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初春，一场轰动全国的考古行动正式展开。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考古发掘，而是新中国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正式开启的皇帝陵墓。谁能想到，这次看似庄重的考古活动，却酿成了中国考古史上最大的悲剧。

这座被打开的帝陵，就是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陵寝——定陵。作为明十三陵中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帝陵，定陵的发掘本应是新中国考古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可惜事与愿违。

这一切还要从1950年说起。那一年的金秋十月，两位赫赫有名的学者联名向国务院递交了一份请示报告。签名在首位的是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第三位是明史专家吴晗。这份报告的内容，是关于挖掘明成祖朱棣陵寝——长陵的请求。

要知道，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皇帝陵墓向来都是碰不得的禁忌。即便是盗墓贼，也鲜少有人敢打皇陵的主意。可这两位学者却要光明正大地打开皇陵，这份勇气着实让人咋舌。

吴晗作为一位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明史专家，对于明朝的历史自然怀有特殊的感情。在他看来，挖掘明代帝陵不仅能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贡献，还能为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历史教育。更重要的是，谁知道陵墓中会不会藏着《永乐大典》这样的国宝级文献呢？

历史学家毕竟不是考古学家。考古工作需要极其专业的知识和技术，光靠对历史的热爱和学术追求是远远不够的。这个道理，在之后的发掘过程中被证明得一清二楚。

由于种种原因，最初计划挖掘的长陵并没有成行。考古队将目标转向了相对容易入手的定陵。选择定陵是有原因的，这座皇陵此前就已经出现了一些破损，在堡城墙上有明显的凹陷。这个天然的突破口，给了考古队一个下手的契机。

1956年初，考古队开始沿着城墙的凹陷处向下挖掘。挖到一米多深时，他们就遇到了第一个重大发现——一块刻有“隧道门”三个大字的巨石。这个发现让所有人都兴奋不已，仿佛打开了通向皇陵的第一道门。

好运气并没有一直眷顾这支考古队。在的一年时间里，他们挖掘了大量的通道，却始终找不到陵墓的金刚墙。直到第二年九月，考古队才终于找到了这堵关键的墙体，而且在墙上还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梯形开口。

看到这个开口，考古队员们都激动不已。他们推测，这很可能是当年万历皇帝入葬时特意留下的通道。此时的气氛已经达到了高潮，连郭沫若都亲自赶到现场，想要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可是，当真正打开地宫大门的时候，一系列令人心痛的问题接踵而至。由于缺乏专业的保护措施，许多珍贵的文物在接触到新鲜空气的瞬间就开始氧化变质。那些精美的木质陪葬品因为突然改变了环境，开始迅速变形。更让人痛心的是，就连万历皇帝的棺椁都在混乱中遗失了。

考古队的工作人员大多是附近村庄的农民，他们对文物保护一无所知。有些人甚至直接用手触摸那些价值连城的文物，这在今天的考古工作中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当时的施工现场一片混乱，没有系统的记录，没有科学的保护措施，完全是在破坏性地发掘。

这次发掘最终只保存下来约3000件陪葬品，而原本地宫中应该有数万件珍贵文物。更可悲的是，那些保存下来的文物中，很多也因为保护不当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这简直就是一场文物保护的灾难。

事后，周总理在得知这些情况后，立即下令禁止继续挖掘其他帝陵。这个决定拯救了其余的明十三陵，让它们免于遭受同样的命运。但对于已经被破坏的定陵来说，这个决定来得太晚了。

这次发掘成为了郭沫若一生都无法摆脱的污点。即便在今天，当考古学家们谈起郭沫若的名字时，仍然会对这次草率的发掘表示愤慨。这不仅仅是因为文物的损失，更是因为这种不专业的做法对中国考古事业造成的巨大伤害。

这场考古悲剧给我们上了一堂深刻的课。它告诉我们，任何工作都必须尊重专业性，外行指导内行往往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同时，它也提醒我们，文物保护工作必须科学谨慎，一旦出现失误，造成的损失往往是无法挽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