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正月间，上海来了一个学生打扮的人送文件。王立成拿到文件后，心里很急，想连夜出城。这天正是正月十五元宵节，

街上人群熙熙攘攘，采买各种花灯，于是他也买了一个花灯笼，还买了些香表和纸炮，混在出城的老乡伙里，安全出了城。太平无事地通过了。

大概还没有过半夜，忽然发现前面就是敌人的一个哨楼，不知有多少人，光楼下的路口上就站了五、六个掂枪的哨兵，朝四周看着。

王立成他说是本村的庄稼汉，几个敌人把刺刀并成一排，猛扑了上来。他心里还没有想好对付敌人的话，忽然看见前边不远有个小庙，随即把文件夹在黄表里面。

敌人捏着手电浑身上下照了一遍，查问王立成来干啥，他说是到庙里敬神的。他们又问王立成为什么一个人来得这样早，

他们眼盯着王立成钻进庙里叩头烧香了，这才溜进岗楼去了。他烧完香表，溜出庙门，抽身就跑脱了。

到了三月间，这时情况更加吃紧，在大街上，在旅社里，无论什么人每天都少不了被几次查问。

本来安排郭德林掩护王立成，郭德林的老婆病好出院了，郭德林两口子都害怕，接着他们就回去了。

后来王立成才知道，郭德林老婆娘家庄里，有不少地主、反革命逃住在西安甘肃会馆，向郭德林老婆作了不少反宣传，

她害怕暴露了王立成同她拜认兄妹，掩护地下工作的关系，因此急忙地回去了。可是她一走，王立成当下就没有扎脚的凭借了。

过了不几天，有次王立成刚进了城，吃过早饭刚躺在旅社床上纳闷着。突然走进来一个威风凛凛的敌人，样子象个当官的。

这时王立成那个装文件的烂干粮口袋恰恰摆在他的眼前，他抓起来扔在一边，叫王立成躺下抽头一锅烟。王立成说咱这小摊贩不会抽这个。

就这样一直磨缠了半后晌，他才走了，还一直请王立成到他那里去，有不顺当的事就找他。 王立成知道事情不妙，说不定敌人会马上派人来抓他。

于是，马上挑起货担就往外走，一到街上，见全城戒严，没有一个行人，满街尽是警察。他们一个个端着上了刺刀的枪，面向各铺面门站着。

听说是伪中央来了什么要人。王立成挑着货担，摇摇晃晃直朝街上往过冲。警察用刺刀指着，叫他走小巷，

王立成装着十分乡土的样子，说没进过城，一进小巷就会迷路，他们将王立成东一掀西一戳，拨弄得他浑身发疼，他向前冲着走了好长一段，闯进了另一个旅店。

王立成点点头，把东西往地下一抛，就住了下来。其实在敌人身边倒住了个安全，连一个查店的也没见来。

由于情况吃紧，郭德林、陈盘儿相继都回解放区去了。这时只有王立成一个人，活动越加困难。

王立成心里非常不安，行走带着扁担和绳子，又装扮成一个挑脚的，一天住一个店，改一次名字。 有一次，王立成带的文件很多，

可是当时的西安城里形势非常紧张。旅店里，饭馆里，到处都有特务。你就是买一碗面汤喝，也有贼溜溜的眼睛偷偷监视着你，连上厕所也免不了有人注意。

一天上午，王立成刚住进三联旅社，有一个人在院子里装聋卖傻，乱打乱闹，说他是红军，又指东道西地说这个店里还住了许多红军……，这一下子可招来了大祸。

不知是敌人有意装的，还是真实情况，一霎时敌人的警察拥进来许多，不光绑押了那个疯子，还一直防守到天黑。

他们逐房逐人地几次搜查，进行察言观色、审问。这一夜，旅客很少，王立成一个住了一个房子，敌宪兵一连搜了八次。

敌人当下把他手中的黑馍馍打落在地，又在身上搜查了一遍。过了半夜后，搜查暂缓了下来。第二天天刚放亮，一就出去找上海来的同志。

直到十多天后，上海第二次派人来才接交了文件。那次上海送来的文件也比往常多。那位同志向他再三叮咛，这些文件时间紧迫，非常机密，

上海地下党有严格要求，一定要安全送到延安，千万不能落到敌人手中。

这些事关重大的机密文件一带到他身上，就好象千斤重担压在他的肩上，它的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千百个革命同志的生命安全问题。

王立成心里深深地感到党和人民对我的殷切期望，我真想插上翅膀立刻 飞回解放区，把文件早日交到党组织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