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改革家，他在秦孝公的强力支持下，以法家学说为理论基础，厉行变法，鼓励农战，赏罚分明，使秦国很快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商鞅变法，是对秦国旧俗旧礼旧法的彻底改造，对秦并天下，功莫大焉。后世津津乐道于此，很少提及商鞅在军事战略和指挥上的贡献。其实，商鞅也是一位卓越的军事战略家。

商鞅提出“兵以政胜”的思想，强调军事战争必须以政治为基础，国家的法令能约束民众私斗、激励民众公战，则民众怯于私斗而勇于寇战，遵从统治者的意志。这是王者之政。

商鞅认为决定战争胜利的是通过法律的规范，化法为俗，培养民众坚强勇敢的品质，如此“斗则力尽，力尽则备是，故无敌于海内”。

商鞅强调要掌握敌情，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来预测战争的胜负。政治不如敌国，勿战；粮食储备不如敌国，勿相持久战；兵力不如敌国，勿轻易发动进攻。用兵的原则在于谨慎，要仔细考察和分析敌情，才能预测战争的胜负。

商鞅还提出一系列作战原则，如“四战之国贵守战，负海之国贵攻战。”“守有城之邑，不如以死人与客生力战。”“慎使三军无相过。”等等。

商鞅有军事战略眼光，得时不怠。秦孝公二十二年（公元前340年），齐魏马陵之战后，商鞅认为魏国遭受重创，秦国应该趁机东扩。他对孝公说：“魏国对于秦国，就像人之心腹之患，不是魏吞并秦国，就是秦国吞并魏国。为什么呢？魏国占据崇山峻岭，扼控秦国东出的咽喉要道，都安邑，与秦国以黄河为界，独占殽山以东的地利。有机会就会西侵秦国，不然就会向东攻取土地。现在孝公圣明，国家逐渐强盛，而魏国此前大败于齐国，被诸侯背弃，秦国可以趁机进攻魏国。魏国抵挡不住秦国的进攻，必定向东迁徙；魏国向东迁徙，秦国就能占据黄河天险和殽山易守难攻的地利，向东控制各国诸侯。”秦孝公表示赞同，令商鞅率军攻魏。

商鞅率军攻魏，魏惠王命魏公子卯为主帅应敌。秦魏两军相持之际，商鞅给魏将公子卬送信说：“我们从前是好朋友，现在为两国将领，不忍互相攻击。可与公子会面，结盟，乐饮而后罢兵，以求秦、魏安宁。”魏公子卬心眼实，信以为真，前去会盟。会盟已毕，宴饮时商鞅埋伏的士兵袭击并俘虏了魏公子卬，进而发起猛攻，大胜魏军后回国。魏王恐惧，乃献部分河西之地与秦和。

商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人诟病。战国继春秋之后，尽管战争的惨烈程度不断加剧，但是人们在头脑中还是残留着些许春秋“礼战”的观念，商鞅不守”礼战“，欺骗老朋友并暗中置人于死地，为世人所不齿。

受《周礼》“正名”的影响，春秋时的战斗、战役，还是一种义战，需要遵循“礼”的原则，师出有名，方为义战，交战也是贵族式的，不设险诈，如不能趁人之危，不能连续重创对方等，车战时，先列阵，然后主将驱车对杀，又如竞技。

古人在交战中是很讲究仁义和诚信的。卫国神射手庾公之斯与其师爷子濯孺子交战，不乘师爷老病复发不能拉弓之危，置其死地，以邀功求赏，而是抽矢扣轮去其金，发乘矢而后反；有些统帅就连作战都不行诡道，晋文公与楚军交战，更是思人之惠，践行诺言，退避三舍。

商鞅政治、军事上的成功，与人格、道义上的缺失，形成了鲜明对照。司马迁评论商鞅，认为商鞅是一个天性刻薄之人，“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卯，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刑公子虔，不师赵良言云云，是秦国破除刑不上大夫传统、壹法壹刑治世使然，不应苛责商鞅，但罔顾道义，欺魏将卯，确实有违世道人心，让人难以接受。

两千多年过去了，大文豪郭沫若谈到商鞅时仍然感慨地说：“有名的欺骗公子卯以败魏军的事，虽然是兵不厌诈，人各为主，但那样的出卖朋友，出卖故国，实在是可以令人惊愕的事。”

因为商鞅刻薄寡恩，其人格缺陷和道义缺失，与儒家思想相悖，加之秦取天下多暴和二世而亡，故董仲舒、贾谊、苏轼等大儒文士夸大商鞅变法的负面影响，以劝导帝王施行仁政德治。他们认为，秦国由勃兴而忽亡，是因为他“遗礼仪，弃仁义，并心于进取”的变法，使国家秩序混乱到了“人心失驭如脱缰野马，避徭役逃酷刑至群盗满山”的程度，使社会风气败坏到了“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的地步。商鞅不仅作茧自缚，成了变法的牺牲品，而且后世嫌贫爱富之心理、以权谋私之痼疾、杀人越货之妄为、卖国求荣之无耻，皆两千多年前商鞅变法余波之所滥觞也。

参与云梦秦简发掘和研究的武汉大学教授陈抗生说，西汉初年的儒生们，以贾谊的《过秦论》为代表，对前朝全盘否定，这里边既有意识形态因素，也有感情因素。但是这些评论性的东西，遮蔽了史实本身。秦律的出土，让人感受到秦制度并不是后人所说的苛政，而是“秦代有法可依、执法甚严，秦法于吏于民都有绝对权威”。云梦秦简记录了战国末年至秦始皇三十年的制度思想。在这些记录中，并没有公开提倡法家“轻罪重罚”和“以刑去刑”之类的原则。陈抗生说，秦律确实严厉，“但并没有崇尚暴力，并不完全是严刑酷法、草菅人命的法家风格”。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司马迁对秦帝国和秦始皇给予了较高评价，并以讥讽的口吻批评了浅薄的学者。可惜，二千多年过去了，司马迁所批评的“耳食”者仍大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