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的一天，苏军总参谋长朱可夫大将突然接到斯大林亲自打来的电话。

“日本外务大臣洋右访问德国回国途经这里，你要亲切地接待他”。斯大林把“亲切”两个字说得特别重。

几天以后，朱可夫大将与日本外相进行了一次会见。会见以后，日本政府同意签订中立条约。

日本外相在签署中立条约之前，为什么一定要会见朱可夫呢？

这并不是由于朱可夫是苏军新任总参谋长，主要因为，他是在诺门罕战役中给入侵日军迎头痛击的苏军战场最高指挥官。正是这次战役，使日军的“北进计划”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1939年5月底，当时担任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员的朱可夫将军，在明斯克组织军事演习。演习刚结束，朱可夫突然接到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国防部）的命令要他立即动身去莫斯科报到。朱可夫即刻乘火车前往莫斯科。

6月2日清晨，他走进了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的办公室。伏罗希洛夫元帅已经在等候了，他向朱可夫将军简要介绍了情况以后说：“我们认为，这里孕育着严重的军事危机……你是否可以立即飞到那里去，如果需要的话，把部队的指挥权接过来？”

“我可以马上起飞，元帅同志。”

6月5日，朱可夫突然出现在位于中蒙边境的塔木察格布拉克，这里是苏军驻蒙古第57特别军司令部的驻地。第二天，他被任命为第57军的军长，受命全权指挥苏蒙联军对日作战。

在此之前，从1939年5月11日起，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和伪满军队多次侵犯蒙古边境，引起著名的“诺门罕事件”。根据苏蒙条约，苏联派兵驻守蒙古，“承担保卫蒙古不受任何外来入侵的责任”。

为此，爆发了苏日两国在中蒙边境不宣而战的边境夺战，这就是鲜为人知的诺门罕战役。

朱可夫将军到达后，没来得及休息，就在政委尼基舍夫的陪同下，赶往前线视察。返回司令部，朱可夫将军立即向国防人民委员发出了报告，简要提出了苏蒙军队的行动计划：坚守哈勒哈河东岸的登陆场，同时准备从纵深实施反突击。

考虑到战场的复杂性和日军不断增强的兵力，朱可夫要求加强驻蒙苏军的兵力，特别是要大量增加坦克兵、炮兵和航空兵。苏军总参谋部同意了他的要求。

整个6月份，苏、日双方都进一步集结兵力准备再战。

6月22日，苏军的95架歼击机与日军的120架飞机，在蒙古上空展开了异常激烈的空战，日军遭到迎头痛击。经过接连几天双方数百架飞机的激战，日军损失惨重，苏蒙空军赢得了制空权。

7月3日拂晓前，蒙军苏联总顾问阿福宁上校，到位于哈勒哈河西岸的巴英查岗山视察蒙军第6骑兵师的防御时，日军第23步兵师团以及第1战车师团主力（约68辆坦克和17辆装甲车）利用夜暗偷渡哈勒哈河，企图围歼哈勒哈河东岸的苏蒙联军。

朱可夫当机立断，调集了第11坦克旅（约150辆坦克）、第7摩托化装甲旅（约154辆装甲车）、第36摩托化步兵师的1个团和蒙军的1个装甲营，向日军实施反突击。

7月3日清晨，朱可夫率指挥所到达巴英查岗山。上午7时，苏军第一批轰炸机飞抵战区上空，开始对日军和哈勒哈河渡口进行轰炸，将西岸日军牵制在原地并阻止东岸日军继续渡河。

此时，日军在巴英查岗山地域共集中了1万多人，拥有近100门火炮和60门反坦克炮；而苏军仅有1000多人和50多门火炮，其中还包括哈勒哈河东岸的支援火炮。总兵力对比，日军占绝对优势。

但是，苏军投入的几乎都是装甲坦克部队，人数虽少却具有强大的突击力。

上午10时45分，在强大的航空和炮兵火力支援下，苏军第11坦克旅的主力向日军展开行进间进攻。

第11坦克旅旅长雅科夫列夫乘坐着指挥坦克，亲自率领部队冲击。苏军150多辆T-26轻型坦克展开队形，充分发挥速度快、火力猛的优势，向日军猛扑过去。

日军立即集中为数不多的轻型坦克向苏军反击。但由于其机动性能差、防护能力弱，还未来得及展开，就被苏军的坦克炮一辆一辆地“点了名”。

日军的步兵数量虽多，但在对方装甲坦克部队的强大突击下，遭到重大伤亡，很快就被击溃。

经过两天激战，日军的抵抗被最后粉碎，哈勒哈河西岸的日军被完全肃清。

这一仗以后，日军再也未敢冒险跨过哈勒哈河。

在这次战斗中，苏军装甲坦克兵团发挥了重大作用。朱可夫在总结中说：“巴英查岗山的作战经验表明，一支善于同空军和机动炮兵协同作战的装甲、机械化部队，是实施快速作战行动的决定性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