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轶欧出生于北京一个中产家庭，早年曾在某重点中学读书，1926年，她受革命思想影响，主动申请加入共青团，自此开启了革命生涯。次年，她被派往上海某区委工作，“四一二政变”爆发后，她为了自保暂停一切工作，隐姓埋名蛰伏了几个月，直到当年年底，局势有所缓和之后这才重新复职。

1928年，曹轶欧进入中央特科任职，主管人事调度与组织活动，1933年，由于国民党进一步加剧了对共产党的迫害，上海的局势陡然变得紧张起来，中共中央察觉到大事不妙，于是便迅速搬离上海租界，转而前往中央苏区落脚。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安排曹轶欧等人前往北上苏联留学进修，进一步提升自身能力和素质。

四年后，抗战爆发，中共中央随即将曹轶欧召回延安，担任中央党校干部科科长，主管校内人事安排和排课工作。1942年，她又被委派到中共延安县委担任副书记，这让她积累了不少行政经验，为她将来身居高位打下了坚实基础。

建国后，曹轶欧短暂在山东省委待过一段时间，1954年，在丈夫康生的运作下，她进入中央直属部门任职，60年代初又转往理论研究办公室担任主任，该部门看似只是一个文职单位，并无实权，实则在党内拥有很强的影响力、号召力，是毛主席的重点关照对象。

彼时“左倾”思想在国内大行其道，并由此引发了很多阶级矛盾与群体矛盾，王稼祥等同志对此忧心忡忡，一再尝试予以纠正，以免节外生枝。但曹轶欧却对“左倾”持支持态度，并不断煽动对立情绪，唯恐天下不乱。果不其然，在1966年中旬，各种矛盾迎来了一个总爆发，国家瞬间乱做一团。

曹轶欧此时正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她迅速迎合形势，开始扯着“革命”的大旗大搞政治斗争，先后迫害了包括少奇同志、邓公在内的许多位老同志；除此之外，她还在清华、北大等多所高校开批斗会，鼓动尚且稚嫩的学生们反对、打压师长，这严重阻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打乱了我国既定的人才培养计划。

1967年中旬，曹轶欧的妹妹意外被卷入一场政治风波，受到了多方压力和批驳，她最终不堪重负，选择了服毒自杀。这本是一起意外事件，但曹轶欧却不依不饶，坚称自己的妹妹是被人害死的，要求北京市公安局给自己一个说法和交代。无奈之下，北京市公安局只能硬着头皮立案调查，白白酿成了一起冤假错案。康生去世之后，曹轶欧为了稳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选择投靠江青，甘愿做“四人帮”的爪牙、马前卒，犯下了数不清的错误和罪行。

时间来到1976年，华国锋同志和叶帅忍无可忍，于是便指派中央警卫团和卫戍区的部队发起了一场清剿“四人帮”的行动，一举抓获了江青、曹轶欧等人，结束了动荡。此时，曹轶欧竟还不知悔改，她在羁押期间，一再写材料为自己申辩，坚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这番说辞完全是避轻就重，有推脱之嫌，因此党中央并未予以采信。

时间来到1981年，曹轶欧的案件由公安部门移交给最高检办理，最高检认为曹是革命功臣，不能贸然施加刑罚，因此便退而求其次，只开除她的公职，将她“贬”为普通人。此后曹轶欧还一直享受着退休干部待遇，每个月都能领到一笔不菲的退休金，而且党中央还格外为她配备了保姆、秘书，照顾她的饮食起居。

值得一提的是，曹轶欧出狱后，还一直住在位于中南海的“部长楼”里，这其实是不符合相关规定的，中南海后勤部的同志几次前去和她交涉，让她搬出中南海，转往西单或者东城区居住，但她却宁死不从，坚持要霸占部长楼，寸步不让，后勤部也不敢贸然使用强制手段，只得听之任之，以求息事宁人。

更令人没想到的是，曹轶欧此时竟还想着给自己“翻案”，她四处托关系、递材料，不厌其烦的为自己“伸冤”。到了1988年，她因病住进了医院，这才稍微“消停”一些，不再四处走动。1989年，她因为病情恶化去世，家属随后为她举办了一个小型追悼会，仅有寥寥数人到场向她致哀，她的骨灰随后被安置在北京某革命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