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终于有了自己的小窝
上马列学院前我去中央医院作了一次妇科手术，切除了一个鸡蛋大的瘤子，同时也切除了痔疮。手术后两处伤口都痛，腰也痛。痛得我直咬牙，苦不堪言。出院前，医生又花了一个多小时，把我已经严重化脓的断牙牙根拔了出来。这就算是把这几年因动荡不定而老出毛病的身体初步地“全面检修”了一下。这种“全面检修”既需要医院的条件，又需要时间和金钱，更需要宁静的心绪，过去是完全做不到的，这一切只有回到自己的“家”—延安，才有可能一一具备。
我十六岁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到如今再一次迈进校门，其间相隔了十多年，我已经不习惯坐下来读书了，主要是脑子静不下来，也动不起来。一捧起书本，没看两页不是想睡觉就是心猿意马、思想开小差。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样学比行军打仗还艰难。尽管如此，我却很努力。书读了一遍，获得些印象，两遍学到些皮毛。反复读，反复揣摩，反复思考，做摘录，写笔记，慢慢就有了心得体会，有了收获补益。
三个月后，这一情况才有改变。这时，读书也读出些兴趣了，静得下心坐得住，自然也不打磕睡了。
马列学院绝大多数同学与学院工作人员都住在山上的窑洞里。后来我搬到山下住平房，我们小房间共有四人:朱琏、郭明秋、王季青和我。平房里有一大间是上大课的，说是课堂，却只有一个小讲台，一块小黑板，没有桌子椅子，一律要自己带坐的，在膝盖上作笔记。于是，有的一截木头，有的一方木板，有的一块砖头，有的则席地而坐，讲究些的带个小凳子。这就是我们有时兼作礼堂的教室。
过去我在别处总听人说延安生活很苦。到了马列学院，实际体验之后，倒觉得延安的生活比我们在上海时要好得多。在上海天天与我们作伴的是酸菜和开水泡饭，就这么还经常吃不饱。延安虽吃小米，且壳子多，口感不好，拉嗓子眼儿，但管饱。这很重要。道理明摆着:吃饱肚子比什么都好;菜也不错，不是白菜，就是土豆，没有断过顿，量又多。当然，井冈山时期也比不过延安，那时南瓜都不易吃上呢I
其实延安的群众很少种菜，也不大会种菜。可是大路菜，例如萝卜、白菜、土豆、红枣都还容易买到，就是猪肉、鸡蛋之类也并不缺，还便宜。一斤猪肉就两角钱。延安人有个习惯，不吃“猪下水”，因此猪的肝、心、肺、肠、肚就尤其价贱。
开始那一阵，每逢星期日我总是到彭儒、陈正人那里吃猪肉囊子(即肚皮肉)，我们用装饼干的洋铁盒或搪瓷盆当砂锅，每次都煮三四斤，大家吃个饱。后来陶铸来了，家里便常炖猪肉红枣，请同志们一起来打牙祭，有时还去集上吃一顿“三不沾”。
再后来，毛主席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延安军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我们开出荒地，种瓜、种豆、种菜、种粮食，自己养猪，自己磨豆腐。集体伙食就更好了，尤其从一九四二年起我在延安党校一部，几乎餐餐有肉，馒头、包子、水饺也常吃，小米经过再加工也基本不见壳子了。我们还纺线、织毛衣、缝衣裤，真正做到了丰衣足食。陕甘宁边区也更加巩固了。
记得大生产运动中就已经引进了一些“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机制:纺线、缝衣、打毛线都给点手工钱;地里劳动，完成上级任务后，剩下的产品可以留给自己或送人，也允许上市出售，所以劳力好的和手巧的，手里的钱就多一些。
总之，在延安，不但有安全感，而且精神生活乃至物质生活都是很富足的。作为来自国统区的地下工作者，我对延安的体验可能是与众不同的。
陶铸于一九四O年五月初也由鄂中经重庆来到延安，我们筑起了自己的小窝。不久我便怀孕了，反应很厉害，吃什么吐什么，连蛔虫、胆汁都吐了出来。医生确诊是怀孕后，陶铸很高兴，整天乐呵呵的。由于反应太厉害，只好卧床休息，马列学院的学业便不得不搁下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决定调我担任中央妇委秘书长，据说这是蔡畅大姐提议的。中央妇委书记是王明，副书记是蔡畅大姐。我在妇委只工作了四个月，后来因生孩子便离开了。
在此期间有几件事印象较深。第一件事:马上跌下，脑震荡。
西北局妇联离中央妇委有二十多里，我因肚子大了，行路不便，往往是骑马来去的。有一次从西北局妇联参加她们的会议回来，骑马到马列学院附近已是晚饭后了，一些战士在割过谷子的地里打篮球，正好一个球飞来砸在马头上，马惊得两只前脚朝天把身子竖了起来，一下就把我摔到地上了。那时我已怀孕七个多月，我想这下完了，胎儿肯定保不住了。不料这孩子命大，竟一点事儿没有。倒是我自己跌下，头撞在石头般坚硬的冰地上造成了脑震荡，晕晕乎乎躺了二十多天才下炕。
第二件事:王明的宪政大辩论。王明的“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是一切服从国民党。他认为国共两党今后应当搞议会制，共产党的参政权应当通过议会辩论、议会选举来争取。为此，他在女大校址(王明是女大校长)搞了一次宪政辩论。
在临时搭起的一个台子上，辩论双方分坐两边。以马列学院的一女同志为组长的四人被指定代表反方国民党一方，宣传国民党如何爱国爱民。以我为组长的另外四人被指定代表正方共产党一方，宣传共产党怎样爱国为民。辩论会开始，由双方组长主讲，组员可以插话和补充。反方能说会道，她把国民党吹得天花乱坠，简直捧上了天;我则处处用事实驳斥，说明为什么共产党比国民党好。反方突然说:“你们是卖瓜的夸瓜甜，你们的宣传是黄婆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呢!”台下立刻哄堂大笑起来，好像听到了什么妙语一般。
这种戏剧性的议会斗争演习，这种不加引导、放任自流的所谓辩论，热闹固然热闹，实则弊多利少，这反映了王明错误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女大与马列学院等院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一共有一千多人参加了这场辩论会，其负面影响不可谓不大。
第三件事:王明出口伤人。我过去没有专门做过妇女工作，更没有在中央领导机关做过妇女工作，所以刚到中央妇委时不知从何人手，自然也没多少主见，只是王明他们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也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事，有一天王明站在窑洞院子里，见我也在(我与他是邻居，共一个院子)，便无来由地骂了句:“笨猪!”又骂了句:“讨厌!”接着自言自语道:“有的人比猪还蠢，真讨厌!”说完，就气冲冲地进了窑洞。很明显，这是骂我。因为他的窑洞没有旁人，而院子里也只有我。他平时看见我总是不理不睬，这会儿又这样出言不逊，真把我搞惜了。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呢?只好按下火，隐忍不发。考虑到大概王明不满意我的工作，而且自己也快临产了，我便提出了调动要求。
产后大出血几乎丧命
一天夜里，睡到半夜，忽然感到枕头上有些湿糊糊的，点灯一看，全是血。原来是嘴唇破裂了，鲜血直往外冒。陶铸赶紧用湿毛巾把出血的地方按住，一会儿不出血了，但一不小心稍稍碰一下，鲜血又滋出来，只好到医院缝了四针。我算算预产期就要到了，就干脆住进了医院。
那天早晨五点，我感到腹痛，开始出血，八点多医生让我上了产床，可是直到十二点仍没有动静，医生就吃饭去了，产房里只有一个护士值班。
快到一点了，腹内突然生出一股力量，逼得我不自觉地往下使劲，忍也忍不住，几下子小孩就蹦了出来，护士慌忙用手接没接住，“咚”一声，小孩掉进了产床下面的铁盆里，这就是今天的陶斯亮。
孩子生下来了，但医生去吃饭还没有回来，我在产床上躺了一个小时，才被人抬进病房。
病房也在窑洞里，这个窑洞还住了一个女同志，刚分娩两天。我被抬进病房后就再没有人来管我了，而我却开始大出血。想请医生来，又不好意思让刚分娩的病友去，这个时候我真希望医生能碰巧来一下，哪怕进来一个护士也好呀，可始终等不到。直到我感觉快虚脱了，才告诉对面床上的同志，她立刻起来，看我脸色苍白，马上去叫来了医生，此时我已失去知觉了。
事后知道，医生一来就接连打了两支止血针，又把床脚垫得很高，使头朝下、脚朝上，两个护士轮流用冷毛巾贴敷肚子，折腾了一天一夜，才止住血，恢复了平躺。医生告诉我，我至少失血两千CC,血已经透过油布、棉垫、草褥子一直流到地上了。医生说止血针是外面买来的，仅有这么两针，都用上了。我估计，如果没有这两针，那天我大约就一命呜呼了。
从我住院到出院，陶铸很少来看我。忙，是主要原因，但来看看的时间还是有的。以前总以为我与他是天造地设最美满的一对。但住在医院，眼见其他人的丈夫每星期都来几次，每次来回都要步行几十里，我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陶铸为什么不来呢?就连我大出血，医院通知了他，他也只来了不到一小时便走了。
多次盼望多次落空后，我便很失望了。什么最美满的一对，那只是我的一种美梦。我戳穿了自己的美梦，心情反倒平静些了。
孩子出生后十六天我便出院回家住了，其实回家也是我自己照顾自己。
我们住的是山上的窑洞，带着婴儿很不方便。厕所距窑洞一里远，也在山上，坡陡路窄，不小心就会滚下山去。厕所里又很不安全，粪坑丈把深，上面只有两块木板，一脚踩空，后果不堪设想。山上没水，要到山下挑，还好有一位公务员帮忙。其他公务员抽去烧炭了，他一人帮好几个干部家挑水也十分辛苦，我不忍再叫他帮我做别的。所以月子里煮的、洗的，甚至下山打饭都是我自己干。
小孩的事很多，换尿布、洗尿布、喂奶、喂水，麻烦得很，我终日都在忙，一天不能睡几个小时。陶铸对这些都不关心，白天上班，晚上回来也不大帮忙。最让我生气的是星期天，他整天在李富春、陈云那里不回来，有时要到半夜才到家，其实也没什么正经八百的事，就是玩，摆龙门阵。我难过极了，感情降到了冰点以下。百般无奈，我便自问:难道你就不可以自己料理孩子吗?
无所期待，也就无所失望。从此我对他反而客气起来，但有时言语中免不了会带些“骨头”。
孩子两个多月时，可能我讲了些讽刺他的话，他发了火，把茶壶都砸了，于是打了一大架，两个人都打得鼻青脸肿，弄得左邻右舍都来劝解。后来有的同志说笑:“曾志，你真厉害，那一架打得那么凶，你一滴眼泪没有，像是满不在乎!”其实，他们哪里知道，当时我心如刀绞。
过了很久，我终于真正冷静下来了，也终于一点一点明白了:过去，陶铸之所以乐于同我朝夕相守，是因为他只能同我朝夕相守。因为那时搞地下工作，人际关系极其单一，还得谨言慎行，所以两人都有相依为命不可或缺的感觉。而延安是革命根据地，周围都是自己同志，有些还是生死与共的战友，陶铸又是火一样炽热最讲情谊的人，来到这里，他好像久旱逢甘霖，又恰似鱼龙入大海。他才刚刚无所顾忌地打了几个滚儿，还没有尽兴呢，我又何必与他锚株必较呢!
从此，我改变了态度，一切顺其自然，对他不再苛求，也不再祈望过多过高了，这样倒也心情愉快相安无事。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五六十年前的感情波折，则认识又进了一步。与那个时代中国大部分男人一样，延安的许多男同志也担心被人耻笑为“怕老婆”和“围着老婆转”。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大男子思想亦即男权或称夫权思想的残余。即便是坚定革命如陶铸者，有时也难以免俗。
说起贺子珍主席很伤感
那时我们与主席分住上下窑洞，靠得很近，我常抱女儿去他那儿聊天，谈点家常和以往的事情。
主席有时也谈起家乡吃的东西，如湖南的臭豆腐、腊鱼腊肉，...…说起辣椒来更是津津乐道。他说:辣椒好啊，吃辣椒有很多好处，开胃通便，延安没辣椒吃，老吃那些土豆白菜，真是没有什么味道!他还要给我二十元，让我给家通信时，让我母亲做些腊肉腊鱼捎来。当然这只是一说而已，不过是他思乡情怀的偶然流露罢了。
有时他也谈到陶铸，说陶铸很能干，那篇论精兵简政的文章，写得好，别人写不出来。
我老惦着贺子珍，可又不敢贸然提她，没想到有一天，主席竟主动地说起了她。主席感叹道:“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那为什么要离开呢?”“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她身上有十一处弹片。我希望她能回来，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去西安并接她回来。但贺子珍不回，却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了诀别信，不久就去了苏联。这封诀别信至今还保存在我的铁箱子里。”沉默稍许，主席又说:“但我还是挂念着她的，她长征吃了不少苦，跟我十年生了十个孩子，年头生一个年尾又生一个。我最怀念的还是在中央苏区生的毛毛，部队出发时，孩子站在路边送行，那时毛毛才四岁，没想到这一别就再也见不到了。”主席谈起贺子珍，谈起毛毛，流露出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伤感，这伤感，过去我从未在主席身上发现过。以前看到的都是欢天喜地的大丈夫气概。
他还告诉我，在中央苏区受到错误路线打击，从领导岗位上被撤下来后，名义上是苏维埃主席，但无实职工作，又患了病，连贺子珍也不怎么理他，不去照顾他，却强调自己有事情要干。主席说:“我当时就那么想，读书吧!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我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处分，也不怕老婆离婚，一切我都不在乎，我只一心一意去多读书!”我相信主席讲的都是心里话。在毛与贺的分离上，人们总是指责毛，连我也认为主席未免太负心。那天听了他的一席肺腑之言，才感觉到他也有难言的苦衷。
后来，一九五九年，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我因肾盂炎急性发作，正在家中休养，所以就跟陶铸一块上了山。当时谁都没有料想到，这个会后来会开成那个样子。
在山上，突闻冯伯驹同志患急性心肌梗塞，正在南昌抢救，陶铸立即下山乘飞机去南昌探望，我则随机去看了下贺子珍。一九四六年子珍从苏联回到东北时，我曾去看望过她。
她南下准备进北京时，在山海关被阻，强行让她改路去上海。一九五四年我去上海却没有见过她。一晃十年过去，她现在生活得怎么样?
子珍是江西人，江西的领导同志对她很好，所以她时常来南昌住一阵子、她的住所是一栋带一个小庭院的小洋房，比较陈旧了。见有来客，子珍迎到房门口，她一眼就认出了我:“你是曾志同志?”接着既客气又热情地将我让到客厅，我端详着子珍，不到五十岁的人，却像个老妇了，花白的短发，瘦弱的身体，上身穿件洗退了色的短绸褂子，下面是条黑色的半短裤，赤足拖双布鞋，手中拿一柄蒲扇。那年南昌酷热，宾馆是用大盆的冰块来降温，而她只能用凉水泼地以度三伏，所以客厅湿漉漉的，两脚像泡在水里。我不由得深深感叹，她和某某太不同了。某某时髦娇贵，处处显示第一夫人的派头，而子珍却像市井贫妇一般地生活着，但她质朴、真诚、善良，而且还保留有几分的清秀。
见我来看她，她十分高兴，滔滔不绝地跟我说个没完，都是她自己的零星家事，她说话有条有理，脑子也很清醒，每当提起毛泽东，她都毕恭毕敬地尊称为“毛主席”，不像流传的那样，说她有精神病。
我依依不舍地告别子珍。回到山上我就去见毛泽东，我告诉她我去看望了子珍。“怎么样，她还好吧?”毛泽东关切地问，“我看她精神很正常，说话表情神态跟正常人一样，记性也很好，过去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毛泽东沉思片刻，然后极真挚地说:“我想见见她，毕竟是十年的夫妻嘛!你跟汪东兴同志讲一下，乘某某还没上山之前，将贺子珍接来，晚上两点，当X X值班时再来。”我将毛泽东所嘱之事告诉了汪东兴。陶铸说:“这件事若是让某某知道了，那还了得呀!”所以后来怎样进行的我就再没有介人了。近来才知晓，是朱旦华和水静同志陪子珍上山会毛泽东的。事后我问主席，久别重逢的感觉如何?毛泽东叹息着摇摇头说:“大失所望!看来她的精神还是不正常，我吃安眠药，她一把抢过去，说是有人放了毒，唉!”这次之后，主席就再也没有见过贺子珍了。
一九六五年，我去上海治病，看过子珍多次，她也来过我住地几次，讲了很多往事和心里话，记得最深刻的，是她坦言主席不该这样去对待彭德怀，可见子珍思考是健全的，有独立见解，政治水平不低，从这点看她不像有精神病。“四人帮”倒台后，子珍来北京住了一段，我去机场接她;回上海时我又去送了她。不管怎样，我与子珍是风雨同舟的战友，我同情她，更尊敬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