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乐黛云教授：影响我一生的10本好书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中国新时期比较文学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乐黛云先生逝世（1931年1月-2024年7月27日）。

人的个性可能有一些先天的因素，但归根结底是决定于社会家庭的影响；对一些人来说，读书更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在初中二年级读了《简·爱》，女主人公那种自尊自爱、自我奋斗，鄙弃世俗成见，忠实于自己的心的性格无形中成了我的摹本。高中时代，我最喜欢的作家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特别是《罪与罚》，它让我第一次关注到社会底层可怕的贫困、痛苦和绝望，并深感如果对这一切不闻不问、漠不关心，那确是人生的奇耻大辱。1940年代末期，我有幸接触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关于新人的故事》。职业革命家拉赫梅托夫和作者本人成了我最崇拜的偶像，也成了我在生活中追求的最高目标。后来，一连串逆境，使我深深爱上了《庄子》。庄子辽阔豁达的胸怀使我有力量去漠视生活对我的不公，尤其是他的名言“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成了我在逆境中做人的准则。与此同时，《陶渊明集》则陶冶了我浮躁而尚不能脱俗的情怀。陶渊明对素朴的田园生活的吟味，如“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等都陪伴着我，使我在艰苦的农村生活中体验着大自然的诗意而逐渐心安。“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等诗句使我对农村的静夜和清晨都充满着喜悦。后来，甚至对生死等大问题似乎也都有点参透了：“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一旦连生死都能听其自然，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在北京大学求学时期的乐黛云

在学术方面影响我最大的五本书是格奥尔格·勃兰兑斯的六卷本《十九世纪文学主潮》、雷纳·韦勒克的六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钱钟书的《管锥编》、刘勰的《文心雕龙》和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逻辑》。

第一本书为我开辟了一个对文学进行综合考察的全新视野。这本书通过对欧洲文艺思潮的总体研究，探寻出19世纪前半叶欧洲心态发展的一个轮廓。作者认为只有对欧洲各国文学进行比较性的研究，才能完整地了解欧洲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因为比较性研究具有双重便利：一方面可以把外国文学带到离我们足够近，使我们能够跟它合为一体；另一方面又把我们自己的文学放远了，使我们真正在远景中看到它。而离眼界太远或太近的东西，我们都会看不清的。他又以仙鹤用长颈瓶请狐狸吃饭，狐狸用扁平碟回请仙鹤的故事说明要使双方受益，就必须有一个不同于常规的新的工具，那就是突破封闭立场的相互“比较”。应该说这部大著为我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向比较文学研究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1980年代，正在讲课的乐黛云

第二本书也是一部在“比较”中纵论欧洲各国文学的巨著。韦勒克在许多人专注于讨论“形式”的20世纪始终坚持历史主义和人文主义。他始终反对单纯罗列事实而撇开理论，同时也反对忽视艺术手法和具体细节的分析。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八届年会上，韦勒克特别强调研究者的权利和义务就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评判和断定哪些思想属于发展的锁链”，因此对文本和作家都应有所选择，“完全中立的、纯粹说明性的”“没有标准，没有方向感和对未来的预期的”，都不是真正的学术。当然，盛行于20世纪后半叶的“解构”和后现代主义对这些思想都不会认同，但这种历史感，这种有益于人类的理想和对思辨的重视却一直规范着我的学术追求。

《管锥编》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学术天地，我从来不知道对于中国古代原典还可以这样来解读！钱钟书打通了古今中外文化各个领域，将代表中国古代精神财富的经、史、子、集都上升到美学的高度来加以阐释，同时又延引800多位外国学者的1000多种著作来进行比较、印证；在《管锥编》中，西方新起的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语义学、文体学、现象学、新历史主义等思潮似乎都在中国特有的语境中呈现出新的面貌；而古老的中国文化则在从未有过的现代诠释中焕发出新的光芒。这部大著的中心是寻求古今相沿，中外互通的“文心”。它的宽广胸怀、高瞻远瞩以及实证的旁征博引、阐幽抉微使我深深地敬佩，从此，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

我于是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来重读《文心雕龙》。这部巨著产生于鲁迅所说的“文学自觉”时代。在学术空气活跃，较能自由探讨的环境中，国内儒、佛、道、玄诸家，齐驱并骛，互相吸收又互相排斥，同时，佛教盛行，特别是印度因明学的传入带来了崭新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文心雕龙》在这种情况下，综览诸家，承前启后，第一次铸就了系统的中国文艺理论体系，写成了这部前无古人的“外文绮交，内义脉注”的宏篇。1981年季羡林先生曾在一封信中说，“我常常感到中国古代文论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只是有一些名词不容易懂。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我想这件事就应该首先从研究《文心雕龙》做起。

1985年，乐黛云与季羡林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上

1985年，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邀请美国极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杰姆逊来校讲学，他的讲演稿作为北京大学学术讲演丛书得以出版。他着重讲述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化”不仅表现于一切物质产品，而且渗透到各个精神领域，甚至理论本身也成为一种商品。人们生活在无边无际的，由“商品化”的广告、录像、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体所构成的形象的汪洋大海中，生活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了这些形象的模仿和复制。众声喧哗、中心消解、反权威、叙述化、平面化、零散化、无深度概念则是这一时期文化的主要特征，“后现代主义”正是对于这些特征的概括。杰姆逊的讲演使我不能不面对当下正在发生的一切，使我不能不从自己一向习惯的精英学术圈子里探出头来，希望找到一条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相结合的坦途。

回首半个世纪，我深感如果没有这些书，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我。尽管我对这个“今天的我”并不满意，但对这些塑造了我的书籍却永远满怀崇敬和感激之情。（原载《群言》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