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狮渡过长江，4月23日，南京正式宣告解放。

南京的解放也标志着统治中国22年的国民政府正式垮台。

可与此同时，在上海的国民党当局在濒临崩溃前夕，妄图做垂死挣扎，掀起了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的汤恩伯更是颁布了“十杀令”、“连坐法”，反动军警、特务到处搜捕进步学生、爱国志士，使得上海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图|张澜

当时，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主席的张澜，也被国民党当局软禁在上海虹桥疗养院。

张澜经历过晚清、北洋政府以及国民政府时期，一生致力追求民主，并领导民盟始终坚持和平、民主、统一的主张，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威望，毛主席曾赞誉张澜是名不虚传的“川北圣人”。

也因为张澜拥有无与伦比的声望，蒋介石虽然很忌惮他，却也不敢真的拿他怎么样，反而还要竭尽全力地拉拢他，只是在长久的革命征程中，张澜早就看破了蒋介石耍弄的一套把戏，对他破坏和平民主的行为十分厌恶。

抗战胜利之初，张澜领导的中国民主同盟，竭力调停国共双方的纷争，在《双十协定》签署以后，张澜立即投入到对政协会议的筹备当中去，可惜的是，张澜拼尽全力的努力最终却被蒋介石给破坏了。

1946年11月，张澜代表民盟宣布，拒绝参与由国民党一党操办的“国民大会”，随后民盟被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也被查封张澜无奈，被迫发表了《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

图|1946年1月，张澜、罗隆基、张东荪、沈钧儒等人出席在国民政府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式

一直到1948年春，在张澜的授意下，沈钧儒等人才在香港重开了民盟总部，在决定民族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张澜不顾危险，毅然决然的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了一边。

随着国民党当局在战场不断溃败，张澜的处境也十分危险。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台，临下台之前，还摆了一个姿态，他在发布的《新年公告》中提出了“和平”的建议。

张澜虽然困居在上海，但时刻关注着局势的变化，见蒋介石提出“和谈”主张后，立即针锋相对地在医院发表讲话，指责蒋介石是别有用心：

“国民党想利用和谈来维持现状，不仅共产党不同意，人民也不赞同。”

那时的张澜处境已经极为艰难，自从民盟被蒋介石宣布为“非法组织”后，民盟的盟员大多都受到通缉，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更是下令给特务，限时破坏在上海的民盟地下组织，还把所有的民盟负责人全部都列入到暗杀名单之中。

图|蒋介石

张澜悲愤之余，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也因为国民党当局在经济上的限制，张澜生活上也陷入困顿，虽然有家人竭尽全力的照料，但也难以开支。

到1949年初时，张澜病情愈发严重，右半身不遂，眼睛也有了毛病。

好在上海虹桥疗养院仰慕张澜，同意免除治疗费用收他入院，这才缓解了张澜燃眉之急。

李宗仁上台后，积极谋求争取民主党派，恢复“和谈”，张澜也成为他重点争取的目标之一。

1949年1月，李宗仁先后两次派代表到上海，企图说服张澜、黄炎培出面，结果被两人所拒绝，张澜更是直接对来劝说他的甘介侯、邵力子说：

“不行！不行！而今时移世易，已成革命与反革命之争，我们早已站在革命的一面，怎么能做调人呢？”

张澜的拒绝，让国民党特务萌生了杀意。

其实，张澜心里很清楚，自己的处境极度危险，但一来身体不适，二来还有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无奈只能困居上海。

图|李宗仁

尽管三大战役后，毛主席率党中央迁到北平，极力邀请张澜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但因为特务阻挠，所以始终未能动身。更为关键的是，到上海解放前夕，社会上盛传张澜、罗隆基将要北上参加新政协。国民党特务听说此事后，对张澜施行了更加严密的监视。

1949年5月10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大队长聂琮、副大队长阎锦文率领几个武装的特务突然闯进张澜的病房，用枪指着两人逼迫两人跟随离开，张澜怒斥特务的行为感动了当日在虹桥疗养院值班的医生郑定竹。

郑定竹主动站出来阻拦，并告诉特务们：

“不能带走，因为他已经病得很重了，走了就会死，我愿意以身家性命担保张澜不会逃走。”

经郑定竹再三担保，特务们最终决定，将张澜、罗隆基改为院内拘留，并派出武装人员荷枪实弹、不分昼夜的警戒。

尽管郑定竹曾几次想利用自己的关系以及在美国的朋友，帮助张澜、罗隆基出逃，但两次筹划，却始终未能成功。

图|1949年张澜(中)、罗隆基(左)、丁惠康（右、虹桥疗养院院长）在疗养院的留影。

1949年5月24日（一说5月26日）下午，毛森（一说毛人凤）找到阎锦文，要求他在晚21时之前，将张澜、罗隆基押解到黄浦江的一艘轮船上，然后再将两人带到台湾去。

当晚8时，阎锦文带着一队人来到疗养院，吼叫着的要带两人走，张澜这时站出来，义正严词地表示：

“我们坚决不去台湾，要枪毙就在这里枪毙好了。”

就在双方僵持的间隙，阎锦文将手下支开，悄悄告诉张澜、罗隆基：

“我是受杨虎委托来救你们的。”

杨虎是有名的国民党元老，虽然那时正担任着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的闲职，但却有个女婿周力行正担任着上海警备区副司令，所以在上海还是很有势力的。罗隆基当场就质问了一句：

“有什么凭据证明你是杨先生派来救我们的。”

图|《建国大业》中陈道明饰演阎锦文

阎锦文愣了半晌，因为他实在是拿不出什么证据来证明。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罗隆基突然想起杨虎的太太田淑君，立即拨通电话，向杨虎询问，得到确认后，张澜这才相信，眼前这个人是来救他们的。

就在毛森吩咐阎锦文绑架张澜、罗隆基之前，杨虎已经先一步找到了阎锦文，并嘱咐他积极营救。

杨虎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转变，也是源于与蒋介石长期的分歧所致。

早年间杨虎曾与蒋介石称兄道弟，但随着后来蒋介石逐渐攫取大权后，不能容忍杨虎这样一个“武夫”与自己平起平坐，于是在刻意安排之下，杨虎被不断地削夺权力。

抗战时期，杨虎为周恩来人格魅力所折服，决定响应中共主张，思想也日趋进步。

到1949年张澜、罗隆基困居上海期间，周恩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找杨虎帮忙。

图|周恩来

负责上海地下党工作的吴克坚通过锦江饭店老板董竹君与杨虎夫人田淑君的关系，上门拜访杨虎，并向其讲了实际情况。杨虎考虑再三，决定为此次营救行动出力，他告诉吴克坚：

“恩来先生要我办的事，我一定办。张澜先生是川北圣人，也是我历来尊敬的人，你们放心，我救不出张先生，我难道还是杨虎！”

杨虎心里很清楚特务杀手的活动规律，他知道如果要对张澜下手，肯定是上海警备区下属的稽查处动手，女婿周力行是警备区副司令是稽查处的顶头上司，是个可以信任的人，另外在稽查处，杨虎也特意找来了老部下阎锦文。

周力行、阎锦文接到杨虎指示后，当即表态：

“不救出张澜绝不来见你。”

杨虎考虑到自己出面目标太大，所以特别安排了自己的太太田淑君，充当营救张澜行动的联络员。

要说起来，阎锦文本身并非是一个地下党，他早年混迹于上海滩，后来加入帮会，因缘际会下结识杨虎成为其信任的部下，后来又靠着杨虎的关系，成为国民党上海警备区下属的稽查处任第三大队副大队长，事实上这个稽查处是军统在上海公开的特务组织。

更为关键的是，阎锦文在参与营救张澜之前，几次参与过搜捕上海地下党以及民主党派人士，据资料表明，阎锦文参加过对共产党员王孝和的抓捕，导致了王孝和于1948年9月30日被杀害于上海提篮桥监狱。

就是这样一个帮会分子、特务，却在后来参与了营救张澜、罗隆基的行动，哪怕他是因为出于对杨虎的义气，也确实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图|杨虎

阎锦文在营救张澜、罗隆基行动上，起到的作用是突出的。因为他与上海警备区稽查处处长何隆庆是老乡，两人都是四川涪陵人，因此何隆庆对阎锦文也十分信任，早在布置对张澜的监视时，何隆庆就安排阎锦文为监管何处决张澜的负责人。

那时，何隆庆在张澜住在虹桥疗养院205病房隔壁的203、204、206病房，安排了三名杀手，就等命令下达的时候，立即处决张澜。

1949年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保密局上海站战场刘方雄找到阎锦文传达毛人凤的指示，要求阎锦文做好处决张澜的准备，并决定一旦等命令下达后，就讲张澜绑架到船上，拉到吴淞口沉江，至于处决日期是多会儿、从哪个码头出发听后指示。

5月24日，上海战役进行至尾声，人民解放军已经攻入上海，正在部分街道巷战。在这最后关头，蒋介石下达命令，要求处决张澜、罗隆基。

也因为各方面回忆有所不同，因此说法也各异。有说是毛人凤亲自安排阎锦文的，也有说是毛森的，日期也有5月24日深夜、26日深夜两种不同的说法。

另外，时任国民党上海警备区稽查处第三大队大队长聂琮也接到命令，聂琮则命令特务刘克琪制定暗杀计划，而刘克琪则试图用匕首将张澜、罗隆基刺死在疗养院。

不过根据阎锦文的回忆，他是在5月24日上午接到刘方雄的指示，要他在深夜10点前，将人绑架至十六铺码头，连人带车上102号汽艇，然后沉到黄埔江。

图|1949年，张澜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签到留影

当天阎锦文接到消息后，立即赶往虹桥疗养院，将何隆庆派去的三个杀手悄悄换成自己的亲信潘云龙、庄儒伶，然后才冲到张澜病房，可因为张澜并不相信他，不得已之下，阎锦文只好打电话通知杨虎事先安排好的联络员田淑君，这才让张澜相信了他。

阎锦文在电话里询问田淑君：

“张先生救出后转移的地点在哪儿？”

田淑君答：

“蟠龙路杨公馆。”

时隔多年以后，阎锦文回忆起当年的往事，仍仿佛历历在目：

“（1949年）5月24日晚上十点，我亲自驾车开往虹桥疗养院，那时全市已经戒严，因为我身着军装，又有当夜口令，所以能畅行无阻。医生护士见我深夜到此，车上又漆着警备司令部的标志，都吓得躲了起来。我提着左轮手枪来到病房，故意大声吆喝:‘张澜、罗隆基快些上车，我们是奉命移解，不得延误！”

张澜、罗隆基知道阎锦文是自己人，所以并没有反抗。潘云龙、庄儒伶两人搀扶着张澜上了吉普车后，驾驶位置上阎锦文立即发动汽车呼啸而去。因为此行凶险，阎锦文不敢走大路，只往小巷子里钻。

沿途虽然也有盘查，但阎锦文凭借警备司令部的证件，一路畅通无阻，碰上询问的，就说车上是一个是他父亲，一个是他哥哥。

正在看守所等候的毛森不见人来，立刻意识到是阎锦文这里出了问题，慌忙派人去追，就在快到蟠龙路杨公馆的时候，毛森的人追了上来，迫不得已之下，阎锦文只能弃车，命令潘云龙、庄儒伶背起张澜，一路穿墙过院，最终逃脱了魔抓。

有意思的是，当几人到杨公馆后，迎面撞上了几十个便衣持冲锋枪、驳壳枪，阎锦文还以为是特务追了过来，拔枪就要打，田淑君赶紧上前拦住：

“阎先生，都是自己人，都是自己人。”

原来杨虎担心情况有便，特意联系了地下党，通过与城外解放军联系，专门派来人手保护。

上海解放前夕，许多人都知道，张澜被特务困在上海，但却不知道他早已经脱险。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陈毅驱车亲自前往杨公馆，与脱险的张澜会面，两人谈及过往，不禁感慨万千，张澜与陈毅通车而坐，一路上看到街道上人民欢庆的场景，不由得内心激动，当日即与罗隆基、史良、陈铭枢、闵刚侯等民主党派人士一起发表了联合声明。

6月18日，张澜与各个民主党派人士一道，启程赴北京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并受毛主席邀请，出任国家副主席。

图|1949年10月9日，毛主席与张澜在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亲切交谈

阎锦文一生寂寂无名，却在人在中年时为营救张澜，立下了足以载入史册的汗马功劳。

那么，阎锦文后来情况怎么样了呢？

解放后，阎锦文被上海市政府安排到市公安局任专员，后来每次到北京，张澜都要设家宴招待，即便是自己没时间，也要委托夫人亲自出面，言谈中提及当年脱险一事，一再深表感谢，可见当年这件往事，在张澜心头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也因为在旧社会时的经历，阎锦文也不可避免地遭遇误解，不过在时过境迁后，阎锦文本人却很看得开，他没有向国家提出经济补偿，却只向全国政协提出一个请求：

“希望能把退休改为离休。”

应该说，整个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才有离休的说法。

“离休”与“退休”虽然仅只差一个字，但两者却有很大区别。

所谓的离休，是指针对那些已经退出工作岗位，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参加革命，脱产享受供给制待遇的和从事地下工作的老干部，达到离职休养年龄的，实行离职休养的制度。

离休是界定一个人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大事。

从个人经历上来讲，阎锦文似乎不符合规定，他不是参加革命，脱产享受过供给制的老干部，理论上不能享有离休待遇。

图|邓颖超

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将阎锦文这一请求转呈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

邓颖超在了解他的生平后，亲自批示阎锦文享有离休待遇。

“阎锦文先生所述情况，我还记得。营救张澜、罗隆基在当时是件大事。所以，我印象较深。阎锦文先生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凡是对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做过好事的人，我们是不应忘记的，更不能亏待人家，按党的干部政策，阎锦文先生应享受离休干部待遇。”

阎锦文参加革命的时间，就从他营救张澜、罗隆基之日算起。

大约十天不到的时间，中央就为阎锦文落实了政策，补发了工资与离休干部证，老人激动得热泪盈眶，还专程到落实政策办公室向工作人员致谢。

阎锦文转为离休干部后，又被宣武区司法局聘为特邀律师，还曾作为第一机械工业部的代理律师与日本人打官司，追回了数百万元的设备费，为国家再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