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军夺获亳北之后，开始向亳东进发，沿涡河北岸向东南进军，与苏添福、张乐行等股捻军激烈争夺亳东据点。

经过数月激战，最终将张乐行擒获。此后，苗沛霖率练军与捻军勾结叛清，围攻蒙城等处。僧格林沁率蒙古等部马队官兵将其歼灭，一度动摇了捻军的军心，给捻军的发展造成极大困境。

庐庙和邢大庄（今安徽芦庙镇一带）是亳北捻首李延彦的主要根据地。九月，僧格林沁由夏邑移军商丘之黄仲集，向庐庙进军。

李延彦率军奋力抵抗，数次与僧军激战。僧军兵分两路，僧格林沁亲率蒙古马队攻打庐庙，甚多，庐庙捻首唐承悰等出圩投诚。

国瑞、舒通额则向邢大庄进发，双方激战长达半月之久，马队官兵破其数卡，舒通额、恒龄斩捻首张守玉，收抚丁圩，国瑞诱斩捻首李延彦。

后僧格林沁转攻孙老庄，翼长承先、苏克金拥兵攻入，擒斩捻首孙彩澜等，庐庙、邢大庄均被僧军夺回。十一月初，亳北捻军的据点全部被僧格林沁占领，“亳北肃清，亳东捻首宋喜元等亦杀贼归正”。

至此，僧军进攻雉河集的北面通道已打通。同治元年（1862）初，张乐行与太平军陈玉成、苗练苗沛霖联合发动颍州（今安徽阜阳市境）围攻战，后苗沛霖叛变投清，颍州围攻战失败，张乐行退回雉河集，陈玉成坐困泸州，苗沛霖将其擒获。

僧格林沁进驻豫皖边界，夺获亳北各据点。此时的张乐行孤立无援，僧军一路沿涡河南下，向张乐行发起猛攻，欲一举将其歼灭。

九月十三日，僧格林沁率马队官兵进攻亳东刘集（今安徽五河县境）地方，捻首苏添福活动于此。

僧军利用炮轰、火攻等战术将捻军逼出，前捻军首领宋喜沅率军追击，蒙古马队官兵赶到，趁势拥入寨内，攻下刘集地方。此时藏于刘集以南观音庙处的捻军闻风撤走，僧格林沁马队疾驰十余里追击。

捻军于蒋集一带迎战，蒙古马队奋力冲击，捻军不敌，退入蒋集（今河南蒋集镇）内。张乐行部由庙集（今安徽庙集村）来援，舒通额率马队官兵将其击退，军威大振，捻军纷纷来降，亳州东南涡河两岸各圩寨，“每日俱有来营投诚者”。

涡河南岸的韩楼（今安徽涡阳县西）、北岸的马村桥（今安徽马桥乡一带）、邓楼（今安徽邓楼村）、张庄（今安徽张庄）等地先后被僧格林沁夺回，捻军丢失亳东据点，队伍内部出现了分裂，刘老渊率众与张乐行汇合后，余部投诚，“该逆蹿后，其党徐登喜等率众来降”，张乐行部坐困雉河集。

二月初一日，僧格林沁命舒通额、苏克金、国瑞、富明阿率领蒙古等部马队官兵前往尹家湾（今湖北尹家湾村），挖掘沟壕，围筑栅栏，欲断刘老渊部捻军退路。捻军趁僧军布置未齐，蜂拥而出，为官兵击退后，向西南退走。张乐行部亦倾巢而出，但经马队官兵围攻，仅“以五千人保于尹家湾”，被重重包围。捻军殊死搏斗，张乐行率众逃奔，舒通额督马队追袭“毙贼千余名”。

二月初三日，僧军马队追奔至淝河北岸，张乐行部马步三千虽列仗备战，但由于根据地被毁，且连日奔逃甚为疲乏，面对僧军的进攻已无心抵抗，“我军呐喊冲去，旋即四散逃走”。

此战僧军共击毙捻军两千余名，生擒捻首数名，张乐行率残兵逃走，向李勤邦求援，后被诱至英翰处，交僧营马队押回。清廷封赏的此战有功人员内，外藩蒙古马队官员亦有多人在列，“赏台吉克兴额、诺林丕勒双眼花翎，章京那木萨赉扎布公衔”。

苗沛霖以办团练起家，曾参加捻军起义，后投诚于胜保。胜保因捻军不利被革职，苗沛霖部归袁甲三管带。

咸丰十年（1860）十一月，其因私人恩怨，围攻寿州城（今安徽寿县）。同治元年（1862）三月颍州之役，疑故意放走张乐行，种种表现令清廷上下对苗沛霖的“忠心”产生了怀疑，对其或“剿”或“抚”，各大臣多有分歧。

湘军首领曾国藩、李续宜等力主征讨苗沛霖。此在曾国藩回复袁午桥（袁甲三）的信中可窥一二：“苗练一事，弟与官、李（李续宜）、彭诸帅，皆主剿而不主抚。”

而僧格林沁则主张将苗练收抚，以之助攻捻军。在曾国藩给吴仲宣的回信中有提到：“僧邸之意，盖欲驾驭苗练而矜全之”。

为表忠心，苗沛霖于同治元年（1862）四月将太平军首领陈玉成擒获，此举使得曾国藩和李续宜的态度也有所转变。

在清廷上下决计收抚之后，苗沛霖转而骄心日胜，多次制造矛盾，离间僧军和湘军。曾国藩在给袁甲三的回信中提到：“蒋（蒋之纯）部勇夫出外樵采，动被苗党掳杀，时时挑衅，实觉逼处太甚”，可见曾国藩的气愤。

“抚苗”政策好景不长，清廷不再能满足其胃口后，苗沛霖又一次起兵造反。同治二年（1863）三月中旬，苗沛霖自怀远渡过淮河，兵分五路，进攻寿州、蒙城、凤阳（今安徽凤阳县）、临淮（今安徽临淮关镇）、五河（今安徽五河县）等地，安徽北部又一次陷入危机。

此时僧格林沁马队被山东宋景诗部所牵制，无暇顾及苗沛霖部反军，曾国藩部亦没能来援：“弊处别无余力堪以来临（临淮）相助”，安徽各地官员只能被动防守。

七月，苗沛霖率部进攻蒙城，守将英翰拼死抵抗，四处求援。正值僧格林沁部佐领讷莫津带领马队追击山东逃捻到达宿州（今安徽宿城）一带，此批马队被征调配合英翰部勇练“梭巡龙山雉河一带，遇贼即击”。

但此批马队官兵仅五百名，苗练与捻军勾结，人数众多，而援军则略显单薄。曾国藩写信给僧格林沁，望其能前赴蒙城支援，苗沛霖攻打蒙城数月无果。

十月中旬，山东事态得以控制，僧格林沁急速驰往安徽蒙城支援，派翼长舒通额带马队两千名赴蒙城附近，配合陈国瑞营游击李坤等“夺贼一营，悍贼四五百名”。

僧格林沁率马队赶到，双方集结于蒙城城下，马队官兵全线进攻，苗沛霖孤立无援，很快败下阵来，后被部下所杀，该处捻众亦被荡平，只有少数逃走。

张乐行、苗沛霖部覆没后，各路捻军纷纷汇合，收集残留余部联合作战，同治三年（1864）正月，皖捻王庭幹与苗沛霖余部苗天庆、陈老洋、李大喜等统众四万，侵扰唐县（湖北唐县镇）一带。

二月，李大喜向襄阳（今湖北襄阳市）进攻，占据双沟（今安徽双沟镇）、黄龙垱（今湖北黄龙镇）、公羊峪（今湖北峪山镇）诸要隘，一路势如破竹，连败湖北守兵。

三月，捻首张宗禹等部“自浙川、内乡东下，与大喜遇，合队寇枣阳”。四月，僧格林沁带兵驻扎于唐县镇（今湖北唐县镇），探闻张宗禹等捻军潜伏于城南一带，遂令舒通额、成保各带马队官兵由东面进攻，恒龄、托伦布各带马队官兵渡过府河由西面进攻，河北宜昌镇总兵官杨朝林带步队由北面进攻，三面夹击包抄，“毙贼数百名，落河淹毙者千余名”。

僧格林沁复带马队官兵，于山路崎岖间，复追击逃捻十余里，共歼灭捻军二千余人。初五日，该部捻军至随州一带，驻扎于汊河以东，“僧格林沁率精骑突至，围击之，”马队左右包抄，步队正面冲击，枪箭环施，捻军溃逃，前后被歼五千余名，生擒数百名。

此战僧军亦有伤亡，蒙古马队方面，即有昭乌达盟佐领三丕勒阵亡。七月，僧格林沁大军北来麻城，搜追余捻，捻军复败退至蕲州（今湖北蕲春县）。

僧军继续追击，于松子关大败捻军，“直至山东境，湖北肃清”。僧格林沁一军连获胜仗，使得清廷对东三盟蒙古马队的战斗力愈加青睐，专门降旨嘉奖，为示鼓励，决定发给僧格林沁军中外藩蒙古马队官兵一万两，由僧格林沁粮台支给。

清廷还特别强调要将该圣旨的内容翻译成蒙古语，向僧格林沁军营蒙古官兵宣读，足见清廷对东三盟马队的重视。僧格林沁念麾下归化城土默特蒙古官兵亦甚为出力，故又将此项赏银与其一同均分，以示体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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