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初涌现出的众多反清革命团体中，光复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

它成立于1904年11月的上海，又因1912年春元老级人物陶成章遇刺事件而走向消亡；它没有统一的领导者，也没有统一的政治主张；他们中的大多数领导者在“坚决排满”和“消除特权”问题上动摇不定却又很少付诸实践，最终被湮没在近代历史长河中。

光复会创始人之一的蔡元培

当然，真正让光复会得以在推翻帝制的革命史书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始自1907年7月6日的安徽安庆起义，起义的领导者则是被孙中山称之为“丹心一点祭余肉，白骨三年死后香”的革命英烈徐锡麟。

徐锡麟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富裕家庭，因对传统科举取士制度的鄙夷而选择赴日游览考察，借以结识具有进步思想且志同道合的革命者。在此期间，他先后与陶成章、龚宝铨等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为一年后回国加入光复会埋下了伏笔。

相比于光复会首任会长蔡元培在“杀尽满人”和“满人必须放弃特权”上的矛盾心理，以及巾帼英雄秋瑾注重强调推翻清政府专制的决心却忽视共和政权创建的狭隘观点，徐锡麟的革命目标显得清晰且坚定，即：推翻满清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家。

影视作品中的徐锡麟（右）与秋瑾（左）

基于这样充满前瞻意义的明确主张，徐锡麟在投身革命后迈出的每一步都显得有条不紊。

1905年春，徐锡麟以新创立的“体育会”学生体操实习为名，将筹款购买的50支步枪和2万余发子弹集中于校舍之中，伺机为小股力量的革命党人“劫富济贫”式筹措军费行动提供便利。

事后，徐锡麟与陶成章和龚宝铨等人客观分析了当前的紧张不利态势后，决定避其锋芒，暂缓局部小规模行动。此外，三人商定由徐锡麟继续以设立大通学堂的名义一边培养日后革命队伍中的生力军，一面接收并储藏更多的枪支弹药于内，充当革命起义“大本营”的角色。

加入光复会后的徐锡麟

创办学校培养人才的模式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并没有太多值得可圈可点之处，但在110多年前的晚清时期，这却是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的革命党人最具前瞻性的一项举措。

要知道，革命领袖孙中山是在近代革命熔炉中千锤百炼并逐步看清了军阀混战本质后才决定全力筹建黄埔军校以培养革命人才，而这已是距此19年后的事情了。

可见徐锡麟在革命道路上表现出的务实性和前瞻性，早已走在了同时代诸多仁人志士的前列了。

在陶成章看来，仅仅做好这些准备工作还不够，要想真正促成一场有把握的起义行动，必须要深入了解敌人并设法在专制政权内部掌握必要的主动权。换句话说，内外结合、双管齐下才是确保革命起义最终胜利的关键。

影视作品中的徐锡麟

凭借殷实的家境和早年结交江湖豪杰建立的朋友圈，徐锡麟在付出3000两白银的代价后，通过其远房表叔、原湖南巡抚俞廉三的推荐和运作下，成功成为清政府官派赴日考察学习的后备军事干部。原本可以借此机会报考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直属的中国留学生预科军事学校——东京振武学校的他，因双眼近视的生理缺陷和缺乏必要的军事理论基础，最终与学校失之交臂，同时失去了进入日本陆军联队见习的机会。

无论就个人成长阅历还是革命催化进程而言，这都称得上是当事人徐锡麟的一段历史遗憾，但也正是这样一种看似不完美的遗憾，将他的人生轨迹意外与另一位敌对阵营中的重要人物，时任安徽巡抚的恩铭紧密联结在一起。

恩铭，全名于库里·恩铭，是晚清时期满族队伍里屈指可数的“旗人担当”，抛开所处的政治立场和阵营来看，他称得上是一位力主推行新政改革、专注新式教育振兴的实干派官员。

时任安徽巡抚的恩铭

基于对推行新政的积极主动性以及同俞廉三之间的师生情谊，外加徐锡麟自身进步思想和才干的加持，让恩铭这位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没有理由不去重用这位归国后分配到自己身边的年轻人。

有了恩铭的关照提携，徐锡麟先后担任安庆陆军小学堂会办、安徽巡警学堂会办兼安徽巡警处会办等要职，期待已久的举义条件似乎已经具备并成熟了。

徐锡麟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备起义行动计划。具体来讲，计划分为“两步走”：

第一步，以三个月为期限，先通过巡警学堂的专业性和便利性突击训练出一个班左右的学生，而后将其分配到各个军警机关发展和扩大革命力量。这种以点带面的兵运工作模式，与日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在国民革命军中推行的党代表制度和政治部制度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异曲同工之妙。

安徽巡警学堂旧址

尽管徐锡麟的这次实践尝试最终草草收场，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本人在筹划安庆起义行动时展现出的前瞻性和战略性眼光，对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都有着极为现实的指导价值。

第二步，同时开展第二个班次的学生训练工作，并在其毕业典礼之际向恩铭等出席活动的所有官吏尽数发难，造成一种群龙无首的局面，继而控制地方军政核心，最后通过振臂一呼来集聚更多的革命力量。

以往付诸实践的革命党人，或是以形单影只的暗杀行动，或是以暗杀和兵力悬殊下作战相结合的起义方式来对抗和消灭专制反动力量，最终效果多事倍功半。相比之下，凭借身份地位上的特殊便利以营造“擒贼先擒王”有利起义局面的徐锡麟，则显得目光更加长远。

客观地讲，徐锡麟只要抓住学生军力量协同一致和起义计划严格保密这两个关键点，实现最终的起义目标还是大有希望的，可问题偏偏就出在敏感又关键的后者身上。

安庆起义纪念馆展示内容

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在审讯上海侦探捕捉的革命党人叶仰高时得知了安庆的革命党人将采取起义行动的企图。所幸的是，变节的叶仰高也仅知道徐锡麟姓徐以及暗号信息等，其他内容一无所知。

收到密报的恩铭出于信任请徐锡麟前来商讨处理意见，亲眼目睹电报内容的徐锡麟意识到：起义计划极有可能遭到泄漏，必须提前进行起义行动。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1907年7月6日，这是徐锡麟为第一期巡警学员毕业典礼精心挑选的日子，也注定了这是在近代民主革命历史进程中一个“碧血横飞”的日子。

安庆起义浮雕展示

徐锡麟或许早已预料到这次临时仓促举义的结局，或者说他早已做好了从容坦然面对的心理准备，但对恩铭而言，他或许至死都不曾想到会因一次公开出席的典礼活动而命丧黄泉，不曾想到这样的结果会发生在自己治理有方的安徽境内，更不曾想到一心了结自己生命的人竟是自己知遇有加的徐道台。

最终，在徐锡麟的陪同下缓步走向礼堂的恩铭，被凭空飞来的炸弹所惊吓，慌乱之中又被徐锡麟和另一位光复会成员陈伯平连射数枪，当天即不治身亡；而此前争取到新军中部分官兵起义的徐锡麟，在对内无军械弹药，对外无增援之兵的不利形势下浴血激战，最终在5个小时的对峙后与学生兵们悉数被俘。

当代理巡抚冯煦充满不解的问及徐锡麟为何要对一个对自己恩重如山的人行此谋害之事时，徐锡麟慷慨陈词：“恩铭待我很好，这只是个人私恩，而我杀恩铭是排满公理。”

接替恩铭出任安徽巡抚的冯煦

随后，他近乎声嘶力竭般反复地大声疾呼：“为国，为民，为苍生！”

徐锡麟英勇就义了，他以一种极为惨烈之死而彪炳中国近代史册，也造就了昙花一现的光复会反清革命斗争中最光辉绚烂的一幕。

“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他以自己的行动践行了多年前在诗作《出塞》中表达的这种革命初衷。

位于安徽安庆的徐锡麟铜像

尽管安庆起义是一场让人伴有遗憾和心痛的历史记忆，但作为领导者和参与者的徐锡麟背后所折射出的战略眼光和前瞻举措无一不在向那个时代的革命党人们诉说着最切实可行的救国主张，这种前瞻性，大概如歌曲《愚公移山》中所写的那般：

“无路难呀开路更难，所以后来人为你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