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初夏，有一个星期天，我到昆明南屏街去逛书店。那一带正是美国援华志愿空军星期天游逛的地方。当我正在一个书店里翻看一本苏联出版的英文文学杂志时，有两个美国兵进来了，他们大概是想找书看，但看了一圈，露出一副失望的样子。他们向书店店员询问有没有介绍中国华北抗战的书，店员不懂英语，无法回答。这引起我的注意。他们看到我正在看一本英文书，便转身问我。我向四面看一下，没有什么我不喜欢看到的人，便细声地用英语对他们说，这样的书，在这里是没有的，就是有，他们也看不懂，因为是中文的。他们俩很失望地走出了书店。我跟着他们走出书店，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愿意，我倒可以为你们提供服务。"他们说："好极了。我们可以请你去喝咖啡吗？"我点头。

他们把带到附近一个咖啡馆。他们叫来三杯咖啡，我们寒暄起来。他们又提出刚才提出的问题。我看咖啡馆里全是美国兵，我讲话时他们都会听得懂，而且不时有美国的 MP （宪兵）进来巡视。我以为这是不妥的，便对他们说："你们到中国来，还没有喝过中国茶吧？我请你们去中国茶馆里喝中国茶，怎么样？"他们大有兴趣，便随我到背街一个小茶馆里坐下来喝茶。这时我才放心地向他们介绍起华北八路军英勇抗战的情况，当然只是粗线条地说了一个大概，却已经引起他们很大的兴趣了。他们说，这些是他们在美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他们很想知道更多的细节。我对他们说："我的英语水平不怎么样。我们西南联大外文系有许多朋友，他们能够更详细地向你们介绍。"他们很高兴，希望能见到他们。我说："好，住在这附近，就有我一个外文系的朋友。如果你们愿意，现在就可以去看他。"

我说的这个朋友就是何功楷，他就住在南屏街。我们到了何功楷的家里，自然受到何功楷的热情欢迎。我们谈了一阵，意犹未尽，便相约下星期天到我们联大附近我的住处再谈。说好后他们告辞走了。

我马上和何功楷研究，我以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值得一做。不仅我们两个做，还可以有更多的同学来做。把中国真实情况告诉美国人，是必要的。不过这是牵涉到外国人的事，应该向省工委请示。

我回去向省工委书记郑伯克请示后，他完全同意，说还可以扩大美国兵的范围。我回宿舍去找张彦，他的英语比较好。他同意了，他说，比他英语好的还多，比如学生公社的李储文。我说那好，找他去。我们到了李储文那里，和他起这事，他马上表示同意。不特同意，他还说他在青年会已经认识了几个到青年会来玩的美国兵，他们也有这样的要求。我说那就不如联合起来，请他们几位美国兵都来，我们几个都参加。好，就这么办，地点改在学生公社更好些。

几个联大同学和几个美国大兵由学生公社的李储文、章润媛接待，友好地见面了。许多人是初次见面，却并不感到陌生。一个美国兵拿出一条美国香烟和一听咖啡。请我们抽上烟，却不叫章润媛煮上咖啡，说是到中国来，应该喝中国茶。章润媛作为女主人，给大家沏好茶。这是好茶，香味四溢，美国朋友赞不绝口。

然后大家介绍认识。来的美国朋友我记得起来的有四位，贝尔、海曼、华德、帕斯特，都是美国志愿到中国来支援抗战的大兵，职位最高也就是上士。但是听他们说起话来，都是有较高文化的人。我们参加的大概有五六个人。除开李储文、章润媛二人是学生公社的主人，其他都是联大同学。我们都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国名字，我叫安东，何功楷叫汉夫莱，张彦叫唐纳德，许乃炯叫什么已记不起来。大家随便闲谈起来。他们来昆明后看到的，似乎印象不佳。特别是中国军队的形象，那么没有生气。我们说那大多是强拉来的农民壮丁，怎么会有生气？他们似乎难以相信，怎么能这么办，这样的部队怎么能打仗？他们对在街上看到的官僚和发国难财的人花天酒地，街上的流氓横行霸道，外地逃难来的人这么多，这么困难，好像没有部门在管，很有看法。至于衣服褴褛，面有菜色的贫苦人这么多，满街乞讨，却没有人管，更叫他们难以理解。甚至有的说到，这好像不是一个值得他们志愿来为之拼命的国家。

于是话题自然地转到中国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上来。他们说他们听说华北地区和日本占领地区，情况不同，美国飞行员迫降在那里，可以保证安全。有从那边回来的飞行员说起那边的全新的景象。我们便有准备地分头向他们作简要的介绍。他们听得很入神，希望我们更具体地介绍华北敌后中国人抗战的情况。他们以为这才是中国抗战的希望。我们同意向他们作进一步较详细的绍。大家同意两个星期后的星期天，在昆明的风景名胜地大观楼再聚会，两方各带一些食品，在那里野餐。

从此以后，我们大概每两星期便找地方聚会。几乎每次他们都要带几条美国香烟来分送给我们，还要带些美国罐头、饮料、饼干之类食品来吃，我们也带一些瓜子、花生和本地的干果特产让他们尝新。后来我们也请他们到中国菜馆里吃中国菜，教他们用筷子，吃辣味菜，叫他们辣得流眼泪，呼呼直叫，一边大笑。他们很想从文化上了解中国，我们带他们参观名胜古迹，看本地滇戏，看民族表演。我用我们给他们取的中国名字刻图章，教他们认几个中国字，以至我们交换着念读和讲解古诗词。这都引起他们对中国的深层次的了解。在这些活动中，我们结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在向他们介绍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时，自然要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也介绍许多中国人正在为中国的民主自由而奋斗的情况。我们说如果日本军打进来了，我们将到农村去进行游击战。我们还谈到我们为世界人民的和平和幸福而战斗的世界观。这些都使他们对我们的远大襟怀和高尚人品表示敬佩。正如他们自己后来回国后说的，他们是在我们的进步思想影响下而变得进步起来的。从他们后来在日军向广西、贵州以及滇西进攻，形势紧张，他们可能撤退时，他们竟然向我们提出和我们一块儿下云南农村打游击的事，就可以证明。甚至像海曼写文章说的，中国朋友影响了他的一生。而我们也从此结成为终生不渝的异国朋友，直到现在。

我们在介绍华北根据地抗日情况时，他们认为这很好，但是美国的人民并不知道，他们很想有这样的英文材料，让他们寄回美国去，让更多的美国人知道，那是多好呀。这的确是一个好主意。于是我们组织起来，从李储文提供的《新华日报》《群众》杂志上，选出一批文章来，我们分头翻译成英文，用打字机打好，送给他们看。这个工作对我们来说并不困难，只是有些新名词，我们找不到对应的英文词，比如"整风"、"三光"等等，我们就只好自出心裁，自己来造词了。这个工作做了很长时间，他们寄了回去，影响很好，有的文章送给美国《新大众》杂志发表了。在这同时，我和张彦还把他们从美国寄来送给我们看的杂志上关于中国的批评文章，收集起来，翻成中文，找印刷厂印成小册子，取名《攻错集》，在学校里流传，也很受欢迎。

这样的活动，我们后来发展进美国军营里去。由基督教青年会李储文出面安排，在住美国兵的招待所里作一次讲演，介绍华北抗战情况。美军那边的具体工作由那几位朋友去安排，我们这边由张彦去主讲。张彦用英语讲得很好，很受美国大兵的欢迎。但是看来却不受美国部队领导的喜欢。我们发现，在讲演厅的后排，竟然有人在暗地里记录。我们不能想象在他们那里也有打"小报告"的人。这件事后来竟然查到联大来。联大训导处里我们的朋友告诉我，有人来查问几个到美军招待所去讲演过的学生，但都是外国名字，谁知道唐纳德是谁？不了了之。

但是这件事，和后来他们在我们进行民主斗争时，曾经为我们拍摄过示威游行照片的事，却给几个美国朋友带去麻烦。当然要加上他们回国前曾经到重庆去见过毛主席的事，给他们带去更大的麻烦。

那是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几个美国朋友就要回国了，他们由昆明飞重庆，从那里经上海回国。他们听说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到重庆来了，真是异想天开地想去见识这位伟大的革命家。他们找到李储文，李储文把他们介绍给重庆党内认识的朋友。这事反映到南方局，没有想到得到周恩来的重视，竟然安排他们到红岩村去和毛主席见面。在红岩村里，他们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热情接待，专门设宴招待他们。他们带去了几条美国香烟送给毛主席。听说毛主席很高兴地接受了香烟，还风趣地说："你们送了几条，赫尔利只送我一支美国香烟。"在宴会上谈得很欢快。

他们几个回到美国后并没有声张。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掀起了反共的麦卡锡主义浪潮，三个美国兵在昆明和我们的交往和在重庆见过毛主席的事，被麦卡锡主义者发觉了。这就不得了了，他们受到传讯和审查，把他们当作可疑分子对待，连饭碗也丢了。可是他们并不气馁，认为他们并没有错。但是他们还是把可以被人当作证据的我们在昆明拍的照片藏起来，埋在地下。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松动后，他们才把已经渍水发黄的照片挖出来。不久，贝尔参加美国援华抗日老战士访华团到中国来，他带着老照片到处打听几个中国朋友，但是谁也不知道，因为他说的是我们当时用的英文名字，自然无法找到。他失望而归。1976年，他再度跟旅游团来华旅游，仍然没有找到我们。但是这次他们回国过上海时，在上海外办看到了李储文。终于找到了！他高兴得不得了。但是令他十分奇怪的是，李储文对他很冷淡，止于寒暄便了。他对此很有意见。他哪里知道，那时李储文还没有"解放"呢，哪里敢和老朋友套近乎？那不是又加一条里通外国的罪名吗？但是这一回他们却有很大的收获。当他们旅游过重庆时，他们去参观红岩村纪念馆，竟然发现他们当时在红岩村和毛主席的合影，赫然出现在一块展览板上，但是没有标注他们几人的姓名。纪念馆的人当然无从知道。他们眼见当日的国际友人回来了，十分高兴，接待了他们，并且把他们的名字填写上了。这就是后来报上常常刊用的那一张毛主席会见美国大兵的照片。

他们回国后，十分兴奋。贝尔和海曼本来已经参加美国的中美友好协会的工作，海曼就写了一篇文章连同我们在昆明公园的合影，刊登在会刊上。这张报纸传到北京《中国建设》杂志社。刚好张彦当时是《中国建设》的副主编，杂志社的一个外国朋友看到那张照片上面有一个人很像是张彦，便把这张报纸拿给张彦看。他一下就认出贝尔他们，终于找到了老朋友。张彦马上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告诉他们中国的朋友们的情况，我们便都和他们联系上了。中美两国的几个平凡的年轻人，在三十几年前就建立了友谊的一段佳话，从此传开了。《人民日报》和一些杂志刊登了记述此事的文章。

20世纪80年代初，贝尔带一个旅游团到中国，他专诚到成都来看望我。三十几年不见的老朋友见面了，说不出的高兴，我们长时间地热烈拥抱。我特别说到我们在中国的几个朋友都因曾和他们在昆明结交，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为此受了不少的罪。贝尔说，他们几个美国朋友也因和我们结交，而受到麦卡锡主义者的迫害，也吃了不少苦头。说起来都不胜唏嘘。后来贝尔还来过一回成都，和我见过一面。海曼为他写一本书搜集材料的事，专程到成都和我会面，我们谈了一整天。我们分别后没能再见面，但年年有贺卡往来。他们在美国每年都有一次聚会，他们往往把聚会的录音带寄给我们，让我们听他们重话友谊。可惜前几年贝尔和海曼都先后去世了。

但是他们和张彦、许乃炯在美国却有过几年经常的往来，因为许乃炯是中国驻世界银行的中国代表，而张彦则是以《人民日报》首任驻美国记者的身份，在美国驻了几年。以后几乎年年到美国都和他们几个美国老朋友经常见面。李储文呢，更不用说，他在做上海市外办主任和做香港港澳工委副书记时，到美国的机会很多，自然是和老朋友们常常见面的。他们一直维系着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马识途（1915年1月17日—2024年3月28日），本名马千木，生于四川忠县（现重庆忠县），中国现代作家、诗人、书法家，曾担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同时开始了文学写作。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国文学系。1949年任成都军管会委员、川西区党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1958年，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任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1960年，出版短篇小说《老三姐》。1961年，出版长篇小说《清江壮歌》。1980年，被选为四川省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席并出版回忆录集《景行集》。1986年9月，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2005年，出版《马识途文集》。2013年1月17日，被授予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2024年3月28日晚19时25分，马识途因病去世，享年11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