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鸿沟面前，部分老年人是比未成年人更弱的弱者，也需要专门的保护。 ▲ 10月7日晚，“阿杜乡亲们”直播间截图。 文 | 信海光 “直播间讲的事情是真实的，包括阿杜的母亲是迪拜公主。”两位粉丝对记者说。 10月9日，中国青年报曝光了一个名为“阿杜乡亲们”的直播间。这个直播间通过营造类似真实场景的直播内容来吸引老年网民长期沉迷其中，之后会向他们销售各种商品。这些平时生活节俭的老年人，在直播间里却很快消费失控，“一天就花出几千元”，子女百般阻止都不起作用。而“阿杜乡亲们”仅某个平台账号就有约1912万名粉丝，14个超粉群。 类似“阿杜乡亲们”这种直播间的存在并不是新鲜事，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叫“情感主播”。在2023年的“3·15”晚会上，央视曾经对此进行了曝光，那些情感主播们往往打着“真实”的幌子，自编自导自演杜撰的虚假故事，实际目的是带货，所销售的商品多为假冒伪劣，被视为主播行业中的“毒瘤”。 央视的曝光引发了平台的集中治理，一部分情感主播被取缔，一部分选择转型，另一部分则实现自身的升级，继续“深耕赛道”，“阿杜乡亲们”属于后者。 重锤之下，“阿杜乡亲们”为何还能在直播平台上生存？是因为他们的内容看起来是合规的，比如在直播的时候，在直播页面上标明了“虚构剧情”；虽然其目的依然是要掏空老人钱包，但售卖的产品并非假冒伪劣。 从结果来看，老人只是非理性消费了一批本身没有法律问题的商品，这跟那些追星的粉丝非理性地为“爱豆”买单有什么本质区别？如果法律法规不禁止年轻粉丝的非理性消费，有什么理由禁止老年人的非理性消费？ 这样的逻辑听起来似乎也没问题，但总感觉什么地方有些不对。很显然，这是进入互联网时代、短视频时代、算法时代后产生的又一个新问题，我们踏入了一个空白地带。 法律有明文对未成年人进行保护，比如若未成年人在网络游戏中进行了非理性消费，其父母可以申请退款，但对痴迷“阿杜乡亲们”直播间的老人们，并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对他们进行专门的保护。 事实上，仅就网络世界的辨识能力而言，我们父母一辈的老人，甚至还不如很多现在的未成年人，数字鸿沟面前，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比未成年人更弱的弱者，也需要专门的保护。 子女亲属是老年人的第一道防线。但在“阿杜乡亲们”的直播间中，很多老人陷入了一种被“洗脑”的状态，无论子女如何劝说都不管用。 比如，你告诉老人直播内容都是假的，上面也标注了“剧情虚构”，他却认为“直播间就得这么挂”“要是假的，人家为啥不被警察抓走？”有的子女实在没办法，“就放开让他上当。”无非多花点钱，也许老人自己就醒悟过来了。但事实是，“每天上一当，当当不一样”。 这其实已经不是短视频时代的新问题，而是长期以来的老问题。只不过，以前是靠推销员“拉近乎”“送便宜”给老人洗脑，现在通过声情并茂的直播故事来做同样的事情，主播知道用什么情景、形式、话术去刺激观众，让人沉醉其中，效率不知道提高了多少倍，受害人群也更多。 有人建议建立像青少年模式一样的老年人模式，通过强制的方式令老年人戒断这类网瘾，也有人建议对相关直播间进行严打处理。但这些方式都只能解老年人的一时之困，无法应对我们父母或者我们自己老年后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 随着老龄化趋势的延伸，整个社会正在面对老年人群体全面入网的巨大挑战。技术的快速更迭、数字素养的缺失、老年生活的孤独和隔离，正使老年群体不可避免地成为互联网错误、危险信息的猎物，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球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国外一项研究发现，“在Facebook上65岁以上用户分享的假新闻数量，几乎是最年轻群体的七倍。” 老年人全面入网之后，该如何保护我们的老父母？这是一个理应被提上日程但却尚未被高度重视的严峻课题。是通过全社会性的老年人数字教育加以解决？建立保护老年人的特有互联网机制？引入算法与AI加强对老年人的保护？还是通过特别的立法？ 无论如何，相关综合解决方案的讨论都理应尽快提上日程，因为这不只是保护我们的父母，也是保护未来的我们自己。 撰稿 / 信海光（媒体人） 编辑 / 徐秋颖 校对 / 张彦君 新京报评论，欢迎读者朋友投稿。投稿邮箱：xjbpl2009@sina.com 评论选题须是机构媒体当天报道的新闻。来稿将择优发表，有稿酬。 投稿请在邮件主题栏写明文章标题，并在文末按照我们的发稿规范，附上作者署名、身份职业、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以及银行账户（包括户名、开户行支行名称）等信息，如用笔名，则需要备注真实姓名，以便发表后支付稿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