则更加注重团结大多数人群，从而在社会稳定性上表现得更为出色。

综上所述，宇文泰在推动胡汉融合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他通过一系列创新性的政策，不仅促进了汉化的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西魏北周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军事方面，西魏与东魏各具优势。西魏占据的关陇地区拥有天然的地理优势，四面环山，河流险峻，这些自然屏障为其提供了坚实的防御基础。相比之下，东魏在人力资源上占据明显优势。东魏立国之初，就能组织起一支约20万人的庞大军队，这得益于关东地区肥沃的土地和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西魏则需要近30年的时间，才能组建同样规模的军队。

然而，这些只是客观条件。玉壁之战所揭示的，实际上是东西两魏如何利用自身的军事基础，发挥长处并弥补短板。

西魏首先充分利用了其地理优势。在东北方向，黄河构成了重要的防线，其中两个关键渡口分别是晋南的蒲津渡和晋西的龙门渡。沙苑之战后，宇文泰迅速越过蒲坂向北扩展，依靠河东地区的豪强敬氏兄弟攻占了晋南的多个城池，巩固了包括玉壁在内的汾河谷地以南的区域，甚至一度威胁到了晋南的重要城市平阳。

晋南地区土地肥沃，人口稠密，敬氏兄弟所裹挟的六县竟然有10余万户之多。《文献通考》记载：“当时因战乱不断，唯有河北几个大郡的人口多在千户以下，而新归附的郡县，最小的仅有二三十户，人口百余人。”

西魏能够获得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地区，无疑为巩固国防提供了巨大的人力支持。这一战略举措不仅增强了西魏的军事实力，也为后续的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西魏在国防前线的建设上表现出色。在大统年间，玉壁城、弘农城和荆州城这三座大型要塞相继完成重修，迅速成为各方向国防线上的重要支点，有效防止了东魏军队在边境作战失利后再次威胁到西魏的关中大本营，从而彻底改变了西魏立国初期国防线薄弱的局面。

第二次玉壁之战后，东魏和北齐的军队实际上再未越过晋南的黄河防线。相比之下，东魏和北齐的地形劣势明显，尤其是副都晋阳，作为军事重镇，其南北两侧的要塞建设非常薄弱，尤其在晋南方向更是如此。从平阳到晋阳，缺乏有效的防线体系，因此在北周第二次攻齐之战中，一旦平阳失守，整个晋南和晋中的防御迅速崩溃，导致晋阳迅速落入敌手。

可以说，东魏方面过于依赖兵力优势，忽视了国防线上要塞战术的重要性。即使在玉壁之战遭受惨败后，高欢及其继承者仍坚持传统的战略思维，对晋南要塞的建设几乎毫无投入。

直到北齐后期，斛律光开始在晋南与北周展开筑城竞赛，但这些战术层面的补救措施已无法弥补东魏和北齐在国防线上的重大失误。面对如玉壁这样的大型要塞，北齐只能望洋兴叹。

在具体的军事指挥方面，东魏军队高层的用兵风格与西魏截然不同。高欢自起兵以来，很少依赖奇谋，几乎都是采取正面硬碰硬的战术。即使是在以少胜多的韩陵之战中，胜利也主要归功于勇力。而西魏则倾向于通过硬攻来解决问题。

表面上看，东魏的这种打法似乎没有什么问题。高欢治军有方，组织效率高，对将领们拥有绝对的威望，同时国内的人力和经济资源也非常充足，因此东魏有足够的理由进行消耗战。

然而，人们往往忽略了这种打法背后的隐患。一味地强攻猛打，导致了巨大的军队伤亡和战斗力的严重损耗。特别是面对占据地理优势且善于在作战中总结经验的西魏军队时，东魏的损失更为惨重。

​具体到玉壁之战，从战术角度来看，面对一个易守难攻的坚城，进攻受挫后应该如何继续作战，是否值得牺牲大量士兵的生命去强行攻打，这些都是需要深思的问题。

从战役角度来看，进攻关中有多种路线可选，渡黄河并非只能选择蒲津渡，事实上，关中更担心的是龙门渡。从战略角度来看，东西魏之间的长期对峙中，玉壁城作为一个防守有余但进攻不足的要塞，应该如何合理利用，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如果这些问题由西魏的宇文泰来回答，相信他会给出与高欢那种死打硬拼截然不同的答案。

战后反思，作为进攻方，东魏在晋南地区拥有压倒性的兵力优势，完全可以通过分兵长期围困，必要时在平阳附近驻军提供支援。另一种策略则是封锁玉壁北向的通道，同时主力部队渡过龙门，从北部突入关中，使这座坚城沦为“马其诺防线”。然而，崇尚实力的东魏却选择了最直接但也是最低效的硬攻方式，导致在城下消耗了大量兵力，得不偿失。

此次战役的失利，不禁让人回想起536年，即西魏建国的第二年，高欢亲自率领1万名骑兵长途奔袭宇文泰的起家之地夏州。仅用4天时间，不生火做饭，疾驰600余里，连夜攻城，最终一举攻克夏州。这一行动不仅快速解除了宇文泰对灵州的围攻，还展现了高欢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堪称其军事生涯中的经典之作。

遗憾的是，这样的神来之笔并未转化为东魏的战略优势，此后东魏再未能重现如此精彩的奇谋与奇袭。这不仅是高欢个人军事指挥艺术上的遗憾，也是东魏国家整体战略上的巨大损失。

玉壁之战后，东西魏之间的军事平衡更加明显。东魏意识到短期内无法再对西魏发动大规模进攻，尤其是在高欢去世后，东魏内部的政治局势面临重大重组的风险，高欢的儿子们需要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稳定内部势力上。

相比之下，西魏则步入了全面发展的轨道。玉壁之战不仅巩固了西魏的国防防线，还为宇文泰下一步的战略规划奠定了基础。他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利用不断增长的国力，拓展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东魏孝静帝武定四年（546年）冬季，晋阳城内弥漫着一股肃杀之气。高欢刚刚从战场归来，便立即召见了世子高澄，而次子高洋则被留在邺城镇守。这一系列举动预示着即将有重大的政治变动，使得晋阳的功臣贵族们无不感到紧张。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高欢返回晋阳后，却长时间未公开露面。西魏得知此消息后，迅速在国内散布谣言，声称高欢在玉壁之战中被韦孝宽的强弩射中身亡。

在战败后的混乱局势下，谣言迅速蔓延。为了防止有人借机作乱，高欢强忍病痛，与晋阳的功臣大臣们会面。席间，他回忆起起兵以来的种种往事，想到自己即将离世，不禁悲从中来。大将斛律金起身跳舞，吟唱起《敕勒歌》，高欢也随声附和，泪流满面。

在这段时间里，高欢的病情已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他开始向高澄交代后事。

高欢见高澄面带忧色，便问道：“我已病入膏肓，你即将掌握大权，为何仍如此愁眉不展？”

高澄迟疑着没有回答。

高欢深知儿子的顾虑，于是说道：“我知道你在担心侯景。侯景在河南主政多年，早已骄横跋扈，有我在时他还有所忌惮，但对你，他绝不会甘心屈服。”

高欢多年来一直重用侯景，深知此人非池中之物，只是因爱其才而委以重任。平日里他心中有数却从不言明，如今临终之际，便将一切和盘托出，高欢对此并非毫无准备。

接下来，高欢对军中的人事进行了详细安排，特别嘱咐高澄：

“厍狄干和斛律金两位老将忠诚可靠，必定不会辜负你的信任；可朱浑元和刘丰从西魏远道而来投奔我们，也一定不会有二心；贺拔焉过儿和潘乐为人忠厚，是可以依赖的人；韩轨虽然性格粗鲁，但英勇善战，需要适当宽容对待；唯有彭乐，他的真心难以捉摸，必须多加提防。然而，以上这些人都不是侯景的对手。能够制衡侯景的，唯有慕容绍宗。我故意没有重用慕容绍宗，就是为了留给你。你掌权后，要多多优待他，这样才能赢得他的全力支持。”

在武定五年（547年）的正月初一，天空中出现了日食。高欢感叹道：“这日食难道预示着我的死期吗？即使如此，我也无憾了！”言外之意，上天最终认可了他作为一国之主的地位。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高欢向孝静帝呈上了最后一封奏书，内容大致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与汇报，但具体细节已无从考证。

自高欢起兵以来，他一直十分重视政治名分。起初，这是出于政治需要，但到了晚年，这种重视逐渐演变成他对完美的追求。

当年，孝武帝被迫西迁，高欢因此背上了“逼主”的恶名，西魏也借此对他进行了多年的嘲讽。为了洗刷这一污名，高欢后来对孝静帝表现出极度的忠诚，从不流露出任何不敬。在君臣共同参加的宴会上，高欢总是恭敬地伏地祝寿；当孝静帝举行法会时，高欢则手捧香炉步行跟随。这种举动赢得了朝野上下对孝静帝的尊重。

然而，高欢越是表现出对孝静帝的尊敬，就越能反映出他内心深处对皇帝之位的强烈渴望。这种渴望成为了他政治理想的核心部分。

然而，这一切都将随着他的离世而成为过去。数十年的东征西讨，换来的是广袤的疆土和显赫的权势，但在死亡面前，这些都显得微不足道。反而，那些平日里最不被重视的天象，成了他最后的慰藉。七天后，高欢去世，享年五十二岁。

高欢是南北朝末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之一。他以微弱的兵力起家，多次击败强大的敌人，在动荡的时代中建立了称雄一时的大国，功绩卓著。他气度恢宏，城府深沉，善于用人和驾驭人才，所用之人大多能忠诚于他。

高欢意志坚定，对事业有着极其强烈的担当，一旦认定目标便坚持不懈。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名字如同一个魔咒，始终笼罩在对手宇文泰的头上。

然而，高欢并非完美无缺。东魏时期的民族矛盾和政治腐败问题在他手中未能得到有效解决，这固然与社会长期积累的问题有关，但也反映出他在某些方面的决策失误。

高欢过于自信，明明知道硬攻难以短期内取胜，却依然连续发动大规模进攻，导致军力严重损耗。历史学家王夫之曾将高欢与曹操进行比较，认为高欢的凶恶和狡猾甚至超过了曹操。

客观来看，高欢在用人方面确实有其欺诈的一面，但这些只是小节。在对国家大势的判断上，高欢的视野和思维明显不及曹操。曹操在赤壁之战后意识到西、南两方难以迅速征服，因此不再动用国家级别的军队，这是作为一个合格统帅应有的自知之明，而高欢似乎缺乏这种认知。

如果高欢能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国内事务，彻底解决民族矛盾，妥善处理人事安排，使东魏保持强劲的上升势头，那么一个既大且强的国家将更有可能在三国对峙中取得优势。

东西魏之间的五次激烈战役以高欢的去世为终点。逝者已矣，生者的明天仍在继续，而新的斗争将在日出后展开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