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阙之祸虽然在后世知名度不高，但却是一个影响非常大，且性质极其恶劣的政治事件。

公元260年，魏帝曹髦不满司马昭专权跋扈，亲自驾车带领兵士征讨司马昭，结果被司马昭的亲信贾充指使武士成济持长矛弑杀于皇宫南阙。

堂堂一国之君竟然横死街头，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从此君臣相处之政治底线荡然无存，司马氏权力虽然得以稳固，但也留下了很大政治阴影。

司马家族在士族集团中的口碑和形象彻底崩塌，与外姓士族大臣的政治互信全无，西晋建立后只得依靠宗族内部成员，并大肆封王，最终酿成八王之乱，中原陷入空前的黑暗和动荡。

至于司马家族彻底声名狼藉，最终被南朝刘宋政权建立者刘裕诛灭全族。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南阙之祸作为司马家族与曹氏宗族的矛盾爆发的集中体现，其实早在十多年前就埋下伏笔。

公元249年，年过古稀的司马懿趁大将军曹爽陪同魏帝曹芳离洛阳至高平陵扫墓之际，发动政变并控制京师洛阳。

随后司马懿指洛水为誓，以保曹爽富贵晚年为由哄骗其回京，不久以谋反之名诛杀曹爽三族。

曹氏宗族在与司马家族的斗争中全面溃败，自此曹魏政权落入司马氏手中。

但司马懿背信弃义也造成了非常恶劣的政治影响，为其担保的太尉蒋济在政变后的第二年就气闷而终。

曾经忠于曹魏的亲贵大臣对司马懿再无信任可言，并分别于251年、255年、257年爆发曹魏史上规模最大的淮南三叛。

如果说高平陵事变是司马家族与曹氏宗族在中央最高权力的较量，那么淮南三叛则是忠于曹魏的淮南集团与司马氏在地方的角逐。

251年，司马懿在平定淮南第一次叛乱后病逝，司马师接过父亲权杖，与此同时，随着幼帝曹芳长大，对司马氏专权日益不满。

254年曹芳密令中书令李丰，皇后之父、光禄大夫张缉以及宗亲、太常夏侯玄密谋废掉司马师。

但不幸事情败露，夏侯玄等人被灭三族，曹芳及张皇后均被司马师废黜，魏文帝曹丕之孙，东海王曹霖之子，年仅十三岁的曹髦被立为帝。

从曹芳到曹髦，曹魏皇权式微，曹髦上台后，皇宫卫士被大量削减，仅以老弱戍守，司马师不上朝觐见，曹髦欲探问其疾病，竟被拒绝，皇权之衰落可见一斑。

不过，曹髦虽然年幼，但聪慧过人，有志于中兴曹魏，经常和朝中大儒学者讨论典籍与治国之道，缩减宫廷开支，派遣侍中巡视各地。

司马师曾经问中书侍郎钟会对曹髦的看法，钟会回答:

“文同陈思（曹植），武类太祖（曹操）。”

与此同时，曹髦对司马师的跋扈专权，深恶痛绝，但由于实力不济，只能选择韬光养晦。

255年，司马师平定第二次淮南叛乱，返回京师后，眼疾加重而亡。由于司马师无子，其权力由胞弟司马昭接任。

曹髦决定抓住这一权力空隙，夺回权力，他趁司马昭返京未归之际，命其镇守许昌，让尚书傅嘏带大军返回京师，以此削夺司马昭兵权，但司马昭竟公然抗旨，自己率军回京。

司马氏的权力之大显然超出曹髦的预料，不仅仅是司马昭，就连朝廷文武中枢都视皇帝诏书为废纸，皇权已被完全架空，曹髦只能选择隐忍，另图他策。

然而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曹髦的预想，258年，司马昭平定第三次淮南叛乱，彻底铲除曹氏在地方的最后堡垒，司马氏的权力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不久，曹髦被迫加封司马昭为晋公，加九锡、升相国，这与四十年前曹操被封魏公的政治操作如出一辙。

但是司马昭更加阴险虚伪，在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竟然九次推辞，在司马昭看来，这是一种向天下人显示自己谦虚美德的表现，但曹髦却如同吃了苍蝇一样，既恶心又愤恨。

不过很快，曹髦就“释然”了，260年四月，曹髦再一次下诏为司马昭晋爵，原以为只是走个过场，可没想到司马昭竟然接受了。

对于曹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这意味着司马昭已开始有篡位的企图。

曹髦原以为仗着自己年轻，通过时间熬死年长他三十岁的司马昭，可计划不如变化，想当年自己的曾祖父曹操死后不到一年，曹丕就篡汉称帝。

如今天道有轮回，可是作为魏武帝的后代，曹髦身上流淌着尚武的血液，即便没有先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气魄，至少也不能像汉献帝一样窝囊离场。

他决定放手一搏，260年6月1日夜，曹髦亲自带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人发放铠甲兵器，拟定废黜司马昭的诏书，准备亲自出宫讨伐司马昭。

同时召见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等三人，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为由告知他们，并要求三人共谋大事。

在王经等人看来，曹髦的行为简直是羊入虎口，王经苦苦哀劝，切莫冲动，而王沈、王业则偷偷将计划告知司马昭。

其实，曹髦岂不知自己此去九死一生，只是他受够了司马氏的嚣张跋扈，自己宁愿战死，也实在不愿苟且偷生。

或许这一战不是为了夺回权力，而是为尊严而战，为了帝王的尊严，为了曹氏家族的尊严，所以他即便豁出自己的生命，也要和司马昭对决。

6月2日，曹髦登辇车，率领殿中宿卫和奴仆三百余人，挥舞长剑鼓噪从皇宫出发，而早有准备的司马昭已命令其弟司马伷和心腹、中护军贾充率兵前往阻击。

司马伷率领先锋部队先行一步，行至东止门与曹髦相遇，面对全副武装的铠甲武士，曹髦丝毫不惧，大声怒斥。

司马伷的士兵从来没见过曹髦如此震怒，瞬间被其帝王身上的强大气场镇住，慌忙后撤，而曹髦兵不血刃的冲过东止门，一路冲至皇宫南阙。

在这里曹髦与贾充的主力部队遭遇，双方爆发激烈交锋，曹髦挥剑亲自斩杀，大声警告自己所讨伐为司马昭一人，有胆敢轻举妄动者将被族诛。

曹髦再无权，毕竟是皇帝，作为九五之尊，这些出身行伍的士兵还是非常忌惮的，再加上曹髦的“统一战线”的宣传，几乎所有士兵都在退却。

时任太子舍人的成济急忙请示贾充，眼看形势不利，贾充怒斥成济：

“司马公养你何用，正为今日之事也！”

成济倒也实在，说时迟那时快，举起长矛直刺曹髦胸膛，瞬间一个透心凉，戈刃刺穿其身体而从其后背露出。

估计曹髦也没想到逆臣真的会对自己动手，一下子栽下马车当场毙命，至此南阙之祸以曹髦横死街头宣告结束。

一个年轻的帝王以如此不堪，近乎羞辱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性命，虽然死相难看，但他实现了为尊严战斗而死的愿望。至少这种在强敌面前表现出的血性没有辱没那些驰骋中原、傲视天下的曹氏先祖。

就冲这一点，曹髦死得其所，他就是要用天子之血将司马氏家族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很快曹髦的死讯传到司马昭府中，司马昭丝毫没有高兴之意，第一反应竟是扑倒在地，喃喃的说：“天下人该如何议论我！”

毕竟光天化日之下，堂堂一国天子横死街头，简直闻所未闻。

历史上死于非命的皇帝不少，如秦二世、汉平帝、质帝，但基本上被勒令自尽或以毒鸩杀于宫闱之内，再不济也是赵匡胤浮光烛影。

总之皇帝应该得到与其地位相匹配的体面，但曹髦之死不仅让魏国蒙羞，更是司马家族的政治污点，尤其当时标榜儒家思想和忠君价值观的士族时代。

曹髦死后的当天，司马昭就紧急入宫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如何平息政治舆论是关键，最棘手的是得有人来背锅，为司马昭洗脱嫌疑。

尚书仆射陈泰建议腰斩贾充，以谢天下。但贾充是他夺权的骨干，曾帮助他平定淮南叛乱，同时又是曹魏元老贾诩的孙子，资历深厚，司马昭不好动，也不舍得动。

思来想去，只好抓成济当替罪羊。可怜的成济以为自己为司马昭赴汤蹈火，一定会把他保下来，但却等来诛三族的消息。

成济顿时如五雷轰顶，大喊冤枉，南阙之祸是司马昭的决定，杀曹髦是贾充下的命令，结果罪名却由自己承担。

据《魏氏春秋》记载，成济不服罪，光着身子跑到屋顶，破口大骂，被人从下方射杀。

紧接着，司马昭将错就错，展开一系列政治清算，首先，司马昭贼喊捉贼，让郭太后下令，宣称曹髦意图弑母，悖逆不道，将其废为庶人，以王礼葬之。

同时声称自己本想听候曹髦裁决，但考虑到太后安危，遂发兵南阙，但已命令将士不得迫近天子辇车，是成济私自闯入兵阵导致曹髦被杀。

就这样，司马昭把所有罪过推到成济身上，随后又诛杀尚书王经三族，以绝后患。

在解决完政治麻烦后，司马昭迎立燕王曹宇（曹操的儿子）之子、常道乡公曹璜为帝，后改名为曹奂。

而随着曹髦及其党羽被杀，从朝廷到地方，忠于曹氏的势力已被全部翦除，司马氏的权力进一步巩固。

不久，司马昭接受晋公、加九锡，两年后灭蜀之战后，又受封晋王，离称帝仅有一步之遥，为其子司马炎篡魏奠定基础。

但同时，司马昭弑君也造成极坏政治影响，成为司马氏挥之不去的政治阴影，虽然司马昭极力掩饰其弑君的行径，但也不过是掩耳盗铃。

西晋建立后被世人批为得国不正，贾充在宴会上被另一士族首领庾纯批评为“天下凶凶，由尔一人”，反驳后又被质问“高贵乡公何在”。

晋灭东吴后，贾充当面指责吴主孙皓施行酷刑，不料被孙皓反唇相讥：

“人臣有弑其君及奸回不忠者，则加此刑耳。”

贾充只能尴尬默然。

至于司马家族，从高平陵违誓诛曹爽，到司马师废黜曹芳，再到司马昭弑杀曹髦，司马氏的手段一次比一次血腥，不断突破那个尊崇儒家礼仪典范时代的政治下限。

司马氏也在不断透支自己的政治信誉这一无形资产，逐渐从士族领袖转化为对立面。

而司马家族也不再信任朝臣士族，转而扶持宗室，导致宗室内部势力膨胀，酿成八王之乱，最终形成五胡乱华的局面。

中华大地陷入自春秋战国以来的第二次大分裂，刘裕建立南朝宋后直接屠灭司马全族，以谢天下。

可以说，司马昭不仅坑了天下，也把自己的子孙彻底祸害了，当晋明帝司马绍听到王导讲解司马昭弑君等事时也忍不住捂住脸说：“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同时，司马昭间接打开篡位政治大门，从两晋南北朝到隋唐之初，最高权力交接无不伴随血腥屠戮，每一任上位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强专制。

政治官僚体制变得日趋冷酷保守，政治斗争愈加黑暗，并不断影响封建中国社会文化，而我们今天痛斥的文明糟粕大部分源于这些复杂的权力斗争。

当然，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苦果都归罪于司马昭，但着实让他成为谋朝篡位、争权弑君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