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蓬安：康恩贝销售费用两年涨123% ，都用于何处了？

对于营业成本占营收比例大幅下降的问题，康恩贝回复称，主要系公司处置医药商业资产导致的经营模式及业务结构变化，以及“两票制”政策性因素影响有关，具有合理性。营业成本大幅下降，而销售费用两年上涨123%，去年高达34.22亿元。那么，康恩贝的销售费究竟花在了哪些地方？（6月20日《长江日报》）

药品生产企业销售费用占比高，这是行业“潜规则”。《步长制药销售费用82亿研发5亿 产品问题频发多次行贿》一文曾披露，步长制药2017年销售费82.87亿元，销售费用率59.77%，处在销售费用率第四高的位置，研发费用5.52亿元，销售费用是是研发费用的15倍。2013年至2017年的销售费用率均值高达57%。

此前有媒体报道，2017年，有11家上市医药企业的销售费用超过10亿元人民币。在同花顺数据统计中发现，有53家医药企业的销售费用占比超过了30%，有8家甚至超过了50%。其中，海特生物、舒泰神、龙津药业的销售费用占比超过了60%。

相比较以上企业，康恩贝销售费用占比也是突飞猛进。该文披露，2016年至2018年，康恩贝分别实现营业收入60.20亿元、52.94亿元、67.87亿元，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大幅增长，分别为25.53%、43.14%、50.42%。

不可思议的是，记者将受“两票制”政策性因素影响导致销售费用占比高定性为“具有合理性”。什么叫“两票制”？所谓的“两票制”，是指药品从药厂卖到一级经销商开一次发票，经销商卖到医院再开一次发票，以替代此前常见的七票、八票，减少流通环节的层层盘剥，并且每个品种的一级经销商不得超过2个。

那么，推行“两票制”后，药品生产企业的销售费用缘何大增？主要原因就是“灰色支出”没有办法分散列支了。此前，药品从生产企业到医院，都要故意多设置几个环节，为的是层层加价、层层分摊行贿等“灰色”费用。但自2017年全面推行药品购销“两票制”后，行贿费用就只能由生产企业和独家销售企业两个公司分摊了。专司药品流通的医药公司，账面上列支的销售费用，占比当然不能过大，这就逼得药品生产企业也要列支更多的销售费用，导致销售费用占比及增长速度均达到惊人的地步。

我对中国药品市场有个基本判断，靠行贿开拓市场的药企应该在99%左右，剩下的1%，我希望康恩贝是其中之一。一年前，我在《药企销售费用高企, 行贿占比究竟几何?》一文中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药品一般不需要多少研发，只需两大法宝：一是非处方药广告狂轰滥炸；二是处方药全程贿赂。

我此前还写道：中国没有真正的药品市场，中国药品市场仅仅是“权力与金钱苟合”后，被用于盘剥国人财富，甚至是既谋财又害命的一种交易场。

因为这么高的销售费用被用于“公关”，多数是用于行贿官员、医生，从而导致药价一路狂涨不止。仅注意到央视报道的药价虚高案例就有：芦笋片价格虚高1300%，恩丹西酮价格虚高2000%，克林霉素价格虚高2100%，奈福泮价格虚高6600%，葡醛酸钠注射液价格虚高9137%，骨瓜提取物注射液价格虚高105倍。

康恩贝的销售费究竟花在了哪些地方？该文介绍，康恩贝销售费中市场费和差旅通讯费占据大头，分别达18.29亿和6.03亿，占53.45%和17.62%。市场费中学术推广费占比最大，为8.82亿元。事实上，分析人士认为，学术推广费一直是医药企业商业贿赂的高发地。

如果康恩贝属于不行贿的那1%，我也有一点不理解。那就是药品销售多数是接受省、市级集中采购，贵公司销售人员多达3858名究竟何用？按照年销售收入67.87亿元计算，每个销售人员的年均销售额还不到176万。如果扣除集中采购部分，人均销售额与人均开支差旅费通讯费15.63万就极不相称了。

昨天，《财政部查账77家药企效应显现 个别药企业务休克了》一文写道，有个别企业出现了业务的一个奇特的现象，一批经销商、代理推广商开的发票暂缓，企业有部分费用不敢兑付，不敢拨款。开票的不敢开，收票的不敢收。

财政部查账的还没进驻，企业缘何反应如此强烈？就因为这些费用主要用于“非法”了。我想，目前药品生产企业账面上过高的销售费用，仅仅是被“两票制”逼出来的，随后一旦强推“一票制”，这个数据还会大大增加，一定会增加到令反腐人员“惊掉大牙”的地步。

对药品生产、流通企业最坏的消息，也是对患者最好的消息是，一旦反腐机构开展涉药、涉医专项反腐，一大批涉药（医）官员、药企老总、医药代表、医生行贿受贿罪名即使获得豁免，此前获得的非法收入肯定需要上交国库，如果这些钱被纳入医保基金，再加上药品市场经过整治后的医疗成本会大幅度下降，全民免费医疗的钱也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