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毛主席作为代表出席了会议。

大会有一项流程是，要求每一名参加会议的代表填写自己的入党介绍人，但唯独毛主席自己没有填，而根据毛主席后来描述，他自己是没有入党介绍人的，因为他是党的创始人。

图|三十年代在清华大学任教时的张申府

中国共产党建立是在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以后，但在此之前，全国各地已经陆续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根据党史资料记载，长沙共产党早起组织建立于1920年初冬，毛主席在七大上回忆起这一段经历时曾说：

“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在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

所以毛主席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

同样，周总理的入党时间也比建党时间要早几个月，但他其实是有入党介绍人的，而介绍周总理入党的，是当时以蔡元培秘书名义在法国深造的张申府、刘清扬夫妇。

不过，这件事情在相当一段时间，并不为人所知。

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在全国政协工作过的张复先生有幸曾去拜访过当时已经年过九旬的张申府。

值得一提的是，张申府在八十年代连续当选为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建国后，张申府的工作一度成问题，后来还是周总理拍板决定，让他到了北京图书馆当了一名研究员。

张申府人生的后30年，基本上都是在孤寂清冷中度过。

如果把时间往前推几十年，回到那个如火如荼的革命年代，张申府也曾有过意气风发，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的创始人，张申府是一个绕不开的人。

张申府1893年出生，家里是富农出身，父亲和伯父都中国晚清进士，出生于这样家庭的张申府，自幼接受的也是最传统的私塾教育，因此张申府本人具有很深厚的古文功底。

因为家庭条件本身很优越，张申府自然容易接触到西方的思想，1914年张申府考入北大后，先后在哲学系、数学系学习，并对罗素的自由和平学说产生了兴趣，一直到建国初年，张申府还有幸见了罗素一面。

应该说，张申府的一生，深受罗素影响，这一点从他后来的经历不难看出。

1917年，张申府以助教的名义留在北大工作，并经同学郭晓峰，结识了在北大担任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因陈独秀时常到李大钊处，所以张申府也与陈独秀逐渐熟识。

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时，工作十分忙碌，所以张申府也曾去帮过忙，后来在李大钊不在的时候，张申府曾代理过北大图书馆主任一职。

毛主席是1918年到北大，负责为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筹募费用，在图书馆工作过一段时间，并与张申府结识，一直到建国后，章士钊同毛主席聊起张申府的情况，毛主席还都笑称：

“张申府，那曾是我的顶头上司。”

张申府为人严厉的风格，给毛主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后来毛主席还几次对人说起，张申府后来还回忆：

"那是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我属下工作，解放之后，他到处说'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因为他忘不了我有一次要他重新再填写一叠图书卡片。”

图|青年时期的毛主席

1920年初，陈独秀、李大钊两人约定在北京、上海进行活动，筹建党的早期组织，这是党史上特别有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典故。

张申府也是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下，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筹建党的早期组织，是张申府数次南下，同陈独秀商谈，然后又返回北京，同李大钊一起建立了北京的早期党组织。

1920年8月，陈独秀甚至在给张申府的信中这样写道：

“北京只有你和李大钊可以谈建党的问题。”

简单一句话，足以看出张申府的分量。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创建了北京早期党组织，当时两人商定，准备发展党员，第一个找到的是刘清扬（张申府的妻子，天津学生运动和觉悟社的领袖），但刘清扬当时并没有同意，于是李大钊、张申府发展了张国焘入党。

当然，这其中纠葛颇多，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查阅相关资料。

图|陈独秀、李大钊

张申府于同年年底前往法国。

张申府去法国，是受蔡元培、李石曾推荐，到法国里昂大学中国学院教授逻辑学去的，里昂大学中国学院是专门为赴法勤工俭学的学子创办的。也就是在张申府离开前，李大钊、陈独秀分别委托他，到了法国以后继续发展党员，并建立党的组织。

1921年初，张申府先是介绍刘清扬入党，后来他们夫妇又一同介绍了周恩来入党。同年春，张申府与刘清扬在法国成婚。

张申府与周恩来，是在妻子刘清扬介绍下认识的，刘清扬与周恩来都是天津学生运动的领袖，也是觉悟社的领导成员，据张申府回忆：

“周恩来是1920年12月到的法国。”

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章程，中国共产党 早期发展成员的手续也各不同，张申府记得，当时履行的入党手续是，先由他一人同周恩来谈话，确定入党后，由他写信向陈独秀报告。

图|1923年，张申府在德国柏林和刘清扬（左二）、周恩来（左三）、赵光宸（左四）合影

不久之后，上海早期党组织成员赵世炎、陈公培经陈独秀介绍也来到了巴黎，他们两人同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共同成立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

从此开始，张申府成为了周恩来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

1962年，周恩来在《论知识分子》一文中，还回忆起当年入党时的经历：

“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

不仅如此，张申府还是朱德与孙炳文的入党介绍人。

1922年8月，当时还是滇军名将的朱德与老友孙炳文一同赴德国，两人在国内是已经深受共产主义熏陶，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在德国柏林，碰到了张申府夫妇以及周恩来。

那时，张申府因支持留法学生抗议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吴稚辉拒绝接受勤工俭学的学生而辞去了教授，与刘清扬、周恩来一同到了德国，在张申府的介绍下，朱德实现了多年的入党心愿。

图|1922年，张申府（坐右二）在德国柏林与蒋梦麟（坐右三）、傅斯年（立右四）等合影

张申府那时对朱德印象非常好，时隔多年后仍回忆：

“在德国期间，我和周恩来一同介绍朱德入党。朱德要求入党时，是我和他谈的话。当时朱德在国内已是颇有名气的将军，但他不远万里来到柏林追求进步，为人非常谦虚诚恳……”

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到发展，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

尽管大多数人始终保持坚定的意志，可最终还是有人没能走下来。

张申府显然是其中之一。

1924年，张申府经莫斯科回国，并在北京见到了李大钊，李大钊当时建议他去广州，因为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大革命运动如火如荼，正是缺人手的时候，张申府接纳李大钊的意见南下广州，并在上海见了陈独秀一面。陈独秀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国共合作的情况与国内革命的形势。

这年2月，张申府抵达广州，作为第一个从欧洲留学回国的“左派”学生，张申府受到了当时国民党要人的热烈欢迎。

图|黄埔军校

张申府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筹备建立黄埔军校，并担任蒋介石的德文翻译。张申府经莫斯科回国时，就与当时正在苏联考察的蒋介石有过一面之缘，那时蒋介石得知张申府在欧洲时的活动，对他还很客气。

1924年5月，孙中山任命张申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当时的政治部主任是戴季陶。

这段经历让张申府一直到晚年仍然津津乐道：

“那时我在广州身兼四职：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是孙中山任命的；广州大学教授和图书馆馆长；还给蒋介石当德语翻译。”

张申府不仅参与了黄埔军校的创建，还负责了黄埔一期学生的口试、笔试、监考以及阅卷工作。

不过话又说回来，黄埔军校在建立之初，一度不大重视政治工作。

戴季陶当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也仅仅只有一个月的功夫就辞职，据后来人分析，戴季陶当时之所以辞职，是因为同蒋介石关系亲密，当时有人反对两人都在军校工作，为了保住蒋介石的校长职务，戴季陶选择了辞职。

张申府代理了一段时间政治部主任。

不久之后，邵元冲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位孙中山机要秘书出身的人，没有丝毫政治工作经验，一个三民主义信徒，上台讲课居然大谈孔孟之道，不仅是学生，就连学校的教官对他也没好感。

图|廖仲恺

廖仲恺那时建议张申府，不如从国外留学生中推荐几个有才的回来，张申府写了一个15人的名单，他把周恩来列在第一个。

原本负责国民党驻欧支部工作的周恩来因此奉调回国，并于1924年秋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到黄埔军校后，给军校的风气带来很大的改观，他也成为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最出名的一个。

不过，因为张申府很看不惯蒋介石的做事风格，1924年6月，张申府辞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职务。

然而也就是在几个月后，张申府就宣布了退党。

八十年代，张申府与张复在聊起这段经历时，先是迟疑然后又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

“那是1925年1月党的四大时，大家为一个问题发生争执，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也不服气他们。我说，同意我的观点我就留下来，不同意我就滚蛋，最后我一甩手走了。”

图|蒋介石

1925年1月11日，党的四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周恩来等20多名党员代表出席了会议，代表全国994名党员。

尽管当时大革命运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但中国共产党参与革命、领导革命的经验毕竟不够，所以国共双方的合作始终存在冲突，更为关键的是，当时一部分国民党右派攻讦中国共产党，甚至污蔑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共产党”。

张申府那时在黄埔军校工作，常与蒋介石在一起，他对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的“真实面目”有着更为清晰的了解，于是他在党的四大上反对同国民党结盟，并与张太雷、蔡和森产生了争执。

尽管那时不少人都赞同张申府主张，但因无法说服大多数人，张申府一怒之下选择了退党。周恩来再三劝说，最终仍无济于事。

时隔多年后，张申府谈及当年争执时仍然这样讲：

“但蔡和森说我幼稚可笑。我今天仍然记得他的说话。我当时怒不可遏，走出会场。周恩来在大堂过道截住我，跟我说他赞同我的观点，但请求我不要脱离党。以后几个月在北京，赵世炎设法改变我的主意，但我不为所动。这是我的脾性：宁折不弯……这或者是我的缺点。”

张申府退党后，以教书和翻译著述为生。

张申府晚年回忆自己生平最后悔的两件事，第一件就是1925年他声明退出了自己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

可终其一生，他没有在回到过党组织。

图|与罗隆基、沈钧儒讨论政题（中为张申府）

关于张申府退党的经过，许多资料中其实并没有详细的记载，一直到许多年以后，其女儿张燕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才对记者提到具体的经过，并且她认为：

“以父亲跟蒋介石共事的经历，他已经预感到蒋介石不可靠，曾说蒋介石是一个刚愎自用之人，不可共事，这可能也是他退党的原因。”

不过，从后来事实的发展来看，果然如张申府所预见的那样，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张申府的妻子刘清扬那时也因为怀孕，为保证自身安全，迫于无奈选择退党。

张申府后来还参与过邓演达组织的“第三党”，该党后来成为农工党的前身。

图|1978年，张申府与夫人关素文、女儿张燕妮在院子里合影

抗战爆发后，张申府与妻子刘清扬积极投身抗战，并且还发起建立民主同盟，并担任了民盟中常委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1948年10月23日，张申府在《观察》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呼吁和平》，要知道当时解放战争已接近尾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已经日暮穷途，他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很不合时宜，民盟总部在香港重开后（解放战争爆发后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宣布开除曾是创始人的张申府的盟籍。

这是张申府生平感到最后悔的第二件事。

文章写出来以后，当时已经进入东北解放区，并准备参加新政协的妻子刘清扬当即在报上登出“离婚启示”，表示要与张申府一刀两断。

多年后，张申府为此曾有过辩解，自己这篇文章其实早就写了出来，只是到1948年10月23日这天才发表在杂志上，因为他当时在北平教书，不知道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用哲学思想指引人生的人，往往看问题能够很长远，但对眼下的政治局势判断就要糊涂的多。”

这句话对张申府确实是极为精准的评价。

图|周总理

也因为这个行为，张申府注定自己后半生要在凄冷中渡过。

不过，让张申府欣慰的是，老友周恩来并没有忘记自己。

抗战时期，张申府与周恩来之间书信往来始终不曾中断过，甚至一直到许多年后，他还保存着两人往来的书信，因为生活工作均出现困难，周恩来也曾数次接济他，帮助他渡过难关。

建国后，张申府的工作也成了问题，生活陷入困顿，是周恩来拍板决定，安排他在北京图书馆当了研究员。

张申府晚年还兴致勃勃的谈论，1958年在香山碧云寺举行的孙中山诞辰纪念会上，他与周恩来见了一面，周恩来知道他长期研究罗素哲学，还对他说了罗素即将来中国的消息。

“周总理没有忘记我。”

图|1975年，张申府在家中读书时留影

张申府回忆自己见到周总理的最后一次：

“我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1973年章士钊的追悼会，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好说话，他托罗青长过来问候我。”

总而言之，张申府有过他波澜壮阔的经历，但晚年相对平淡，尽管受到过不少打击，但自始至终没有受到太大的压力，他很感激周总理，总是在他最艰难的时候出手帮助他，不仅给了他一份工作，还给他专门安排了住处，让他得以安享晚年。

随着年龄增长，张申府晚年并不爱出门，来往的人中也就只有梁漱溟等一两个老熟人。

一直到1986年，张申府去世，享年93岁。

图|张申府（中）

享有如此高寿的张申府，他认为自己其实不大懂得什么养生之道：

“我不大锻炼身体，就是公园也很少去。我最大的嗜好是读书，每天还要看6份报纸。要说养生之道，我看就是凡事要豁达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