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初，时任东北保安副司令的郑洞国、参谋长赵家骧急匆匆奔赴吉林，向吉林守备司令、60军军长曾泽生传达蒋介石、卫立煌的命令：

“当夜部队紧急撤往长春，撤退前必须销毁所有不能携带的物资，炸毁火车站、丰满水电站、水坝。”

曾泽生心里吃了一惊，尽管他对撤离吉林没有意见，但要炸毁火车站、丰满水电站，他的心里却很纠结，特别是丰满水电站。

丰满水电站是日伪时期修建的一座水库，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水库，水库被炸毁，洪水将淹没整个松辽平原，危及数十万东北三省的百姓。

经再三考虑，曾泽生最终还是决定，响应中共的号召，没有炸毁丰满水库。

60军从长春撤出后，士气确实低落到了极点，曾泽生也因为未炸毁丰满水库一事，遭到了各方指责，心里满怀着苦闷。

不过，那时的曾泽生尚未与中共地下党接触，起义一事更是无从谈起。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却直接改变了曾泽生的看法。

1948年5月16日，王家善率部在营口起义，参加了解放军。

王家善起义的消息传来以后，一度让曾泽生感到诧异：

“他怎么会选择起义呢？”

曾泽生之所以诧异，是因为王家善率领的营口部队，本身就是伪满洲国时期日伪军的一支部队。

这样一支汉奸加反动的部队，是如何做到全军一致起义的呢？

王家善是黑龙江巴彦人，早年就是东北军出身的军官，九一八事变之前，当过东北军黑龙江警备司令部参谋。

1935年12月，王家善赴日留学，在日本陆军大学学习，1937年回到南京，与何应钦有过一面之缘，还曾被授予中校军衔，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参谋。不过出乎预料的是，王家善再次出现的时候，人就已经又回到了东北，先后任伪满中央训练处教官，治安部参谋司军务科科长，伪军官学校教授部部长，步兵第四旅旅长，步兵第七旅旅长。

尽管资料在这方面记载很少，但很显然，王家善应该是受委派打入了日伪军系统中任职。

日本关东军占领东北后，也急于扶持一些有名望的人来出任伪职，以王家善的原来在东北军的地位，也是比较符合日军这一想法，所以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日军始终认为，王家善是他们培养起来的“亲日分子”。

可王家善真正骨子里是抗日的。

1939年，伪满军官学校成立，王家善回国后出任了教授部部长。

王家善在校期间，便大力在学生中发展“真勇社”成员。

所谓的“真勇社”是王家善1936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同何正卓秘密成立的爱国组织，该组织便是以“反满抗日”为宗旨，吸收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加入，包括王家善后来回国后，在伪满洲国军校时期，也吸收了一大部分在校的学生加入组织，这些学生后来都充实到“伪满洲国”部队之中。

到抗战胜利时，王家善的“真勇社”已经发展到200余人。

1941年，日伪当局利用“一二・三〇”事件，诱捕了大批的抗日青年，其中“真勇社”的创建人何正卓因国民党身份暴露被捕，后来他在狱中交代出了国民党关系，但却保护了“真勇社”成员，王家善当时因已受到日伪军监视，因此决定对外停止使用“真勇社”的名字，全社发展转入地下。

整个抗战时期，“真勇社”成员绝大多数都深入日伪军高层，后来抗战胜利前夕，积极策动部队起义，以配合苏军作战。

只是很遗憾，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借口“真勇社”在抗战时期无活动，下令取缔。

不过，真实的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国民党当局之所以对“真勇社”忌惮，是因为该组织内就有不少共产党员，担心这个组织发展起来以后投向共产党。

显然，国民党当局并不是无的放矢。

抗战胜利后，王家善本来是没打算留在军中，尽管他的影响力不小，但他心里很清楚，在这么坚持干下去，一旦将来内战爆发，自己就会成为罪人，于是就带着女婿李殿儒回到了长春老家暂居。

也就是在长春时，何正卓给王家善送来了几本书，其中就有毛主席写的《论联合政府》。

《论联合政府》是毛主席在1945年4月24日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何正卓能够冒着风险，把这样一本书带到东北，是很不容易的。

何正卓的身份，其实就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党员。

王家善看了何正卓送来的《论联合政府》，心中略一沉吟，然后说道：

“国民党反动派所做所为，是历代王朝暮年征象，靠不住了。但共产党那边没熟人，难以沟通关系，我进关看看吧！”

不过，王家善并没有地下党的关系，到北平转了一圈，没碰上共产党，却碰上了杜聿明，杜聿明随即请示上级，任命王家善为长官部少将高参，跟着又回到了锦州。

1946年4月，东北保安第四总队被东北民主联军打散，杜聿明又任命王家善充任东北保安第四总队总队长。

尽管对中国共产党抱有不错的好感，但那时王家善尚未决定好一切，他一路到沈阳，沿途不断的收容第四总队的溃兵，女婿李殿儒（同年与王家善养女成婚）劝他：

“要小心点，国民党在利用你，别给国民党送终。”

王家善则是摇了摇头：

“国民党不是给了我一个师吗，今后该怎样，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王家善本身就是东北军出身，后来受命重建第四总队，队伍里绝大多数都是他当年的心腹，很快第四总队规模就扩编到了上万人。

作为非嫡系的将领，王家善在国民党军之中过得并不如意，只是因为他尚能掌握一旅之师，所以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对他重用。

可即便如此，国民党当局仍然不是很信任王家善。

1946年，东北第四总队成立不久，即开赴辽南山区，归新六军下辖。

对于这些非嫡系的部队，国民党当局通常的做法就是将他们拆分使用，就如60军、93军等滇军部队一样，下属的各个部队都被拆的七零八落，当时60军也有一个师在新六军下辖，对于这些部队，新六军统一的做法是，派驻专门的人员去监视、辖制。

王家善的一些老部下，察觉到新六军有吞并他们的意思，林春武借着喝醉酒的名义，大吵大闹：

“你们要撤换王家善，就是逼着我们去当八路军。”

当时国民党军在东北兵力不足，对王家善只能善加安抚。

在东北的数年间，王家善始终无所作为，除了现实方面的因素外，王家善自己心里也很犹豫，他的这个思想状态也引起了在东北的地下党组织的注意。

除了何正卓外，王家善部队还潜伏着不少中共地下党员。

东北局情报组情报员石迪（原“真勇社”长春分社的社长）早在1941年就打入了王家善部，并在部队中发展情报关系以及地下党员，王家善的亲信部将刘风卓加入了组织，刘风卓在王家善部的影响很大，必要时能够控制全师，是我党在王家善部争取的最关键的人之一。

从抗战胜利之初，国共双方都在争夺东北，石迪曾向上级请示，策反王家善部，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考虑再三，认为时机不成熟，指示先不要起义。

此后王家善率领部队，替新六军站岗放哨，后来又该番号称独九师，尽管名义上是一个师，但该师当时是归属于新六军第14师下辖，为了指挥独九师，14师还派了一个上校副师长来，尽管王家善名义上是独九师少将师长，可部队实际指挥权，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副师长手中。

王家善一直感到很憋屈，却也对现实无可奈何。

1947年春，东野展开战略反攻，国民党军逐渐的溃败，转而重点防守沈阳、锦州几个大城市，本来按照新六军的指挥，是要王家善率领部队到辽河一带打游击，王家善不愿意平白损耗部队，趁着营口无军防守，王家善主动请缨去防守营口。

调营口后，王家善部队改称暂编58师，归52军下辖。

王家善到了营口以后，天高皇帝远，心思活动的愈发频繁，只是他仍然没同意起义。

当时，在王家善部队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都有些坐不住了，于是乎他们也做了一个冲动的决定。

廉荣春、乔遇春等几名潜伏的地下党准备发动暂编58师中下级军官起义，然后兵临城下，逼迫王家善率部起义，但当时时机尚不成熟。毫无疑问，这次举事自然以失败告终。

林春武把这件事告诉了王家善，王家善也很无奈，摇头叹息：

“这几个人太轻率，整出事来，他们完了，我也要掉脑袋。”

从王家善的话中不难看出他的想法。

据李殿儒回忆他和王家善之间的对话，他曾问王家善：

“看形势您必然走这条路，应该见好就收吧。秋季攻势咱打胜了，眼下共产党又派人来联系，现在起义比兵临城下光彩多了。”

王家善摇头：

“越在胜利的情况下越不能起义。你想想看，刚刚取胜，官兵有一股骄气；林春武把消息递给我，说明赞成起义的人数不多，一个连长月薪（加空额）100多万（当时通货膨胀严重），正是享福的时候，谁愿意携家带口跟我们去受穷？我们要起义，有人振臂一呼表示反对，谁还肯听我们的？即使你能保我出去，成了光杆司令，人家要我们有啥用？”

李殿儒又问：“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呢？”

王家善说：

“国民党肯定不行了，剩下几个孤立的据点，营口是其中最小的，肯定要先被吃掉，我不会等到山穷水尽丢人现眼。预计东北丢掉半年之前，局势一定非常紧张。外边有了压力才能起义，大部分人才会跟着我们走，时机一定要把握准，国民党与我们无缘无德，何苦陪它殉葬！共产党与我们无仇无恨，肯定会走到一起去的。”

王家善对于形势的认识，还是很清楚的。

对于起义的廉荣春、乔遇春，王家善暗中出手，悄无声息的保护下来，不让国民党特务抓捕他们，还对外发出了通缉令，至于对部队里还没有暴露的刘风卓等人，则予以保护。

“共产党必将得天下，可国民党还能维持二十年。”

刘风卓也意识到，如果要想起义，老长官王家善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1948年春，东野进攻辽阳，王家善心里很清楚，辽阳之后就是鞍山、鞍山之后就是营口，而营口绝对守不住，到时候自己手上的一个师白白折损，到了关内，国民党当局也不会让他再编一个师。

与此同时，东北局社会部也注意到了王家善思想上的起伏，决定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从军事上包围，另外一个就是由潜伏的地下党出面，劝说王家善率部起义。

几天以后，王家善召开连以上会议，讨论未来何去何从，当时会上也确实有不少人提出，守不住营口，就要撤退到锦州，再不济就入关的想法，可见那时部队思想并没有完全统一，起义是有实际困难的。石迪、刘风卓等共产党员也十分焦急，因为直至临战时，他们仍然未能劝服王家善，如果贸然率部起义，暂编58师极有可能分裂成两派，起义成功了还好说，一旦失败，局势失控那就很难说了。

尽管在会上，大家七嘴八舌提了不少意见，可王家善在部队中，还是有相当的声望，所以大家都想听听他的意见。

王家善的老部下梁启章站出来说：

“我们从‘真勇社’起，跟师长十几年了，听你的吧，请你临机决断。”

他的一句话，立刻引起了其他人的响应。

关键时候，王家善终于统一了部队的思想，他要的就是老部下这句话：

“既然诸位信任，那我一定带领你们走一条有前途的路。”

1948年2月23日，王家善派出侄子王凤祥、刘风卓出城与我军联络。时任辽南军区司令员吴瑞林亲自接见了王家善派来的代表，双方举行了谈判，吴瑞林代表东总直接谈了五点：

一、起义部队保持原建制，起义后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一个独立师，与解放军一视同仁。

二、起义官兵既往不替，保护官兵的个人财产，愿回家的发路费，开证明按起义人员待遇。

三、因营口是解放军必争之地，限三日内起义。

四、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军民热烈欢迎王家善师长能率部起义。

五、王师长还有什么要求，明晚再来谈判。

王凤祥两人回去以后，将解放军开出来的条件告诉了王家善。

王家善仔细思考了一夜，第二天傍晚又派了梁启章为全权代表谈判，对于起义的条款，王家善并无反对意见，只是提了一个小要求，暂编58师这几天正要补给，王家善想拿到这些补给在起义，就当是给解放军一个大礼。因此建议把起义日期推迟到26日以后。

不过，吴瑞林却摇头拒绝了：

“武器、粮食、船舰、飞机是小事儿，起义是大事儿，不能因小失大。”

参谋长金振钟也笑着说：

“那些东西早晚都是我们的，先让蒋大队长多保管几天吧！”

双方敲定，起义时间定在1948年2月25日晚7时。

尽管已经决定好一切，王家善内心仍然很紧张，不到最后关头，谁也不能保证不发生意外。

驻扎营口的国民党军除了暂编58师外，还有新一军的部队以及交警总队，按照要求，王家善需要解除这些部队的武装。

2月25日下午2时，王家善召集全师，暂编58师全师90%以上官兵都同意起义。

2月25日下午3时许，梁启章指示李殿儒抽调警卫连，严密保卫师部安全，王家善也派出专人，以开城防会议为名义，召集市长袁鸿逵、五十二军副军长郑明新、交警第三总队长李安等十几个主要人，等这班人到了会场以后，王家善立即下令予以控制。

2月25日晚7时，起义部队已经控制了营口，按照约定发了三发照明弹，迎接辽南独立师入城，当时营口还有国民党军残余部队企图负隅顽抗，王家善亲自率领暂编58师部队，配合辽南独立师一起行动，经过9个小时激战，全歼了敌人。

1948年5月16日，王家善部改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五师，全军统一番号后，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7师。

值得一提的是，王家善的部队虽然是属于杂牌军，但部队中军官士兵的素质都很高，所以部队起义以后仍然保留了一个完整师的建制。

王家善走了一条光明的前程，也极大的震动了国民党军，特别是对后来曾泽生率领60军起义，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