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成荫

有人说生产队时期，孩子胖是饿出来的，是浮肿，属于营养不良，纯粹扯淡！

故乡有一个俗语：“粯子粥灌灌，养个胖罐。”饥饿年代，老家人以粯子粥度命，水烧开后，将调成糊的大麦粉或玉米粉倒入锅中搅拌均匀，烧开后小火熬几分钟，就成了粯子粥。挑上一小碗萝卜小菜，有了咸气，孩子们一口气能灌上两三海碗，灌得肚皮滚圆。上学上到第二节课，两泡尿一撒，早已饿的肚子咕咕叫了。晚上灌了粯子粥，半夜时一定要给孩子端尿，要不准会尿床。

我们庄上有个姓刘的人家，生了十三个孩子，全是儿子，号称“十三太保”，每年都要尿烂几副床板。

刘家十三个孩子相当于我家双倍的人口，那时生产队分粮食是按人分，年终分配是根据工分分，故粮食并不比人家少，还能将就填饱肚子。人家烧一锅粯子粥，他家要烧两锅，盛满两酵盆。到了吃饭时，那可热闹了，跟猪一样，全拥到灶房，像一群饿疯了的猪那样抢食，生怕吃不饱，生怕比别人少吃了。

刘家孩子最多，不过吃得最好，荤腥对他们来说不稀奇。老刘自幼练得一身好枪法，家里有一根猎枪，是自己制作的。只要出了门，他总能弄到几只野鸡、野兔，运气好还能熏到猪獾子。实在弄不到，麻雀总会打一堆回来，甚至田鸡、野狗、黄鼠狼、豹猫，反正出去了，不会空手回来。庄上人都说老刘是牛投的胎，白天上工，晚上提上那时唯一的家电——电筒出门。上工休息片刻，他把草帽往脸上一盖，倒到地上就打呼噜，睡得又香又甜。那个年代野生动物没有受保护，只要你打到，孩子就有肉吃。

老刘家虽然孩子多，每个孩子都养得白白净净、胖乎乎的。为了十三个孩子，他忙得起劲啊。

老家有句俗语叫“嘴泼生肥”，说的是什么都吃的孩子容易长肉。我堂哥家在庄上最穷，虽然只有五个孩子，但因堂嫂是个病秧子，挣的工分少，年终分配收入很低，故孩子的饮食就差多了。他家一天三顿几乎都是山芋干熬粯子粥或山芋屑子饭，孩子们似乎也知道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家庭里，从来不挑食，山芋干都盛到尖在碗上。不过，五个孩子给父母长脸，个个胖乎乎的，看样子没有挨过饿。

生产队时期，虽然农村不要肉票，但吃猪肉却很难，袋子里没钱啊。条件好的人家一个月可以吃到一两顿，差的人家三两个月闻不到肉香。刻骨铭心的是那一天放学，女儿到家时说：不知道谁家在煮肉，好香啊。妻子听到这话，青滴滴的眼泪流下来了。是啊，孩子一个多月没吃肉了。我从书桌抽屉里拿出皱皱巴巴的两张五毛钱，去公社食品站，哪知道肉卖光了。只得到煨猪头的地方，和人家打招呼，好说歹说，割了五毛钱槽头肉给了我。晚上放学回家，孩子们吃上肉了，开心得又蹦又跳。

那个年代，哪个做父母的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吃得好一些，奈何手长衣袖短。然而，那时的孩子很懂事，从小就知道体恤父母，从不挑食。

整个庄上唯一不缺肉吃的是老莫家，老莫叫莫盐。莫盐家生了七个女儿，号称“七仙女”。庄上人都说他家前世做了坏事，命里该断香火。莫盐在公社食品站给公家卖肉，孩子上学时，经堂在学校炫耀有肉吃。有几次，我在路上遇到他家的孩子，问中午吃的什么，孩子总是回答：我妈烧的肉。直到有一天，莫盐被公社民兵押走了，才知道他偷了食品站的猪肉。原来，他每天割二三两肥膘肉，用报纸包起来，放到口袋里，悄悄带回来炒出油，用来烧黄芽菜，故孩子说有肉吃。可怜的老莫工作丢了不说，脖子上还挂着“打倒偷窃犯”的牌子和那三两猪肉，低着头，站在大桥口晒了一整天。

那个年代实在没办法，为了孩子吃好，有多少父母做了不光彩的事情。

肉难吃到，豆腐却不缺。那时，生产队有个豆腐坊，吃豆腐不要花钱，用黄豆换。隔三差五换点回来，用老咸菜烧上一大盆，给孩子增加营养。有时，还讨点豆腐渣回来，加点盐，熬成小菜，用来搭粯子粥。

那时，孩子有没有零食吃？还真有。无非是桃酥和京枣，供销社的副食柜上有卖。不过，有钱的人家才买给孩子当零食吃没。没钱的人家也有零食给孩子吃，无非是爆米花或炒蚕豆。有人专门到农村来炸玉米花，一茶缸玉米能炸一簸箕，装进塑料袋里，留着孩子慢慢吃。

在那个年代，没有奶粉，母亲用母乳把孩子喂养到一岁左右断奶，遇到母乳不足时，急得焦头烂额。妻子生第三个孩子时，没有奶水，家里又没有大米熬米汤，此时正好自留地里的小麦已经灌浆。便拿上剪刀，剪了些麦穗回来，把嫩小麦搓揉出来，用磨芝麻油的磨子磨出浆子。锅里水烧开后，把小麦浆倒进去，搅匀，放点红糖，然后装在奶瓶里，给孩子吃。总以为老三会发育不良的，米汤都没吃过几回，谁料，生得高高大大，胖胖乎乎，在三个孩子中块头最大。

有人说，六七十年代孩子没肉食吃，骨瘦如柴，那也是扯淡。和尚一生吃素，为何个个方面大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