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10月19日出兵抗美援朝，前后不过三个多月的时间。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为首的那一代伟人，洞察国际和周边安全形势，高屋建瓴，前瞻筹划，层层落实，完成了难以想象的战争一切准备。我们说，按现在人的思维，办一个稍大型的会，举办个稍重大的活动，没个三五个月都不行。而他们那一代人，却用三个月完成了战略大调整，以及25万大军出兵抗美援朝的壮举。让我们品读一下主席和周总理到底高在哪？他们的战争意识到底强在哪？战争准备超前在哪？

第一，及时对国家安全和战略重点作出科学判断和针对性调整。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迅速做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驻扎在远东的美国海空军迅即开赴朝鲜；同时，杜鲁门总统还命令美军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开进，公然叫嚣协防台湾。

且不说美军出兵朝鲜已高度事关我周边安全，仅就协防台湾而言已是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刚成立大半年的中国，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重大安全形势变化，我们从战略和全局上该如何应对？我们的战略重点是不是调整？这些重大的战略问题一下子摆在了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那一代领导人面前。

首先，在政治表态上，毛泽东主席于6月28日，即杜鲁门发表讲话的第二天，便强调指出：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该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地和坚决地反抗。周总理则在同一天表示：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主席和总理的这些话针对性指向性很强，坚决而明确地反对美国出兵朝鲜。

其次，在国家安全战略应对上，7月7日，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托，周恩来总理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召开保卫国防会议。过了三天，周总理再次主持召开国防会议，并就一些战略问题进行细化，最终正式通过《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毛泽东主席批示“照此执行”。

主席和总理在政治上的表态，以及我在国家安全上紧急出台《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这说明我们国家的安全大战略出现了重大变化。因为在此之前，我战略重点在东南，主要战略任务是解放台湾。而如今，战略重点转向东北，主要战略任务明面上是保卫东北边防，实则是随时准备出兵抗美援朝。

重大战略转变通常要有个认知和实践过程，需要有个渐次推进。但我们看，朝鲜战争爆发，针对美国的态度和动作，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十天左右内便立即进行重大的战略调整，这不得不使我们叹服，他们应对世界的大战略思维是多么的前瞻、策略是多么的高超！

第二，很快成立东北边防军并云集25万大军做好出兵一切准备。

主席和总理那一代伟人，他们都是从战争中走出来的领导人。在战争和打赢意识上可以说无出其右。正是基于他们有着丰富的战略应对经验和战争打赢实践，所以，他们在应对美国出兵朝鲜的问题上，绝不仅只作出一个政治表态，绝不仅只作出一个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而是附之以实实在在的后续一系列的军事大动作。

实际上，早在7月7日和10日召开的国防安全会议上，在提出组建东北边防军的同时，便商定了边防军具体所辖的部队、指挥机构、人选、部署调整、后勤保障、集结时间等问题。具体的几个大动作是：

一是任命了很强的东北边防军指挥班子。以华东军区副司令、专司准备台湾战役的总指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以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为副司令员，以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为副政委。特别是将粟裕从大东南调往大东北，从专司对台战役转为专司东北边防和出兵准备，这一举措无疑正是国家安全战略重点从东南转向东北的体现。而将15兵团司令与13兵团司令黄永胜对调，则更看重的是邓华的综合素质能力。总之，这是一个能打仗打胜仗的指挥班子。

二是指定了以战略预备队13兵团为主组成的东北边防军力量。要求第40军7月10日开始由广州车运出发，直接开到辽宁的安东（丹东），24日全部到达；第38军和39军两个军的主力，于7月15日分别从河南的信阳和漯河出发，8月1日以前集结于安东、辽阳地区；在东北的第42军即时解除农业生产任务，7月30日从齐齐哈尔开赴吉林的通化、辑安（集安）集结；炮兵3个师7月31日分别集结于本溪至安东、通化等地......我们不禁慨叹：这种组建速度，这种运兵效率，这种快速布防，按照常理常规真是想都不敢想。

三是做好了政治动员令与后勤保障等工作。在保卫国防安全的口号下进行政治总动员，由总政治部拟定动员令。要求东北边防军一旦出国参战，则“改穿志愿军服装，使用志愿军旗帜”。后勤方面，先按照5个基数准备步机枪弹、20个基数准备炮弹；从第四野战军和东北地区抽调汽车1000辆，动员地方大车4000辆；准备三个月的粮草汽油，5000副的担架......战争打的是一种精神意志，打的是后勤，看看他们是怎样进行战争动员的，是怎样准备细致入微的。

第三，紧前制定力量规划先后准备70万大军确保打赢立国之战。

毛主席和周总理，不仅考虑到朝鲜半岛的应急应战准备，还更深一层地考虑到与世界头号强敌作战，必须着眼于最困难最复杂条件，做好长期的战争准备和支撑。因而，他们决定在组建东北边防军的同时，便组成专门的工作班子，加紧着手制定《关于加强边防军的计划》。

根据公开的档案材料，周总理牵头组织制定的《关于加强边防军的计划》，明确边防军实行一线、二线、三线部队的部署。其中“第一线5个军15个师（除东北已集中4个军外，再调中南现在广州一个军集中东北）；第二线3个军12个师，从华东调出；第三线3个军9个师，拟从西北调出”。以上“共准备动员部署11个军36个师，连同特种兵和后勤部队，共约70万人”。不难看出，第一线5个军是指13兵团，第二线从华东调出的3个军是指9兵团，第三线从西北调出的3个军是指19兵团。这可都是全军战略预备队和保持战备状态最好的精锐兵团。

从7月7日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到9月3日拿出《关于加强边防军的计划》，前后不过两个月的时间。帅克作为参谋人员，以前曾参加过重大战略规划计划的研究起草工作，一般情况下没个两三年是拿不出一个重大的战略规划计划的。所以，这方面的感触体会非常之深。

延伸说一下，后人们在研究抗美援朝战争战略筹划准备时，特别是在关于大后勤保障问题上，总是喜欢借用彭德怀赞许高岗的话，称高岗在大后勤保障上作出了突出贡献。帅克觉得，这话虽倒是没错，但必须将其置于主席和总理关于整个抗美援朝的总体战略筹划和保障前提之下。因为没有这些总的战略筹划和保障计划，高岗后来的保障不可能那么得力给力的，这之间是有绝对的必然联系的。

关于抗美援朝出兵前的战略筹划和准备，《周恩来传》中曾这样记载道：“后来的事实证明：如果中央军委不是在7月间就下决心调集重兵，限期开抵鸭绿江畔，做好应战准备，等到局势紧张时才开始采取行动，那是无论如何也来不及的。”这句评价，帅克认为是非常中肯、客观的。

主要参考文献：《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周恩来军事文集》《抗美援朝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