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有一支非常奇特的队伍，她一直守护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的周围，她全部由干部组成，装备精良，作风顽强，在作战中无比英勇，被后人亲切地称为“御林军”，她就是中央红军干部团。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央苏区的四所学校，即中央红军大学（又名赫西斯大学，以在广州起义时牺牲的苏联赫西斯烈士的名字命名）、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又名彭杨步兵学校，为纪念彭湃、杨殷二位烈士而命名）、第二步兵学校（又名公略步兵学校，为纪念黄公略烈士而命名）和特科学校合编组成干部团，由原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任团长，红五军团第十三师政委宋任穷任政委，参谋长钟剑伟（遵义会议后为毕士梯，又名杨林，朝鲜人），政治部主任莫文骅。

干部团下辖由彭杨步兵学校改编的第一步兵营、由公略步兵学校改编的第二步兵营、第三营、由特科学校改编的第四营（又叫特科营）和由中央红军大学改编的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第一营、二营培养连排长干部，三营培养连政治指导员，四营培养炮兵、工程兵、机枪干部。上级干部队培养营团军政干部。四个营干部是：一营营长李荣，政治委员丁秋生；二营营长黄彦斌，政治委员苏启胜；三营营长林芳英，政治委员罗贵波；四营营长韦国清，政治委员黄金山。上干队队长是红军大学教员肖劲光，政治委员余泽鸿。四个营都编有军事教员、政治教员和文化教员。全团共1480人。

长征中，干部团随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行动，归叶剑英直接指挥。主要任务是：警卫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并负责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干部团还曾多次与主力红军相配合直接参加战斗，如土城之战、娄山关之战和巧渡金沙江等。尤其是在三渡乌江、四渡赤水之战中，特科营工兵连为全军部队架桥渡河，为保证全军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长征中的直接作战行动

干部团在长征中直接参与的主要作战行动有三次：

第一次：一渡赤水的土城之战

毛泽东曾说，他一生曾打过四次败仗，其中就包括一渡赤水之前的土城战役。

干部团第一次直接参与作战行动就是土城之战，也是干部团付出伤亡最大的一次。

土城位于贵州西北部的赤水河畔。遵义会议以后，中央即决定红一方面军向黔川边境集中，准备在四川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时敌人为了阻止红军入川渡江，调集滇、川、湘、黔和蒋嫡系部队约二十万人，形成一个大包围圈，企图歼灭红军。

1935年1月28日，红军由遵义附近进抵贵州西北部的赤水一带。在土城枫树坝、青杠坡与敌人发生激战。先是红三军团、红五军团投入战斗。但由于中革军委对川军兵力判断失误，两个军团与川军在青杠坡经过一个上午的血战，没有捞到便宜。此时，川军的增援潘佐旅赶到，红军两个军团顿感异常吃力。三军团大量伤亡，战士们子弹打光后开始与敌人进行长时间的肉搏，十团政委杨勇中弹负伤，子弹从他的右腮打进，从嘴唇传出，牙掉了六颗，满脸鲜血。而红军的增援部队红一军团二师赶到需要三个小时。在这种情况下，朱德提出要去前沿亲自指挥战斗，毛泽东拦不住，就问附近还有其他部队吗？陈赓说：“有，我们干部团在！”毛泽东说：“上去！跟着总司令把敌人压下去。”陈赓集合队伍，带着人就冲了上去。

端着步枪冲向敌人的干部团，果然是一支英勇无比的队伍，他们迎着川军猛烈的火力，呐喊声和冲锋的脚步不曾有过瞬间的犹豫和停顿，而朱德亲临前沿更使他们勇气倍增。川军被这群头戴钢盔的红军前赴后继的冲击吓住了，之前国民党还从没见过头戴钢盔打仗的红军队伍。四营营长韦国清，指挥迫击炮，把仅有的几发炮弹轰向了川军指挥所。下午两点，增援的红一军团第二师赶到了，与干部团一起发起新的冲击。这一次，红军一直打到了川军指挥所的跟前。

毛泽东一直在望远镜里看着干部团冲锋，看见川军凶猛的进攻终于被压了下去，毛泽东兴奋地说：“这个陈赓，可以当军长！”

战至当日黄昏，红军虽予敌以重大杀伤，但未能全歼，成对峙状态。这时川军独立第3旅、教导第2旅、第5师2个旅、第1师第3旅7团等部队分别从不同方向向土城杀过来。中革军委审时度势，认为再战于红军不利，遂主动撤出战斗，西渡赤水，向古蔺南部前进。

第二次：再克遵义之战

红军到扎西后，遵义附近敌人薄弱，红军又二渡赤水，进占贵州桐梓。中革军委指示，“坚决消灭娄山关之敌，乘胜克遵义城”，并指示夺取娄山关，是“开展战局的关键”，“对野战军顺利转移至关重要。”

娄山关是遵义的北大门，位于娄山之巅，四面群山如剑，是川黔交通的险关要道。红三军团第十三团和一军团第一团攻克娄山关，击溃附近之敌。此时，干部团再次领命，由桐梓出发，一天行军一百二十里，由上干队接替三军团十三团扼守娄山关。干部团其余部队奔赴遵义城西南，与红一、三、五军团一起，对蒋军周混元部以及吴奇伟两个师展开激战。敌一部固守遵义城石羔嘴制高点老鸦山。在老鸦山战斗中，三军团十团张宗孙团长负伤，参谋长钟剑伟牺牲，只有黄克诚一人在指挥战斗。陈赓和宋任穷带着干部团刚进入阵地，便展开进攻。干部团由北向南正面进攻，十一团从左侧助攻。这次进攻，红军所有的机枪都开了火，官兵们不顾一切地蜂拥向前，红军攻占了老鸦山。红一、三、五军团主力歼灭了遵义城内外的敌人，遵义被红军第二次攻占。

这两次作战打得很激烈，干部团损失较大，仅土城一战干部团就损失百十来人，五位连长牺牲，令人十分痛惜！我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有个优良传统，一向非常爱护干部，重视培养、训练干部。在革命根据地是这样，在长征途中也是这样。后来，干部团政委宋任穷向毛泽东汇报了干部团伤亡较大的情况，说：“干部团学员都是连排以上干部，培养一个不容易，这样使用代价太大了。”毛泽东同意宋任穷的意见，非常惋惜地说：“对呀，对干部团的学员用是要用的，但这样用不行。以后要注意！”

第三次：抢占皎平渡之战

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后，为了迷惑敌人，曾虚张声势，佯攻贵阳，掉转头又直逼昆明，目的是调动敌军远离金沙江，准备挥戈渡金沙江北上。果然，蒋军中计。

1935年4月30日，就在滇军主力火速回援昆明之际，中央红军分为三路纵队突然北返，开始了对金沙江渡口的偷袭。

具体部署是：红一军团在左，经武定、元谋抢占龙街渡；红三军团在右，抢占洪门渡；红五军团掩护中央纵队居中，在嵩明和寻甸之间越过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抢夺皎平渡口。在中央红军确定的三个渡口中，皎平渡口被寄予了最大的希望，因为这个渡口的两岸是悬崖峭壁，在这里渡江会出乎国民党军的预料。为了确保抢渡成功，中革军委在皎平渡口方向上再次投入了最精锐的部队：干部团。

5月2日，中革军委总司令部指示：令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一个营及工兵，带电台一部，“赶于4日上午到皎平渡架桥”。

皎平渡位于四川会理县和云南元谋县交界的地方，是金沙江的重要渡口之一。干部团的同志们知道，这一仗至关重要，是关系红军安危的一次战斗。

在劝禄县城北面的一个小山村里，周恩来在刘伯承的陪同下来到干部团。周恩来和刘伯承对抢占渡口的作战计划进行了详尽研究，最后决定：以干部团三营和一个工兵连为先头部队，由刘伯承和干部团政委宋任穷率领，以当天一百六十里的急行军速度赶到渡口，消灭渡口敌人继而强渡金沙江，巩固北岸阵地；南岸部队迅速收集船只并组织架桥，为主力部队渡江做好一切准备。干部团团长陈赓率领其余的两个步兵营、一个特科营和上干队为后梯队跟进，以当天一百里的速度急行军，然后宿营休息，随后在先头部队抢占的渡口渡过金沙江，占领江北二十公里处的通安州，阻击和消灭向渡口增援的川军。

巧渡皎平渡

最后，周恩来交代了一旦发生最坏情况的处置方式：如果干部团已经渡江，但是渡口没有保住，主力部队无法渡江，干部团要准备在江北单独打游击。

干部团的先头营和后梯队同时出发了。

在部队到达距离皎平渡还有五六十公里的一个叫沙老树的地方，抓到一个肥头大耳的胖子，此人正要奉靖卫团（地主武装）的团总命令去渡口通知把渡船全部烧掉。命令还没送到，却被红军抓了个正着。

于是，刘伯承立即决定派一个先遣连轻装前进，猛扑江岸，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船只，控制渡口，强行渡江。三营其余两个连和工兵连随后跟进。

先头营的前锋是政治八连，他们在教导员罗贵波和副营长霍海元的率领下，直扑江边，当晚12时许抢占渡口成功。立即利用找来的两条船，把一个排送到北岸，并顺利控制北岸。干净利落抢占了皎平渡，无一伤亡。

最后，随后赶到的三营和工兵连在无法江上架桥的情况下，四处寻找船只，最终找到了七条船。

在抢占皎平渡之后，为了掩护后续主力红军顺利渡江，干部团留下一个连守备渡口，其余主力部队由团长陈赓和政委宋任穷率领通安州进发，以阻止准备向皎平渡开进的川军刘元璋的两个团。

接敌后，干部团全部都上好了刺刀，准备与六倍于己的敌人血战到底。参谋长毕士梯、总支部书记方强、卫生队长蒋耀德身先士卒，带领部队不断向敌人猛冲猛攻。陈赓在望远镜里发现守敌顶不住红军的猛攻，已经开始动摇和混乱，立即抓住有利战机，命令司号员吹响冲锋号。全团官兵端起刺刀冲向敌人的阵地，数倍于红军的刘元璋部硬是被红军“不要命式”的猛冲猛打摧垮了意志，大败。所剩团长以下六百多人全部投降。

在干部团掩护下，中央红军靠干部团找到的七条船全部顺利渡过了金沙江。

长征中的重要保障行动

干部团除了这上述直接参与的作战行动之外，还有两次重要的架桥保障行动。

第一次：架设乌江浮桥

1934年底，干部团在贵州黎平休整后，跟随中革军委纵队抵达乌江南岸。

1935年1月2日，由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率领部队强渡乌江，准备抵贵州北部后，夺取遵义、桐梓。干部团奉命派出特科营工兵连参加架设浮桥渡乌江任务。

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江，两岸均是陡峭的高山。干部团团长陈赓、四营营长韦国清亲自率领工兵连，星夜急行军六十里，赶到江界河渡口，砍竹、伐木、扎竹排。由于乌江水深流急，河底石头大而且光滑，桥桩难以固定，几次被急流冲走。工兵教员谭希林和何涤宙对架桥很有经验，他们想了不少办法，最后用竹篓装石头，两个竹篓上下扣住，中间用硬木架成十字，捆绑结实后沉入河底，以此代锚，才固定住了浮桥。

浮桥架设成功，中央纵队和各军团迅速渡过乌江，直下贵州。

第二次：重架乌江浮桥

1935年3月底，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再南渡乌江时，干部团走在后面，三营担任守乌江浮桥任务，并按照指示，等待殿后主力红五军团过江后拆桥。当干部团得知红五军团已从另一个渡口过江后，把浮桥拆了开始追赶主力（宋任穷在回忆文章中说是接到了军委一位参谋的口头命令）。干部团追赶了四十里终于追上中央纵队，向刘伯承汇报了拆浮桥的事，当时朱德和周恩来也在场。

一向敦厚的朱德听到把桥拆了之后发火了，他很恼火地说：岂有此理！罗炳辉的九军团还在后面，谁让你们擅自把桥拆了？回去把浮桥重新架起来！随后，朱德又说：桥架好后交给九兵团，他们过河后拆桥。如果明天早晨七点九军团还不来，你们就拆桥。

宋任穷带着干部团三营和工兵连又急赶四十里返回乌江边，大家忍着饥饿连夜架起浮桥。到第二天早上七点，九军团还没有过来，在反复核对时间无误后三营就又把桥拆掉了。后面追了两三天才追上队伍。

后来才知道，由于部队不断行军打仗，无法停下来架设电台天线，中革军委一时和九军团联系不上。九军团为了迷惑敌人、掩护主力部队过江，和敌人周旋，未能赶来渡乌江。后来终于取得联系后，在云南会泽、巧家一带渡过金沙江与大部队会合了。

长征中的编制调整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中央决定干部团同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也有说是红军大学）合并改称新的红军学校（也有说是红军大学），校长倪志亮，政委何畏，教育长李特，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未到任）。由于陈赓以前曾对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时“左”倾错误问题不满，进行过坚决的斗争，张国焘恨陈赓。红军学校成立时，张国焘不让陈赓继续在红军学校工作，将其调到红一军团任师长。

干部团被编成红军学校的特科团，韦国清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下辖四个科：骑兵科，科长苏进；工兵科，科长谭希林；炮兵科，科长冯达飞；机关枪科，科长王智涛。

张国焘公开搞分裂后，特科团坚决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作斗争。中央红军北上时，特科团在团长韦国清和政委宋任穷带领下，脱离红军学校，坚持跟随党中央北上。因当时特科团的学员大都是红四方面军的人，这些学员又大都跟着张国焘南下了，因此最终特科团实际上只剩下了几十个原来红一方面军的干部。

1935年9月，中央红军在艰难地过了雪山草地，胜利突破腊子口封锁线之后，到达了甘肃泯州的哈达铺。在哈达铺中央对红军进行了改编，将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直属机关（包括特科团）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下属三个纵队。特科团被编入第三纵队，与红一军团教导营合编改为随营学校。校长由原红一军团教导营营长陈奇涵担任，政委仍由宋任穷担任，政治处主任是莫文骅。

随营学校下属一个上级干部队，队长周士第，政治委员董必武；两个军事连，一个政治连。一连连长黄彦斌，指导员李志民，副连长刘少卿。二连连长霍海元，三连连长杨百浪。一个特科营，辖一个工兵连和一个重机枪连，营长韦国清，政委陈仁琪。仍担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的直接警卫任务。

1935年10月，随营学校和陕北红军干部学校会合于瓦窑堡镇。之后，根据中革军委命令，随营学校和后方卫生部队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周昆，政委宋任穷。

中央红军干部团长征中的历史使命胜利履行完毕。

有人说，红军干部团是李德主导组建的红军版的“暴风突击队”，用以验证李德的“短促突击理论”，在作战中担任“特种兵”的角色。笔者认为这个观点值得商榷。因为一直担任干部团政委的宋任穷自己在回忆录中已经说明，组建红军干部团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培养干部，这是红军一直以来的光荣传统。此外，红军干部团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的警戒和防卫，并非作为突击兵力使用，不到万不得已是舍不得拿出去使用的，因此说她是中央红军的“御林军”应该更合适些。

宋任穷、肖劲光和陈赓

中央红军干部团在长征途中可谓战功卓著，也战将辈出。凡在干部团任过职，文中有记载的连以上干部建国后正国级1人（董必武，实际上是毛泽东把他放到干部团让陈赓他们照顾的，同去的还有徐特立），授大将2人（陈赓、肖劲光）、上将5人（韦国清、宋任穷、陈奇涵、周士第、李志民）、中将4人（莫文骅、丁秋生、方强、谭希林）、少将4人（苏启胜、苏进、王智涛、刘少卿）、正部级1人（罗贵波）、副部级1人（蒋耀德），还有许多没有统计在内的连排干部及上千学员，以及那些如钟剑伟、黄彦斌等一批壮烈牺牲的干部，他们都为革命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向为中国革命事业付出鲜血和生命的先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