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22日，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第115师代师长兼政委罗荣桓，终于到达沈阳跟东北局首长们汇合。然而一路长途跋涉，让他的身体状况更加恶化了，有时疼得几乎无法站立，在同志们的强烈要求下，罗荣桓住进了沈阳的原日本陆军医院，对长期困扰他的肾病进行了一次全面复查。

（抗战时期的罗荣桓）

一帮子日本军医们的会诊结果是，罗荣桓的右肾已经发生病变，大概率是肾癌，最佳的治疗方案就是直接切除，否则病情就会继续恶化下去，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罗荣桓这样级别的重要首长，相关病情和治疗方案是要报告中央的，自然也惊动了毛主席，出于对日本医院的不完全信任，中央特别来电建议，罗荣桓应就近去位于平壤的苏军医院治疗。

可惜平壤的苏军医院，是一家大型野战医院，主要是做外科手术，对于摘除右肾这样的内科大手术，也不具备相应条件，看来若想全面治疗，只能远赴莫斯科了。

此时东北解放战争的前哨战已经打响，作为“东北人民自治军副政委”的罗荣桓，实在不愿意离开战场，便坚持先到大连疗养，大连当时还是比较安全的，罗荣桓也因此缺席了东北的前期作战。

1946年4月间，著名的四平保卫战打响，我军最终失利，局势严重恶化，罗荣桓心急如焚，再也无法安心休养，于5月间在夫人林月琴的陪同下紧急赶回了前线，他必须协助林彪摆脱军事上的困境。

（罗荣桓夫妇）

& 记得当年草上飞

有个历史细节很重要，林罗二帅虽然都是从井冈山走出来的，但是“出身”并不完全相同：林帅是以连长的身份，参加了南昌起义；而罗帅是以连党代表（可以理解为指导员）的身份，参加了秋收起义。

两个人真正成为战友的时间，已经是1928年4月的“朱毛会师”，据此读者应该都看懂了，如果说会师以后的红四军，以及后来的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是毛主席“嫡系”的话，那么罗荣桓就是“嫡系中的嫡系”。

在秋收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之前，曾经有一次著名的“三湾改编”，而罗荣桓在这次部队整编中，被任命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的特务连党代表。

三湾改编时毛主席率领的部队，已经剩下不足1000人，所以“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那是虚张声势吓唬敌人的，部队实有力量就是这个第一团（共设七个连），也是未来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种子队伍”。

（建军大业剧照）

那么特务连的职责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保卫指挥部的直属精锐部队，时任连长曾士峨、党代表罗荣桓。顺便说一下，曾士峨将军能征善战忠心耿耿，1931年在红军师长任上牺牲，否则的话至少开国大将起步。

因此，罗荣桓是最早跟随毛主席的开国将帅之一，言传身教，文武双全，毕竟罗荣桓也是正规军出来的，秋收起义部队的主力，乃是原第二方面军总部警卫团，罗荣桓时任该团的连党代表。

罗帅除了后来身体不太好（战斗中负过伤），几乎没有什么缺点，再加上深得主席的信任，因此成为井冈山早期革命斗争的骨干将领，比如我们会在电影《建军大业》当中，多次发现罗荣桓年轻时的身影。

井冈山会师后成立的红四军，最初编为四个团，林彪在南昌起义部队为主体的第28团任职，罗荣桓仍在秋收起义部队为骨干的第31团工作，暂时还没有什么直接的交集。

但是不久以后，两个人同时入选了红四军“前委”，当时的十一名正式委员名单是：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

可以发现，罗荣桓的排名还在林彪之前，因此从红军时代起，罗荣桓就是林彪必须要尊重的战友。毛主席曾指着罗荣桓对其他人说：“这个同志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领导干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

1930年夏天，年仅25岁的林彪晋升红四军军长，可谓是年少得志，而不久以后调来与他搭档的政治委员，正是比林彪年长五岁的罗荣桓。红四军最初的军政主官都是谁啊？当然是朱老总和毛主席。

也就是说，“林罗”双双接了“朱毛”的班，毕竟红军正在发展壮大，而红一军团的核心主力红四军，自此形成的“林罗”格局，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罗荣桓的资历和能力，绝不在林彪之下。

林彪为人其实很难相处，然而罗荣恒的工作做得实在太出色了，让他几乎无可挑剔的，因而在红四军时期，两人相处还是比较良好的，毛主席对此很高兴："谁说林彪难缠，罗荣恒与他不是团结得很好吗”？

至1932年，红一军团再扩编为红一方面军，林彪升任红一军团长，罗荣桓却只升为军团政治部主任，另调聂荣臻为军团政委，所以才有了“林聂”的称谓。究其原因，其实是这个时候，上海方面开始插手苏区干部任免了，你懂得。

而且实际上，在红军时期，年轻的林彪曾几次让主席不太满意，比如写文章提出疑问《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而主席的回信便是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包括在长征路上，因为走“弓背路”的问题，林彪还发牢骚提出让彭老总出来指挥，造成主席和彭老总之间，为此有过多年的误会。

（红军时期）

& 红军队里每相违

而这些事情，从来不会发生在罗荣桓的身上，他始终是毛主席的坚定支持者。也正因为如此，在第四次“反围剿”之后，罗荣桓被指责为“经验派”并调离了野战部队，担任江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巡视员等职。

这些职务貌似级别差不许多，不过很显然，罗荣桓是跟着毛主席一起坐冷板凳了，“林罗”搭档暂时也告中断。认真计算的话，林罗两个人在红军早期的合作时间，大抵在四年左右时间，即从1930年到1933年底。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前，罗荣桓调任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不料在惨烈的湘江血战中，红八军团几乎损失殆尽，跟随罗荣桓冲过湘江的部队仅有1000余人，军团番号稍后被迫撤销，罗荣桓转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

换句话说，由于之前坐了“冷板凳”、以及红八军团的意外撤销，阴差阳错之下，罗荣桓的军队职务反而下降了。

于是从1935年初至1936年9月，大约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林罗”再次实现合作，所不同的是，此时罗荣桓已经是林彪的直接下级，而非军政搭档。

1936年9月间，罗荣桓调入红军大学工作，不久转任军委后方政治部主任，直到1937年初才重新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林罗”重新又在一起工作了。1937年8月，罗荣桓的职务改称为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主任。

而第三次合作的时间更短，八路军出师仅仅半年多以后，1938年3月林彪即被晋绥军误伤，被迫离队回延安治疗，不久再赴苏联，缺席了抗日战争的大部分时间。而罗荣桓则晋升为师政委，与代师长陈光一起率部东进。

至1945年日本投降时，罗荣桓已经是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八路军第115师代师长兼政委，山东军区也成为我军五大战略区之一，兵力实力跃居榜首，罗荣桓的功绩有目共睹，在“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罗荣桓与二萧首长）

所以说，在土地革命战争之后和解放战争之前，罗荣桓和林彪虽然同在115师系统，然而合作时间却非常之短，前后总共不过两年时间，主要原因还是林彪因伤离开了抗日前线，而罗荣桓则始终率部坚持敌后抗战。

抗战胜利后，延安电令山东军区以主力挺进东北，同时要求罗荣桓亲率指挥机关前往，此间罗荣桓正在位于山东临沂的军区司令部，部置阻击蒋军北上的作战事宜，再千里迢迢赶赴东北并非易事，因为罗荣桓的肾病已非常严重。

奉命接替山东军区司令员职务的新四军军长陈毅，在了解到罗荣桓的病情后，曾于1945年10月9日专门致电中央，说明罗荣桓的身体非常虚弱，病情多次反复，如带病赶赴东北工作，一路上恐难支持。

（三位元帅）

中央对此复电：“陈毅电悉，罗身体需要休养，我们意见可先去东北就医，是否和可否去苏联治病，待到东北后再看情形决定”。

此电深刻说明，进军东北实在干系重大，确实离不开罗荣桓的领导，于是罗荣桓领命火速出发，病痛难忍时，一度只能坐在担架上指挥部队行动。

延安在日本投降之初，还曾任命林彪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在确立“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新战略方针后，才决定以新四军军军长陈毅北上，接替山东军区司令员的职务。

同时改任林彪为冀热辽军区司令员，不久再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1945年10月底，林彪到达沈阳履职，同时与先期抵达的罗荣桓等同志会合，两个人从此开始了第四次合作。

& 长征不是难堪日

罗荣桓在当时东北我军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因为来自山东的6万多老八路，都是他曾经的部下，而山东部队又是东北我军初期的骨干力量，然而在这个时候，他和林彪在东北却只有军职，并非东北局的主要领导。

1945年9月成立的东北局，以彭真（政治局委员）为书记，陈云（政治局委员）、伍修权（中央委员）、林枫（中央委员）、程子华（中央候补委员）为委员，全权代表中央先期到达沈阳主持工作。

当林彪、罗荣桓（两人均为中央委员）分别赶到东北时，东北局暂时并未改组，林彪就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后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罗荣桓就任部队的第二政委，而部队的第一政委自然由东北局书记彭真兼任。

（大决战剧照）

林彪根据东北当时面临的实际困难，以及在前期作战中对敌人情况的掌握，建议东北的斗争策略须作长期打算，而不能着眼于与杜聿明率领的敌军死打硬拼，他曾经在电文中说明：

“以我部队的现状而勉强打，则结果多不佳，如在锦州真的以主力投入大仗，则很可能演成主力的退却，而损兵、损士气”。

然而如此实事求是的战略方针，却与东北局当时的主要领导同志有所分歧，造成思想不够统一。但是林的想法，得到了罗荣桓、黄克诚等人的支持，这些井冈山下来的老同志经验丰富，对敌情我情的判断也非常准确。

罗荣桓在1945年12月13日的电文中指出：“如果我们没有掌握广大农村地区，包括中小城市和次要交通线，将会发生困难，这一问题之提出，我认为有非常之必要，因为它关系到，我们今后能否在东北坚持，以及我们能否在同敌人或战或和的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正是在这样的争论中，林彪、黄克诚等前线首长，于1946年4月间，并不情愿地带领部队打响了四平保卫战，跟装备优势的新一军、新六军等敌人正面硬刚，其结果是不仅四平最终丢失，东北民主联军还损失了骨干8000余人。

及至罗荣桓从大连赶回吉林前线时，东北我军已不得不放弃四平、长春等城市，全面向松花江以北撤退，东北的军事形势由此变得异常严峻。

罗荣桓一边协助林彪组织撤退，一边积极向中央建议，请求改变东北的战略方针，而对于四平之败和撤退时的混乱，罗荣桓1949年3月在四野高级干部会议上，曾经痛心地回忆说：

“从长春撤退到哈尔滨首先很混乱，全军无所措手足，无政府无纪律现象非常严重，各人搞各人的，各人抓各人的，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战场上血的教训，让罗荣桓、黄克诚等同志更加认识到战略上的不足之处，分别致电延安阐述意见，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开始酝酿改组东北局的组织架构。

1946年6月，延安正式电令改组东北局，以林彪出任东北局书记，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和李富春为副书记，同时以林彪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这就意味着支持了林、罗、黄等首长的意见。

东北解放战争开始了新的阶段，而病情愈发严重的罗荣桓，也终于可以离开哈尔滨，安心去苏联治疗了。当然这里必须指出：罗荣桓支持林彪的战略方针，完全是支持正确的路线和方向，而非支持某个人。

其后经过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的作战，东北我军终于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段，至1947年4月间，东北我军的总兵力已经发展到38万余人，且拥有了广大而可靠的根据地，兵源和粮食都不成问题，战略反攻的条件初步成熟。

& 战锦方为大问题

林彪于是决定大打，拟将北满和南满主力联合起来，对敌人展开全面出击，并于5月5日主持召开东北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史称“五五决议”，它既是对东北一年来军政工作的总结，也是向敌人发起全面进攻的战斗动员令。

而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好消息突然传来，在苏联治病已经十个月的罗荣桓，未及痊愈便赶回了哈尔滨。林彪非常高兴，急忙在电话里给予了问候，而罗荣桓也仅仅在哈尔滨停留了两天，便启程赶到了位于双城的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

一般轻易不会关注生活琐事的林彪，马上吩咐部下，要提前安排好罗荣桓的住处，还特地调原来就在罗荣桓身边工作的秘书李新阶同志，重新回来做秘书，这些举动对他来说，都是罕见的。

而这一切安排也足以说明，林彪对罗荣桓的归来，绝对是非常高兴和特别重视的，而且已有打算，让罗荣桓留下来继续做军政搭档。

（林帅）

1947年5月22日，罗荣桓到达双城的“东总”所在地，跟林彪进行了一番愉快的长谈，在当时的东北局几个副书记中，彭真已经调回延安、陈云在南满根据地主持工作、高岗负责后方工作，林彪确实需要一位能够与之配合的好政委。

于是林彪邀请罗荣桓就留在双城，跟他一起负责前方的军事工作，罗荣桓欣然答应，林彪次日即向中央发出请示电，电文中充满兴奋：

“毛主席：昨日已见罗荣桓同志，我主张他在前方同我一起工作，他也同意，后方仍由高岗同志主持，特告”。

中央复电同意了林彪所请，应该说，这一方面源于两个人在红军时期、抗战时期有过良好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是毛主席对罗荣桓的了解和信任，因为东北战局在解放战争中的份量极重。

注意此时还没有“东北野战军”的番号，罗荣桓是以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的身份，配合林彪的工作。

1948年1月1日，东北我军整体上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同时重组东北军区，以林彪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四名军区副政委分别是：高岗（兼第一副司令员）、罗荣桓、陈云和李富春。

需要指出的是，在“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四个副政委中，只有罗荣桓实际在前方总部工作，此后罗荣桓便不顾病体未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之中。

林罗在“东总”的分工是非常明确的：林彪专司作战指挥，经常对着地图一坐就是半天，对其他的事情基本很少过问，对于林彪这样的性格和特点，罗荣桓则给予了充分的谅解和支持。

（授予元帅军衔）

也就是说，东北我军的政治工作、部队训练、新兵动员、装备和后勤保障，以及军工生产协调等其他方面的所有工作，罗荣桓通通要承担起来，忙得是昏天暗地，还经常要往来哈尔滨与双城之间。

1948年8月14日，为了筹划辽沈大决战，正式成立了专门的“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中央决定以林彪为司令员、以罗荣桓为政委、以刘亚楼为参谋长，于是出现了我们熟悉的代号：101、102和103。

东北野战军当时是我军最强大的一支野战力量，下辖十四个纵队外加十七个独立师，总兵力突破70万人，中央任命罗荣桓以军区副政委的身份兼任野战军政委，充分说明了毛主席在军事上对林彪的信任，在政治上对罗荣桓的绝对信任。

& 国有疑难可问谁？

事实证明，罗荣桓不负毛主席的重托，协助林彪很好地完成了各项战略任务，取得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重大胜利，期间在攻打锦州之前，在林彪略有动摇的关键时刻，更是以政治委员的身份，给予了耐心的劝告。

1949年春以后，罗荣桓出任第四野战军、华中军区、中南军区第一政委，新中国成立前夕奉调回京，出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事实上离开了四野和中南军区，其职务由第二政委邓子恢接任。

1950年4月罗荣桓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不久兼总干部部部长，负责干部评级和授衔等工作，应该说总政主任的职务，真心非罗帅莫属。

同时也意味着，罗荣桓与林彪的合作宣告结束，所以解放战争时期，两个人共事的时间大约四年光景，加上前三次合作总共是十二年时间，1955年两个人均被授予元帅军衔。

罗荣桓的工作相当繁忙，由于劳累过度肾病时常发作，有时开完一个会议，他都要靠在沙发上休息好长时间，才能缓过劲来，毛主席了解情况后，在总政上报的一份文件上批示道：

“荣桓同志，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于持久，请考虑” 。当时医学水平的限制，尚不能进行肾脏移植手术，罗荣桓的病情因此每况愈下。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元帅在北京逝世，毛主席亲自出席遗体告别仪式，悲痛之下写下了那首《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坊间传闻，林彪看到这首诗后颇为尴尬，特意请求不要公开发表，而他为罗荣桓的题字则是：良师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