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们是折耳根乐队！”用贵州方言喊出这句口号后，陈昌海敲响了第一个鼓点，陈克兴按下键盘，杨志和彭万海轻轻拨动吉他的琴弦，杨林的手指在笛孔间跳跃。已累到僵硬的手指灵动了起来，一首首旋律在指尖流出，缓缓流淌在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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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按摩床边，杨志双手交叠，略弯着上身，一下下按揉着手掌下的身体。 按摩床上的客人嘴里哼着一首歌，“我要从南走到北，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像是在为按摩打节拍。
“这就是生活”，视频发在“折耳根乐队”的抖音账号上，写道“我们的主唱把客人按出歌声，欢迎来尝试”。
▲ 乐队在按摩房中排练，前排左起：陈克兴、杨志，后排左起：陈昌海、杨林、彭万海。受访者供图
杨志是贵州的一名盲人按摩师，同时，他也是一支由大部分成员为视障青年组成的“折耳根乐队”的主唱。白天，按摩是他维持生计的手段，夜晚，音乐承载着他的梦想，是他黑暗世界唯一的光亮。
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按摩室，挤挤挨挨摆了三张按摩床，中间只有供人走动的通道。每天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杨志和乐队里其他三位盲人小伙就在逼仄的空间里等待，接单，按摩。
推、捻、揉、拨、敲、按，手指在客人肩上、背上、脚上发力，一单至少需要一小时，生意好时每天可以接八九单，到最后手指几乎是机械地落在穴位上。
晚上十点后，同样的按摩房，就像是另外一个世界。不大的房间摆着键盘、吉他和鼓，以及直播用的设备，这个所有缝隙和唯一的小窗都被隔音纸板封住的小屋，就是乐队的排练室兼直播间。
“大家好，我们是折耳根乐队！”用贵州方言喊出这句口号后，陈昌海敲响了第一个鼓点，陈克兴按下键盘，杨志和彭万海轻轻拨动吉他的琴弦，杨林的手指在笛孔间跳跃。已累到僵硬的手指灵动了起来，一首首旋律在指尖流出，缓缓流淌在深夜。
凌晨一点，排练结束，街上早已行人寥寥。唯一视力健全的彭万海一般会走在最外侧或者最前方，他们一个搭着一个的肩膀，或并排或成纵队踏月而归。从2018年1月15日乐队成立至今，这样的日子周而复始，不知疲倦。
结缘
刚满三十的杨志对这个世界清晰的印象还停留在22年前。八岁半的时候，一次发烧输液导致的药物中毒，夺去了他所有的光亮和色彩。杨志还记得，输完液的自己问来送早餐的父亲，“天还没亮，吃什么早餐？”从此后再也没有天亮。
十三岁那年，杨志第一次听许巍的《时光》，想象自己背着吉他，在城市和人群中穿梭流浪。杨志脑海中的吉他是一个木箱子，上面有一个杆。真正摸到吉他时，才发现完全不是那样，“原来它有琴身、琴体，就像人一样，有头、有脖子。”
陈克兴第一次接触吉他，是在他五岁时，听哥哥弹奏了一曲黄家驹的《真的爱你》，被吉他的声音打动，他把这形容为“一见钟情”。两年后，陈克兴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乐器，一架价值100元的电子琴。这笔钱比哥哥的学费还要贵，对于省吃俭用供哥哥姐姐读书的农民家庭来说，是一项不小的负担。
音乐成了陈克兴最好的伙伴，他从小没有读书，经常独自一人待在家中，会孤独，会怕，怕黑、怕鬼，“怕的时候就躲起来”。买来电子琴的那天，陈克兴从中午到晚上，手指不停地在琴键上敲击，只花半天时间就弹出了《两只蝴蝶》。他觉得“好像这辈子都离不开音乐了”。
▲ 乐队成员边给客人按摩边唱歌。受访者供图
热爱可能源于一瞬间，但视力障碍者学习音乐要比常人付出更多。歌词、曲谱几乎全部靠听，然后一遍遍默记，指法需要老师手把手地教，再一遍遍练习形成肌肉记忆，杨志说，一首歌学下来起码得花两三个月的时间。
陈昌海笑称“一开始学乐理像是在学数学题”。在他的学生时代，晚上十一点以后是练琴的大好时光，每天都能练到一两点，“宿舍都熄灯了，我感受不到任何光亮，这时候可以完全静下来，电吉他不插电时发出的声音很小，但在弹奏的时候，我脑海里会播放歌曲。”
杨志和陈昌海是贵州盛华职业学院的同学，两人一起搞乐队，也算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彭万海就是这么被吸引的。吉他社的迎新会上，杨志一曲《黄玫瑰》让彭万海觉得不可思议，“他什么也看不见，怎么弹琴还能这么好听？”
彭万海是个热心肠，经常主动帮助盲人同学带路、购物，一来二去三人熟络了起来。在盛华学院，有一间按摩房改造成的排练室，杨志和陈昌海在那里一练就是五六个小时，指尖上结着厚厚的一层老茧，彭万海觉得他们特别拼，“虽然练习时间越长，手上的茧会越厚，但练久了依然会起泡、会疼”。
他们与音乐结缘，音乐让他们结缘。
漂泊，回归，扎根
“学吉他就应该去流浪，很酷。”2014年，杨志背着吉他，用在街头卖唱的钱做车旅费，辗转贵州各市，远至广州、深圳、东莞。
住三四十元一晚的旅馆，吃最便宜的便当，运气好时一天可以挣二三百元，运气不好时只有二三十，要是下雨就没有收入，每天过着为钱发愁的日子。杨志觉得迷茫，流浪的生活和他想象的一点也不一样。
陈昌海的小学同学杨林渴望去北京打拼，到了朝思暮想，夜不能寐的地步。在杨林的劝说下，陈克兴也成了“北漂”，二人一起学音乐，一起睡地下室，每当生活入不敷出时，就杵着盲棍上街卖艺。杨林对北京的大街小巷熟悉到不用盲棍也能找到路，“我要是被打晕了送到北京来，一清醒就能闻出这是北京的空气”。
卖艺的收入并不多，一下午也就七八十元。一日北京大雨，杨林在雨中卖力吹笛却无人问津，“那时心里真的很悲凉”，就在他和陈克兴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个路人突然跑过去塞给他们二百元钱。回忆起这段经历，陈克兴笑着说，“就像演电视剧一样，太神奇了”。
之后，他们又成了“深漂”，加入了一个残疾人艺术团，包吃包住却被拖欠了一两万元的工资。陈克兴很无奈，团长就是残疾人，也没办法催债，“那时残疾人艺术团行情不好，他也没钱可发”。
诗和远方可能只是年少时的梦，生活终归是要回归现实。“在外漂久了，就渴望稳定的生活、稳定的收入，也想要成家”，2016年，杨林回到贵阳学习推拿。
▲ 杨志（左）和彭万海在街头唱歌。受访者供图
先后在北京、河北、天津做盲人按摩的陈昌海始终认为自己要扎根贵阳，“因为这才是故乡”。他在2016年底开了一家推拿店，希望劝回漂泊在外的盲人朋友，让他们有个扎根的地方。第二年，杨志在他的劝说下，从深圳回到贵阳。
在外漂泊的无数个夜晚，杨志最常听的就是许巍的《救赎之旅》，“听了不下一千遍”。每当许巍唱起“一直以来，在心中的梦想，是用一生改变这个世界；一直以来，这闪光的心愿，指引我穿行世界”时，杨志总会感到内心有一种令人平复的力量，“音乐让我看到了光”。
2018年1月，一个火锅局上，杨志、陈昌海、彭万海和杨林碰撞出了成立乐队的想法。他们以贵州人爱吃的折耳根为乐队名，“折耳根生长在阴暗的土里，见不到光亮，跟我们盲人很相似”，他们希望一步一步将根扎深，唱出贵阳，走向全国，就像折耳根一样，根茎再深也终将向阳。
今年4月，陈克兴放弃了在深圳的发展，回到贵阳成为乐队第五名成员。
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用盲人按摩师和乐队成员身份切换这种特殊的方式感受着白天与黑夜的交替，眼前一片虚无的黑色好像有了画面和色彩。
杨林将自己最喜欢的音乐——张延武的《乡歌》想象成了一幅画，“我站在山顶上，遥望着对面的陆地，太阳升起，我沐浴在火红的朝阳下，暖暖的，好像看到了一种非常绚烂、纯粹的美”。
“音乐可以带给人画面感和力量。”
惊喜总在最困难时出现
“星期六去弹珠珠，星期天去揪麻雀，躲起猫猫找都找不着。”这是折耳根乐队原创的贵州方言民谣《弹珠珠》。
折耳根乐队一直尝试将贵州的多元文化融入乐队的创作风格，“我们都热爱贵州，这片土地上有很多文化值得去发掘。贵州的少数民族很多，比如侗族、布依族、苗族，他们都有各自的语言和音乐，如果把这些元素加入音乐，会显得很独特，也能让别人感受到我们贵州的多元文化。”
弹珠珠、躲猫猫、揪麻雀是陈克兴小时候经常玩的游戏，他从周一盼到周五，周末就可以和上学回家的伙伴一起玩耍。陈克兴只用两天便创作出了这首歌，希望他童年的故事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音乐中加入了笛声，显得欢快又俏皮。一开始，杨林的笛声并不能很好融入乐队，他为此苦恼了一段时间，差点想要退出。
在西洋乐器居多的乐队里，杨林作为笛手很难找准自己的定位，总觉得笛声突兀，显得不伦不类。为了将笛声融入流行、民谣，每一次杨林都要进行“全新的创作”。乐队练习新歌前，他需要听很多遍原曲，预想自己如何吹奏、如何融入，排练时试图找到一个平衡点，让笛声既不突兀，又不失存在感。
惊喜总在最困难时出现。经过半年的磨合，杨林慢慢找到了感觉，和团队配合得越来越默契。队友的鼓励让他选择留下，如今他很庆幸当初的不抛弃、不放弃，“在演奏里加入笛声后，音乐层次会更丰富，而且会非常独特、无法复刻”。
陈克兴将这形容为组建家庭，每个人都各司其职，却又目标一致，虽然性格和音乐水平各有差异，但最终都能协调到一起。
2018年5月18日，全国助残日，折耳根乐队在贵阳水东社区文化馆进行了第一次专场演出。那是一个略显拥挤、闷热的表演场地，仅能容纳150人的封闭式房间，挤进了近300名观众。陈昌海仿佛至今还能感受到舞台上氤氲的热气和汗味，“大家一起合唱，兴致很高”。
渐渐地，折耳根乐队在贵州开始小有名气，他们有了自己的粉丝。2018年8月的贵州草莓音乐节前夜，杨志与彭万海一起做热场表演，地下通道的楼梯都挤满了人。
他们站在暖白的灯光下，抱着吉他弹唱许巍的歌，当杨志唱到“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的时候，现场的合唱声达到最高，观众随着音乐的节拍一起摇摆，所有人都在欢呼。
那一刻，在封闭的地下通道中，观众的合唱与欢呼声让杨志觉得，“每个人的声音都好像带着混响，很好听”。
用音乐鼓励困境中的人
在折耳根乐队中，生活与理想，一直都在并肩同行。
今年九月，随着央视等媒体报道，乐队的曝光不断增加，演出邀约越来越多，抖音点赞从过去的平均100飙升至最高17.4万，同时也出现了质疑和嘲讽声。视力障碍的人“看”东西总是很用力，眼睛微微上翻，露出更多眼白，视频下有人评论让他们“正眼看人”。
面对出名与质疑，乐队成员很淡然也很坦然，出名后的日子，好像发生了一些变化，又好像一切都没变。
他们要挤出时间接受媒体采访，排练时间在减少，但仍然要为生计奔波，白天彭万海继续做他的肯德基外卖员，其他四人则继续做按摩师，晚上照样排练，甚至更加认真，每周三、周六晚十点或十二点进行直播，时间很规律。
“我们现在就是在修炼内功”，武侠迷陈克兴说，“要先把音乐修炼好，再考虑其他的事情”。
▲ 在南方艺术公园，折耳根乐队首个五人专场表演。受访者供图
陈克兴是队里商演经验最丰富的人。在深圳签约经纪公司时，曾和蔡国庆等明星同台演出，多的时候每月能挣八千元，但他觉得那种表演就像任务一样，“每天都在为钱奔波，没有自己的观众，没有自己的生活，像是被音乐限制了自由”。
他在折耳根乐队的音乐中找到了自由。
乐队成员对音乐的感情很纯粹，谈及未来发展方向，答案总是出奇一致，“三年内出专辑，里面都是原创曲目”，他们还想一起上音乐节表演。“不希望之后的演出、歌曲太商业，希望能够多做偏公益的活动”，队长陈昌海说，“我们想用音乐鼓励一些生活在困境里的人”。
2020年9月12日，折耳根乐队在南方艺术公园举办专场演出。演出前，乐队成员特意一起去理发店做了个精神的造型，面对镜头摘下墨镜，竖着大拇指笑着为自己加油：“折耳根乐队，专场演出，雄起！”
杨志相信音乐是可以让人沟通的，“有时候你不用讲话，只要音乐声一响起来，大家就好像有共鸣”。当最后唱起《蓝莲花》时，舞台大灯熄灭，一片漆黑里，观众打开手机手电筒，跟随旋律挥舞着，全场大声合唱。
那一刻，他们的眼眸里映出点点星光，整片世界都像在为他们混响。
新京报记者 马明仁 实习生 王为
编辑 刘倩
校对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