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文本往往附带插图，故有“绣像小说”之称，清末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创办了一个专门刊载小说的杂志，就叫《绣像小说》，风行一时。

《绣像小说》

但这里有个理解上的小小偏差，所谓“绣像”，严格意义上只是指古代小说插图的一种类型，即为小说主要人物绘制的肖“像”。小说插图实际还有另一种更为大宗的类型，即依据相应情节文字绘制的图像，这种情节性插图，旧时曾称之为“相”。

从小说插图的起源来看，最先出现的是情节性插图。唐代变文表演已有配合展示的情节性画卷，名为“变相”，譬如法国国家图书馆藏P4524号敦煌写本《降魔变文》，其正面为文字，背面为图像，保留着文图配合演出的痕迹。

目前所知最早的小说插图本，为元代建安虞氏书坊刊印的讲史平话五种，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书名均含有“全相”两字，如《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新刊全相平话武王伐纣》、《新刊全相秦并六国平话》、《新刊全相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新刊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书内采用上图下文方式，图像为情节性插图，大致与图下文字相对应，因全书每叶上端均有插图，所以称为“全相”，后来明代建阳书坊改称“全像”，大概“像”“相”已混用不分。可惜此类元代“全相”平话小说流传下来的实在太过稀少。

至晚明时期，章回小说编撰出版方兴未艾，木刻版画技术亦进入“登峰造极，光芒万丈”的年代，逐步形成了金陵、徽州及苏州等风格不同的版画流派，当时“差不多无书不插图，无图不精工”（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之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在此两个因素的共同刺激作用下，小说插图本迎来了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以建阳为中心的福建书坊，刊印了数量可观的小说插图本，图像基本采用上图下文式，这成为闽刻小说的鲜明地域标志。

与此同时，以金陵、苏州、杭州为中心的江南书坊，也推出了诸多风格不一的小说插图本，凭借资金和技术优势，江南本插图多为大幅整版，构图或采用双叶联式（即前叶B面和后叶A面合成一幅完整图像），随文而设，初无固定位置；或采用整版单页（即书叶A面或B面独立构成一幅完整图像），多集中置于首册书首；明末苏州地区还出现了更具美感的“月光型”构图（即图像绘刻于圆形空间内，属于特殊的整版单页式）。

周曰校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插图

这些江南本小说插图，空间阔大，构图细致，绘刻精美，称得上是豪华典藏本，与福建本构成了强烈的视觉反差，其中如金陵周曰校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金陵大业堂刊本《东西两晋志传》、杭州容与堂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崇祯刊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峥霄馆刊本《魏忠贤小说斥奸书》、雄飞馆刊本《英雄谱》等等，皆堪称古代小说插图本之白眉。

清代前期（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小说插图本挟明末之势，仍有不俗表现，如清初刻本《续金瓶梅》、《无声戏合集》、《麟儿报》、映秀堂刊本《新镌全像武穆精忠传》、康熙四雪草堂刊本《封神演义》、雍正刻本《二刻醒世恒言》等小说插图，多采用整版单页式，其构图风格以及绘摹雕印品质，均尚存晚明余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晚明清初的小说插图，几乎都是情节性插图，仅有少量敷演当代名公、神魔人物及历史名将的小说，才在卷首印上一两幅主人公绣像，譬如明金陵万卷楼刊本《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前有“海公遗像”、金陵九如堂刊本《韩湘子全传》前有“湘子像”、明末清初宝旭斋刊本《精忠传》前有岳飞像和韩世忠像。

金陵九如堂刊本《韩湘子全传》湘子像

但至清代中后期，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小说插图已少有繁复的情节性图像，代之而起的则是绘刻相对简单的人物绣像，往往配有赞语，少数也装饰有精心设计的图案，如道光广东芥子园刻本《镜花缘》，每幅人物绣像背面为赞语，饰有造型丰富的器物图，透露出那个考据学时代浓郁的博古鉴古趣味，颇足观赏。

不过，更多坊刻本小说的人物绣像，“多不倩人绘制，而往往以‘缩放尺’自金古良之《无双谱》、上官周之《晚笑堂画传》、《芥子园画传四集·百美图》诸书中剽窃翻刻者，此等图谱中之人像与小说本来毫无关系，益以缩尺既不精密，刻工又复了草，往往成为‘奇观’。”（戴不凡《小说见闻录》之《小说插图》，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8页）。

再加上嘉道以降清廷内忧外患，国力日衰，木刻版画式微，小说插图也随之凋零，遂大多绘摹拙劣，刀刻板滞，其末流更是人不成形，马类乎狗，几乎不堪寓目。

就在此时，一项图像出版的新技术——西洋照相石印术（photo-lithography）于清末传入中国，其神奇的“照图”功能（即以照相技术拍摄书籍图像的阴图，落样于特制化学胶纸，再经专门设备和工艺转写于印书石上），及时填补了图像出版的技术空缺，小说插图本迅速迎来了发展史上的又一个繁盛期。

目前所知第一部石印图像本小说，是光绪七年（1881）《申报》馆出版的《西湖拾遗》，正文用铅字排印，图像则为石印。其后，点石斋、同文书局、蜚英馆、鸿文书局、大同书局等新兴石印书局，陆续推出了一系列古典小说的石印图像本，大多开本阔大，图绘精美，纸墨优良。

《申报》馆刊本《西湖拾遗》

若与清代中后期木刻本相比，上述石印本小说图像，呈现出几个引人注目的新变化：

其一，由于采用了新技术（特别是省去了木刻版画的雕刻一环），单部作品的图像数量大幅增加，光绪十二年（1886）同文书局石印本《详注聊斋志异图咏》的插图竟多达445幅，创造了新记录。

其二，情节性插图重新成为小说图像的主体，颇有重现晚明风尚之意，有些更将情节性插图与人物绣像集于一书，如光绪十二年（1886）同文书局石印本《增像三国全图演义》有人物绣像144幅，情节性插图240幅，图像总数增至384幅。

其三，借助诸多海上画派职业画家（如杨伯润、吴友如、陆鹏等）的参与，石印本小说图像的艺术水平也有了显著提升。

学者阿英编有《清末石印精图小说戏曲目》，收录了当时的石印小说精图本数十种，可资参考。大概光绪十六年（1890）之后，随着石印书局的大量开设，商业竞争日趋白热化，石印小说插图本质量较前期明显下降，存在诸如图像数量大幅削减、绘印不够精美、盗印之风盛行、开本窄小、纸墨欠精等弊端，导致一般读者都对小说石印本留下了不佳印象。

《晚清文学丛钞》小说卷

以上，我们简略梳理了古代小说插图本的发展史，其要点可概括为四个“两”：

一是“两大类型”，即情节性插图与人物绣像；二是“两种样式”，即建阳本的上图下文与江南本的大幅整版；三是“两次高潮”，即晚明和晚清；四是“两项技术”，即木刻版画与照相石印。存世千余部明清章回小说，大部分皆有插图本，有些还绘刻有多套不同的图像系统，这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典籍的一个民族特点。

其中，经典小说插图的风格样貌，无疑发挥着特殊的典范与引领作用。小说史上最负盛名的作品就是“四大名著”，即《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前三部为明代作品，乃明末“四大奇书”中的三种（另一种为《金瓶梅》），后一种《红楼梦》则迟至清代乾隆末年才正式刊行，它们历经数百年的经典化，共同升格为古代小说思想与艺术成就的杰出代表。

而从小说插图史角度来看，四大名著也取得了辉煌业绩，可评可赞，可圈可点。兹依次述略于下：

四大名著中产生时间较早的是《三国志演义》，其雏形文本元代讲史平话五种之一的《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是上图下文的闽刻插图本。

章回体《三国志演义》的明刻本存世较多，按照刊印地域，可分为福建建阳本和江南本两大系统，其图像方式也迥然有别。

建阳本多采用上图下文式，存世最早的是嘉靖二十七年（1548）叶逢春出版的《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这也是章回体《三国志演义》文本首次插入图像，卷首有一篇《三国志传加像序》，特意点出“加像”的书籍亮点，声称“天下之人，因像以详传，因传以通志，而以劝以戒”，揭示了图像对于文本阅读传播的辅助功能。

《三国演义插图萃编》

万历二十年（1592），建阳著名书坊余象斗双峰堂刊行《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全书也有上图下文式插图，此书内封页刻有一则书坊识语，提及“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全像者止刘郑熊黄四姓”，可知在余象斗之前，建阳至少还出版过四种不同的《三国志演义》插图本，可惜都无传本留下来。

江南本中出版时间较早的是嘉靖元年（1522）序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文字刊刻极为精整，据说是内府刻本，但没有插图。

万历十九年（1591），金陵著名书坊周曰校万卷楼刻本《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始插入整版双叶联式的情节性插图240幅，图像由南京名家王希尧绘制、魏少峰镌刻，风格粗犷，大气恢弘，是明代江南本小说插图代表作之一。

其后，建阳、江南地区的书坊各自陆续推出《三国志演义》插图本，名目繁多，互有长短，蔚为大观，而流播相对最为广远的是明末吴观明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有整版单页式情节性插图240幅，此版本图像在明末清初曾被多次重印及翻刻。

吴观明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插图

入清后，各种明版《三国志演义》流传有限，新通行本是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润改、醉耕堂刊刻的《四大奇书第一种》，卷首有人物绣像40幅，正面为绣像背面为赞语，像赞合为1叶，凡40叶，镌刻较精美，但情节性插图却已付阙如，这几乎成了《三国志演义》清刻本的插图样版。其后每况愈下，刊刻稍佳者有咸丰三年（1853）常熟顾氏小石山房本等。

至清末，得益于照相石印等新技术的传入，《三国志演义》插图本重焕光彩：先是光绪九年（1883）筑野书屋出版《三国志全图演义》，正文以金属活字排印，图像以铜版技术刷印，凡有像40幅，情节性插图240幅，这是小说插图史上少见的铜版印本；光绪十二年（1886），同文书局推出石印本《增像三国全图演义》，有人物绣像144幅，情节性插图240幅；光绪十六年（1890），点石斋出版石印本《增像三国全图演义》，有人物绣像48幅，情节性插图240幅。

这三套情节性插图，各不相同，点石斋本依据明末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重绘，筑野书屋本为画家吴友如新绘，同文书局本也是新绘的，且图像数量最多，绘印最精，阿英誉之为“石印《三国演义》之最善本子”，洵非虚言，它们共同奠定了《三国志演义》近代插图本的格局，据其翻印盗印的版本不胜枚举。

《水浒传》存世刊行时间最早的版本，为明嘉靖间刻本《忠义水浒传》（国家图书馆藏有残本，存第47-55回）、《京本忠义传》（上海图书馆藏残叶2个半叶），惜皆无图像。

所知存世最早的《水浒传》插图本，为万历早期福建种德堂刊本《新刻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即马幼垣所谓“插增乙本”，见《现存最早的简本<水浒传>——插增本的发现及其概况》，载《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3期，第73-121页），上图下文式，但每叶仅半叶上端刻有图像。

《水浒传插图萃编》

稍后，闽地又出版《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即马幼垣所谓“插增甲本”），上图下文式，每叶A、B两面上端皆刻有图像，这两部插增本分藏于欧洲多地图书馆，虽残缺严重，亦弥足珍贵。

至万历二十二年（1594），建阳余象斗双峰堂刊行《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为增入评点文字，书叶被划分为三节，图像刻印在第二节，作上评中图下文式，可算花样翻新。余象斗在卷首书眉刊有《水浒辨》识语，声称“《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偏像者十余副，全像者只一家”，可知万历时期闽地坊刻《水浒传》插图本，实不在少数。

不过，闽刻本上图下文的样式，终究限制了小说图像的绘刻施展空间，《水浒传》插图本的光耀桂冠，仍得授予实力雄厚的江南书坊，万历三十八年（1610），杭州容与堂出版《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回，每回有2幅情节性插图，共计200幅，整版单页式，背景铺设细致，人物形象突出，绘刻极精，向被视为中国古典小说插图本之翘楚。

容与堂刊本《水浒传》第一回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图书馆所藏容与堂本将全部插图分置于各回回首，这有异于插图本的通常情形，但此本实际已重装为金镶玉，插图叶也未标叶码，因此究竟是原本如此，还是重装时移动了插图叶位置，尚无法确定。

容与堂本插图对于明末清初《水浒传》插图本，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参阅邓雷《全图式<水浒传>插图的分类及源流考》，载《明清小说研究》2020年第2期），同属百回本系统的三大寇本（日本无穷会藏本，插图200幅）、石渠阁补修本（国家图书馆藏本，插图96幅）、钟伯敬批评本（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插图39幅）、大涤余人序刊本（包括李玄伯藏残本、遗香堂刊本、芥子园刊本等，插图100幅）等，插图数量虽多寡不一，但构图皆据容与堂本而略有删改省简。

即便是与容与堂刊百回本关系相对稍远的百二十回本，插图也受到容与堂本的间接影响，百二十回本的代表是袁无涯刊本《忠义水浒全传》（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书首有情节性插图60叶120幅，并非均分为每回一幅，有的一回多幅，有的回则无插图，整版单页式，镌刻甚精，其中100幅插图，乃翻刻自百回本的大涤余人序刊本，图像的源头仍是容与堂本，仅关于田虎王庆故事的20幅插图是新绘的。

至明末清初，《水浒传》文本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那就是金圣叹腰斩七十回本的推出和风行，七十回本的首次出版，为明崇祯十四年（1641）贯华堂刻本，惜无插图；次为顺治十四年（1657）醉耕堂刊王望如评本《评论出像水浒传》（国家图书馆藏初刻本），书首有人物绣像40叶40幅，系采自明末画家陈洪绶《水浒叶子》，人物神态独特，每叶A面为像，B面为赞语，版心刻“陈章侯画像”五字，此本实开《水浒传》人物绣像之先河，凭借陈洪绶的盛名，深受追捧，清代据此本图像翻刻的版本甚夥，绣像数量则多有删减。

醉耕堂刊王望如评本《评论出像水浒传》绣像

清季石印图像本兴起，《水浒传》文本再次迎来情节性插图。光绪十二年（1886），同文书局据王望如评本石印《评注图像水浒传》七十回，有人物绣像28幅，情节性插图每回2幅共140幅，皆为时人新绘；光绪十四年（1888），大同书局石印《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七十回，有人物绣像24幅，形态源自《水浒叶子》，另有新绘情节性插图70幅，构图精细，堪称《水浒传》石印插图本之最佳者。清末民国时期另有《水浒传》石印图像本多种，文本亦均为七十回本。

《西游记》存世明版可划分为繁本和删简本两大系统，繁本系统包括两种版本，其一是明万历金陵世德堂刊本《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已知有四部藏本，分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简称“台北本”）、日本日光山轮王寺（简称“日光本”）、天理图书馆（简称“天理本”）、广岛市立中央图书馆浅野文库（简称“浅野本”）。

这四部藏本中的前三部，每回有情节性插图2幅，图像作金陵风格的整版双叶联式，构图内容也完全相同，其中“台北本”和“日光本”由于第3、18、94、99回均只有1幅插图，第98回则有3幅插图，全书共存197幅；而“天理本”第4回也只有1幅，第72回第二幅插图又被撕去（可能因为画面出现了蜘蛛精裸女），全书插图总数减至195幅。

《西游记插图萃编》

至于“浅野本”，实际残存后半部（第51回至第100回），每回有2幅情节性插图，也作金陵风格的整版双叶联式，构图与上述三家藏本相近，但画面细节多有差异，综合文字等因素，研究者推断“浅野本”可能是另外三家藏本的翻刻底本（参阅上原究一《世德堂刊本<西游记>传本考述》，载《文学遗产》2010年第4期），目前存世的“浅野本”，第94、99回只有1幅，第98回有3幅，总计残存插图99幅。

其二是明末刊《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存世有十余家藏本，根据卷首文字、评点文字刻印位置、插图等项内容的差异，可分为甲、乙、丙三个子系统，其中丙本刊印最早，甲本翻刻丙本，乙本又翻刻甲本。

丙本有情节性插图200幅，每回2幅，整版单页式，经比勘，构图明显模仿世德堂本，惟将原来左右两页的图像缩拼于一页之内。甲本有情节性插图200幅，每回2幅，整版单页式，构图则都是全新的，与世德堂本、丙本皆不同。乙本插图据甲本翻刻，不过存世多部乙本第94回均无插图，全书图像总数减为198幅。

至于《西游记》的删简本系统，已知有朱鼎臣本《全像唐僧出身西游记传》（十卷）、阳至和本《新锲三藏出身全传》（四卷）、清白堂本《鼎镌京板全像西游记》（二十卷）、闽斋堂本《新刻增补批评全像西游记》、《唐僧西游记》本（二十卷）等五种，前四种皆为福建建阳刊本，插图采用上图下文式，“闽斋堂本”图像则据“清白堂本”删改而成。

第五种《唐僧西游记》的情况要稍微复杂一些，存世有三家藏本，其中日本叡山文库藏本卷十八图像上题有“全像书林蔡敬吾刻”，日光轮王寺藏本内封页有“书林朱继源梓行”，论者据“书林”两字推测其为福建刻本，但从字体和图像样式来看，实与通行的福建刻本小说差异较大，是否为闽刊尚待考定。

《西游记研究》，太田辰夫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据日本学者太田辰夫及矶部彰著录，此两家藏本各卷卷首均有情节性插图2叶4幅，整版单页式，构图模拟世德堂本，原来左右两页的图像被缩拼于一页之内，全书共计40叶80幅，可惜两本迄今未得影印出版，难窥其详。《唐僧西游记》的第三家藏本藏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台湾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说丛刊》（1990）曾予以影印，但此藏本插图遗憾缺失。

入清后，上述明版《西游记》大多不传，新通行本有两种，一种为康熙初汪象旭、黄周星评刊的《西游证道书》，文字据《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删润而成，卷首附有情节性插图16幅，整版单页式，每图配《悟真诗》1首为赞，前叶B面为图，后叶A面为诗赞，书册打开后像赞左右拼合为一个整体，图像选取了大闹天宫、收悟空、收八戒、收沙僧、人参果、红孩儿、车迟国、女儿国、朱紫国、比丘国、无底洞、寇员外、灵山等代表性情节场景，绘刻极精，出自清初版画名家胡念翌之手。

康熙间刊本《西游证道书》

另一种为康熙刊本“悟一子”陈士斌“参解证道书”而成的《绣像西游记真诠》，前有情节性插图200幅，每回2幅，整版单页式，经比勘，乃据明末李卓吾乙本插图翻刻而成，构图大体近似，而细节略有差异。

《西游真诠》的清代翻刻本较多，流播甚广，诸本的图像情况不尽相同，其中翠筠山房、同志堂、芥子园等翻刻本，卷首皆有图像20幅，包括取经团队人物绣像4幅，以及经过遴选的情节性插图16幅；又有翻刻本《悟一子批点西游真诠》则舍去情节性插图，将人物绣像增加到20叶20幅，每叶正面为像背面为赞，人物依次为如来佛、李老君、唐太宗、魏征、唐僧、孙行者、猪八戒、沙僧、镇元仙、乌巢禅师、二郎神、托塔李天王、金星、牛魔王、铁扇公主、红孩儿、黄袍怪、狮子精、蜘蛛精、犼精。

其它清刻本《西游记》图像也多以人物绣像为主，人数删减至取经团队4人，或者加上观音菩萨共5人。

而繁复的情节性插图重新回到《西游记》文本，要迟至清末光绪间，邗江味潜斋出版石印本《新说西游记图像》，有人物绣像20幅（人物与清刻本《悟一子批点西游真诠》相同），另有情节性插图100幅，每回1幅，由海上画派画家吴友如绘制，这是所知《西游记》石印图像本之最精者；光绪十五年（1889），广百宋斋出版《绘图增像西游记》，正文铅印，图像石印，有人物绣像82幅，情节性插图200幅，每回2幅，全书图像总数达到282幅，为《西游记》插图数量之冠。清末民国时期根据上述两个石印本翻印的《西游记》近代版本，数量颇足可观。

与前三种小说名著不同，《红楼梦》迟至清乾隆末才正式刊行，此时，木刻版画和小说插图已开始进入衰落期。

《红楼梦插图萃编》

乾隆五十六年（1791）冬，萃文书屋以木活字排印出版《红楼梦》（即程甲本），五十七年（1792）春，它再次排印出版了文字经过润改的修订本（即程乙本），这两个版本卷首均有木刻图像24幅，占24叶，每叶前图后赞，两者完全相同，是用同一套雕版刷印的。

从版心刻印的题图文字及图像内容来看，除第1幅（“石头”）、第3幅（“贾氏宗祠”）之外，其余皆为小说主要人物绣像，但与一般清刻本小说人物绣像的构图不同，程本将人物置于具体的小说场景中予以呈现，亭台楼馆，山石树木，多有铺设，一幅多题一人，偶有一幅题多人，略具小说绣像与情节性插图相融合的特点，亦可谓别开生面。

这24幅绣像绘刻尚精，但女性形象偏于纤弱，且有一定模式化，戴不凡曾说：“程伟元刻《红楼梦》，其绣宝哥哥、林妹妹之像，一团俗气，固无论矣，刻工刀法之粗率，雪芹见之，必将痛哭九泉。”（《小说见闻录》之《小说插图》，第298页）这大概有些言重了。或许，曹雪芹将林黛玉等人的文学形象塑造得太过灵动美好，故无论怎样的纸上绣像，也都难以让读者感到称心满意。

程甲本《红楼梦》尤三姐绣像

程本对于整个清代木刻本《红楼梦》插图，产生了笼罩性的影响，后出之本，或基本忠实翻刻程本（如东观阁本、本衙藏本等），或虽在绣像数量、人物遴选排序及具体场景设置上有所变易（如卧云山房本、宝兴堂本、藤花榭本、三让堂本等），但其源出程本的特征仍清晰可见。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道光十二年（1832）王希廉双清仙馆刊本《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卷首有64幅人物绣像，占64叶，图像数量较程本有较大扩增，每叶A面为人物像，基本已删去场景铺设，除宝玉外所有人物都是女性，B面则配饰各种花卉图案，美人与花，绘刻颇精雅，被认为是“《红楼梦》绣像版画中的首屈一指之作”（周心慧《中国版画史丛稿》，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双清仙馆本在清后期流传甚广。

令人遗憾的是，存世《红楼梦》清刻本数量虽然众多，却没有一种版本附有情节性插图。这一遗憾，直到光绪十年（1884）才得以弥补，同文书局出版《增评补图石头记》（扉页背面有“光绪十年甲申孟冬上海同文书局用石影印”牌记），其文字铅印（一说为铅底石印），图像石印，凡人物绣像19幅，情节性插图240幅，每回2幅，构图细致繁复，绘印极精，此本罕见，笔者仅在红学收藏家杜春耕斋中目验过原书（杜春耕《<增评绘图大观琐录>序》也有著录，载《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3辑）。

另有一种无牌记的铅印本《增评补图石头记》，文字版式及石印插图与同文书局本完全相同，论者谓为“广百宋斋”印本，但书内并无任何信息可以证明此说，大概因为同文书局、广百宋斋均为广东商人徐润创办，前者为石印书局，后者为铅印书局，故有如此推断，两者实际或为同一版本，只是撤换了扉页（去除牌记）而已。

其后，据此本翻印的《增评补图石头记》版本甚多，影响广远，最为知名者，是光绪十二年（1886）刊行的改名本《增评绘图大观琐录》。

《增评绘图大观琐录》插图

除此之外，《红楼梦》近代印本还有两个较为重要的版本系统，其一是《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系统，据一粟《红楼梦书录》著录，此书有“光绪十年甲申仲冬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卷首又有题为“光绪十四年小阳月望日华阳仙裔识”的序文，两个时间存在龃龉，加之此本实物未曾有人见过，论者多疑《红楼梦书录》著录有误。

存世《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版本中，印行时间较早的有两种石印本，一种牌记作“戊子仲冬沪上石印”，另一种作“己丑仲夏沪上石印”，前一种少见（笔者未目验，存疑），后一种较多见，“戊子”“己丑”分别为光绪十四、十五年，与华阳仙裔作序时间相近，盖即《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实际刊行时间。

此本有人物绣像60叶120幅，每幅上赞语下绣像，每回另有2幅情节性插图，凡240幅，全书图像共计360幅，蔚为壮观。清末民初翻印此系统的版本甚多，流传较广的有“壬辰仲夏上海石印”、“壬辰仲夏文选石印”、“求不负斋印行”等石印本，书名也有改为《增评全图足本金玉缘》者。

《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插图

其二，蝶芗仙史评订《增批警幻仙记图说》系统，据考存世最早的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理文轩石印本（参阅武迪《论清末<红楼梦>铅石印本流变及其研究价值》，载《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1辑），有人物绣像19幅，情节性插图240幅，绘印颇精。

此系统翻印本也很多，其中流传较广的是光绪间“桐荫轩”和“求志斋”石印本，书名改为《全图增评金玉缘》。

上述三个系统，大致代表着《红楼梦》近代图像本的基本面貌，在四大名著之中最为丰富多彩，这一方面得益于《红楼梦》的文学魅力以及“红学”的蓬勃兴起，另一方面，恐怕也与它刻本时代情节性插图的缺失有关，其积聚的图像期待，遇到“照图”功能强大的石印技术，遂得充分释放，呈现出如此繁盛的出版景象。

上述林林总总的四大名著插图本，既是古代小说图像艺术的珍品和代表，也是传统木刻版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蕴涵着极为丰富的文学、艺术以及学术价值。

近二十余年来，古代小说图像研究渐成学术热点，成果令人瞩目，大致集中在如下三个学术维度：

其一，小说图文关系研究。

小说图像是对文本情节人物的视觉化呈现，其插绘的基本动机，是为辅助读者直观地捕捉小说的重要场景、细节与人物形象，从图文关系角度，小说图像大多是对特定文本信息的提取和强化，但也存在无意的误读或者有意的扭曲改造，甚至还会超越小说文本形成其独立的道德倾向和叙事逻辑。

《明清小说戏曲插图研究》

譬如《水浒传》中与“招安”相关的细节，诸家明刊本的文字描述大体相近，但在图像系统中却存在截然不同的选择，有的刻意加以回避，有的则予以正面凸显，透露出了文本出版者、图像绘制者对于梁山英雄受“招安”的不同理解和情感立场（参阅赵敬鹏《明刊本<水浒传>“招安”情节的图像阐释》，载《文艺研究》2019年第3期）；譬如程本《红楼梦》书首24幅图像的遴选，体现出绘制者鲜明的家族观念色彩，即“在以宝玉为中心的前提下，所选人物有指向性地展示了家族内各种亲缘关系，包括祖母史太君、父母贾政王夫人、同辈姊妹“四春”、嫂子李纨、王熙凤、秦氏、晚辈侄女巧姐，以及非直系亲属黛玉、宝钗、湘云，丫环袭人、晴雯等”（参阅颜彦《论“程本系统”插图与<红楼梦>的“家族”主题》，载《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2辑），有效烘托了整部小说所欲表达的家族兴衰主题，加深了读者对于小说文本的理解。

令人可喜的是，随着西方文艺理论的译介传入，古代小说图文关系研究的学术视角和理论工具，正在不断拓展之中，诸如符号学、传播学、叙事学、图像学、视觉文化、阅读史等，皆有所运用施展，成果颇丰。

《纸上春台》

其二，作为版画艺术的小说图像研究。

木刻本时代的小说图像，实质上就是木刻版画，从画样、雕刻到刷印，都需要专业人士才能完成，而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版画，可以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和样貌，这些关于图像刻印技术、历史分期、样式风貌以及地域流派等内容，正是古代小说插图研究较早展开的学术论题，早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郑振铎、傅惜华等先生就已取得了开创性成果（参阅拙文《郑振铎、傅惜华与中国古版画》，收入《纸上春台》，凤凰出版社2021年版，第223-268页），之后郭味蕖、王伯敏、周芜、周心慧等学者又续有推进。

近年来，从美术史角度切入，探讨小说图像与同时代文人画风画谱画论之间关系，成为一个新的学术面向，譬如美国汉学家何谷理曾指出，明末清初小说“插图前景中的树木必须是带有一定程度的树洞和树疤的，疤痕越多越好，大部分树枝要弯曲、扭转、奇形怪状，这成为树的一种定式。

各类插图中较小的树木也是如此，这说明所有插图都使用相同的范本”（何谷理《明清插图本小说阅读》第四章“作为艺术的工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253页），其观察颇为细致，所谓“范本”，大概就是指当时流行的画谱（类似《芥子园画谱》），这一现象，与清代小说人物绣像多与《凌烟阁功臣图》、《无双谱》、《晚笑堂画传》等人物画谱有关，如出一辙。

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有一种特殊的翻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水浒传》，全书200幅图像基本上是根据容与堂刊本摹绘的，但进行了统一艺术处理，即把视距拉远，人物缩小，纳入更多山水、园林和器物，以便迎合贴近当时的文人化审美趣味（参阅邓雷《全图式<水浒传>插图的分类及源流考》，载《明清小说研究》2020年第2期），这一苦心孤诣的改绘，充分体现了时代美术风尚对于小说插图的潜在影响。

《明陈洪绶水浒叶子》

而小说插图本的流播风行，也会反过来在美术史上留下痕迹，诸如明陈洪绶《水浒叶子》、（题）杜堇《水浒全图》、清潘锦《三国画像》、费丹旭《红楼梦图咏》、孙温孙允谟彩绘《红楼梦图册》等纯画册的绘制乃至刊印，表明小说图像已经可以脱离小说文本，独立为可供鉴赏或者模拟的美术典籍。

此外，从小说图像中勾稽、挖掘有关明清生活史、器物史、景观史资料，进行图文互证式的物质文化研究，也颇受关注。凡此种种，皆存有较为宽广的学术展开空间。

其三，利用小说图像梳理版本关系。

如前所述，古代小说图像的样式和风格具有一定的时代和地域特征，可以作为小说版本鉴定的一个“帮手”，据以推断其是明末清初刊本还是清代中后期刊本，是江南刊本还是福建建阳刊本。

事实上，由于图像具有视觉直观特点，在更为复杂的小说版本系统梳理上，它往往也能发挥特殊的学术功用。

《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插图

譬如在存世十多种明末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中，可以快速地将广岛中央图书馆浅野文库藏本、广岛大学文学部资料室藏本区分出来，因为这两个藏本的插图完全一样，而与其它李卓吾本完全不同，研究者命名为“丙本”；进一步研究比对，又发现丙本插图的构图与世德堂本近似，惟将世德堂本插图的整版双叶联式，缩拼为整版单页式，内容上也略有删简，可知丙本插图乃源于世德堂本。

前些年，笔者在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发现一部明刊《新刻全像批评西游记》残本（存第十八卷，第86-90回），这是一个此前未曾见过的新版本，在探考其底本的过程中，图像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线索，此本残存的10幅插图（每回2幅），皆与李卓吾丙本近似而有省简，譬如删去一个次要人物或者狮子多毛的尾巴、装饰性的帷幕山石之类，据此，再加上文字和评点的校勘结果，笔者推定巴黎藏本是据李卓吾丙本的早期印本翻刻而成（参阅拙文《新见巴黎藏明刊<新刻全像批评西游记>考》，载《文学遗产》2014年第1期）。

按照通常的情形，翻刻本大多会对底本图像内容有所删减，以省去镌刻麻烦，也节约经济成本，故借助对小说图像的细致比勘，可为梳理小说版本承继关系、划分版本系统，提供一种简便直观的文献证据。

总之，古代小说插图不啻是一座兼具文学史与艺术史双重价值的宝库，而四大名著插图就是此宝库中最具光彩的部分。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的不少插图本，已单独或者收入各种丛书影印出版，但迄今尚未产生过系统收录四大名著插图的专题丛刊，因此，《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插图萃编》（简称“《萃编》”）的编印，无疑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其所蕴涵的学术推动效应，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四大名著插图萃编》，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2年11月版。

《萃编》第一辑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专辑，该馆是收藏古代小说文献最为丰富的机构之一，所藏四大名著插图中的珍善之本，本次已大多收入《萃编》，以飨读者。

当然，仍有数量可观的有价值、有特色的四大名著插图本，尚散见于海内外诸家藏书机构。我们衷心希望编印方未来能够继续推出新专辑，网罗天下，萃选精华，最终为读者奉献出一整套汇珍聚英、完善齐备的四大名著插图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