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跟着父亲习武，不然，我一定会杀了那些日本兵！”

谈起这段往事，李秀英的眼里没有任何眼泪，只有愤怒，对于历史刻骨铭心的愤怒。

1937年的南京，面对3个日本兵近乎野蛮的欺辱，性格刚烈的李秀英一把夺过被放在一边的刺刀，用尽仅存的力气刺向了眼前的敌人。这一年，她只有18岁，刚刚新婚不久，肚子里还有个六七个月的孩子。她本是最弱势的群体，如今却成了这个城市最后一批的抗争者。

用刺刀，用拳头，甚至是用牙齿，在经历无尽的绝望之后，只剩下满腔的怒火，墙上，床上，地板上，到处都是血，但李秀英没有任何恐惧。家仇国恨，她唯一的念头就是拼命。

在她身上，是日本兵砍下的37处刀伤，其中腹部的那一刀几乎让她丧命。看着昏死过去的李秀英，3个日本兵只以为她已经死了，悻悻离去。等父亲赶到时，那一刻他居然不敢去辨别女儿的“尸体”，那血肉模糊的场景，对于一个父亲来说，是怎样的剜心之痛。

在此刻的南京城，每一寸土地上，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这样的场面。对于死去的亲人，能够草草掩埋，就是莫大的福分了。但就在被众人抬着放入土坑下葬时，李秀英突然从嘴中吐出了血泡，慢慢地恢复了呼吸。最终在被送往金陵大学医院抢救后，李秀英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李秀英是幸运的，因为在这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有30万南京百姓失去了生命，以无数种极为残忍的方式被夺去生命。他们的尸体被抛入长江，被曝于荒野，几乎没有一具完好。

失去未出世的孩子，失去了30万骨肉同胞，失去了本该拥有无限可能的一生。李秀英活了86岁，其中68年她都只做了一件事：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侵华日军暴行，向那些企图逍遥法外的罪人，讨还累累的血债。她要让这个国家的下一代永远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但如今，我们又应该怎么向后辈解释：

为什么南京不能举行所谓的“夏日祭”？

为什么必须揪出在玄奘寺供奉日本战犯的“吴啊萍”？

为什么要对于“精日”零容忍？

在那片土地上，30万同胞的血还没有干透。但85年来，一直有一群人在逼着我们忘记这场屠杀，用他们最惯用的伎俩：欺骗。

1931年9月15日晚，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里，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激进派，再也无法忍受内阁在是否发动侵华战争问题上的犹豫不决，决心挑起一场事变，点燃战争的导火索。

在最终做决定前，一向迷信的板垣征四郎拿出一支铅笔，对着身边的人说：

“我们决定不了，那就听天命吧！如果铅笔倒向右边就收手，如果倒下左边我们就赌一把。”

这样的场面何其可悲可笑，一个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居然最终掌握在异族侵略者的一支铅笔上。而更加可笑的是，当战争即将降临的时候，一些人却仍然在安于享乐，他们从始至终都坚信一个理念：事关国家存亡的战争永远不会发生。

从当时来看，甲午中日战争仅仅才过去37年，但这帮人早已忘记了耻辱，甚至对于心怀野心的异族大喊“朋友”。国虽大，忘战必危，这是多少血泪历史总结的教训。

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中尉河本末守，带着7名日本工兵专家秘密潜入南满铁路，炸毁了位于柳条湖一段路轨，并打死附近百姓，穿上东北军军服，诬陷这是中方所为。

随即，板垣征四郎以此为借口，率领600日军围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另一路的日军步兵第29联队1000多人，则是分三路逼近沈阳城，攻打东三省兵工厂。

而这一天，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从旅长王以哲到下属三个团的团长，全都不在岗位上。整个东北军高级指挥系统里，甚至一个人影见不到。两位副司令万福麟和张作相，一个在北平看戏，一个在锦州小岭子老家为父亲大办丧事，参谋长熙洽则是在报馆胡同的俱乐部花天酒地。

至于少帅张学良，正陪着携同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在北平前门的中和戏院欣赏梅兰芳的经典剧目《宇宙锋》。

更为离谱的是，当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官兵准备奋起反击时，张学良电话才迟迟打来，命令是这么说的：

“部队解散，弹药入库，士兵继续睡觉，如果日本人进来，由长官进行交涉，他们要什么给什么。”

旅长、团长都不在阵地，负责指挥的几个东北军连长听到命令怒火中烧，大声质询到：“要命 也给吗？”

而他们得到的回复却是：“这是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时隔多年，再次回忆起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无限懊悔，只是一味解释说他当时错误判断日军是不敢全面侵华的，顶多就是闹一闹。但就是这样的判断，这样的示弱和退让，导致了东三省全部沦陷。

自此之后，尝到甜头的侵华日军屡屡故技重施。

1932年1月18日，日军秘密唆使2名日本僧人前往上海三友实业工厂，挑衅厂内的工人义勇军，从而引发冲突，之后便以保护侨民为由增兵上海，淞沪抗战自此开始。

1937年7月7日，华北日军借口一名日本士兵在演习中失踪，强行要求进入宛平搜查，并趁双方交涉之际，悍然发动战争，猛攻宛平城和卢沟桥。

从九一八事变，到淞沪抗战，再到七七事变，日军用一个一个的借口，一场一场精心导演的骗局，逐渐打开了战争的大门。直到狼子野心昭然若揭，直到“三个月灭亡中华”的口号跃然纸上，一些人才被彻底打醒：原来我们的敌人真的可以用莫须有的理由，侵占我们的土地，把屠刀砍向我们的挚爱亲朋。

1937年的南京，更是一场谎言下的屠杀。

从12月1日日军下达进攻南京的作战命令，到12月12日南京卫戍军司令唐生智下达的撤退命令，这中间只有短短的12天。

这场保卫战打得很惨烈，但自始至终都不应该这么打。无序、混乱，防御南京的13个师总兵力不下10万，但其中一部分是刚从淞沪战场撤下了的败兵，一部分又是刚刚补充没有经历过实战的新兵，编制不全，将不知兵，兵不认将，战斗力、士气参差不齐。

唐生智本信誓旦旦宣告“要与南京共存亡”，甚至下令破釜沉舟，收缴所有从水路撤离南京船只。但战争真正打响后，意识到守不住的他，又慌乱地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正是这个命令，让整个南京守军彻底垮了，唯一的信念的被打破，没有了主心骨的三军将士，树倒猢狲散。

他们中有人坚持到了最后，甚至以全军覆没的代价至死守卫着这座城市，但还有一些人，只是逃命，甚至在走投无路后选择投降。

日军老兵东史郎，曾在日记中“不可思议”地记录到：

“我想，他们是怎么变成战俘的呢？他们有那么多人，超过两个师团的兵力，竟然没有尝试任何抵抗。而且那些战俘虽然已经解除了武装，但如果他们奋起反抗，我们的部队一定会被彻底消灭。”

日军曾许诺给这些士兵，只要投降，就可以给他们一条生路。那些早已筋疲力尽的俘虏们，就这样妥协了，无助地祈求敌人给予他们食物和水。他们曾经是这个国家的英雄，也曾战斗到最后一刻，但现在他们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把生的希望寄托在敌人的承诺中。

而另一边，日军的士气是无限高涨的，他们的先锋部队甚至远远把后勤车队甩在了后面。为了及时取得补给，日军司令部下达了“就地征收”的命令。日军士兵开始肆意抢劫南京周边村镇，鸡犬不留，为了掩盖罪行，往往就是一把火烧掉整个村庄。

屠杀，其实在进入南京之前，就已经开始。

13日清晨，南京沦陷，噩梦降临。

进城劫掠甚至屠城，这是冷兵器时代才有的疯狂行径，为的是“犒劳”士兵，补充给养。但日军展开屠杀不是以为以上的理由，他们要用一场大屠杀恫吓他们的对手，逼着他们永远地放弃抵抗。

5万日军杀入城内，没有任何约束，他们撕破伪装，举起了屠刀。最开始是对着已经放下武器的士兵，然后再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中山北路防空壕附近，200人被枪杀；汉中门外，3000多俘虏被机枪密集扫射；鱼雷营9000多人；宝塔桥一带3万多人。这一切都只是发生在12月15日这一天之内，也就是日军占领南京的第3天。

而像这样的一天，一共经历了40多次。越到最后，日军的手段越发残忍。

日军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率先展开所谓的“杀人竞赛”，约定谁先杀满100人就为胜者。从南京城外一直到紫金山，野田杀了105人，向井杀了106人，两人的军刀都砍缺了口。但因为无法确认是谁先达到了100人的目标，两人商量这次比赛不分胜负，重新比赛，这次的目标升级为150人。

这样骇人听闻的“竞赛”，绝不只是个例。在整个南京大屠杀的过程中，像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这样的恶魔，都被日军内部宣传成“皇军的英雄”，并图文并茂地连载他们的事迹。对于这些冷血的刽子手来说，人命在这个时候已经只是冷冰冰的数字而已。

但对于南京的百姓来说，一个一个逝去的生命，让整座城市都变为了人间炼狱。大多数的人都已经丧失了希望，也失去了抵抗的勇气，他们麻木地服从着日本人命令，哪怕是让他们去死。

没有人记得屠杀是哪一天结束的，也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人幸存了下来。那些从火海、从长江、从土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他们已经没有名字了。这座城市，已经没有了一个完整的家庭，那些没有亲人的幸存者，活下去是加倍的痛苦。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这一刻，离南京大屠杀发生已经过去了整整3063天。

26名日本战犯失魂落魄地坐在被告席上，在这些人当中，很多都是南京大屠杀的主导者和参与者。而当他们面对审判员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质问时，他们的态度出奇的一致，那就是绝不承认。

日军华中方面军最高长官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杀的头号元凶，极力为自己辩解，声称屠杀是溃退的中方士兵所为。之后又狡辩说那是前线军队自发的行为，自己不能因此承担责任。

这位有着“老牌中国通”的日本陆军大将，甚至在最后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中日两国的冲突是亚洲家庭兄弟间的争吵，日本侵略中国是兄长在长时间忍耐后痛打其年轻而又桀骜不驯的弟弟，自己其实一直都在致力于中日和平事业。”

听到这样的托词，审判庭一片哗然。参与审判的中国人，无一不是强忍着怒火。战争刚刚结束，同胞们尸骨未寒，眼前的这群刽子手不仅没有丝毫的悔悟，甚至自始至终都在巧舌如簧地为自己辩解，哪怕理由极其可笑。

那些战犯，甚至仍抱着侥幸的心理，大言不惭说到：

“你们没有证据，凭什么审判我？”

这句话，是他们最后求生的希望，却也最终成了他们的催命符。

很快，一张“求证”布告贴在南京城内，号召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目睹者、受害者及其亲属前来递交控诉材料。

一时间，整座城市都沸腾了，上万份控诉材料远远超出了检察官们的预料。在这些书面材料中，有些字写得东倒西歪，有些行文措辞都有问题，看得出，写下它们的人文化程度可能不高，甚至没有文化，但这些控诉却是最真实的，甚至字字是血。

除了书名材料外，一份影像资料出现更是引发了渲染大波。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曾在南京大屠杀中同20多位国际友人一起，救助了20多万无辜的中国平民，并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用16毫米摄影机秘密地将日寇在南京的暴行拍摄下来，总时长为105分钟。

一张张照片，一幕幕印象，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这是铁的事实，容不得半点掩盖。

证据越来越多，约翰·马吉作为证人亲自出席东京审判，李秀英等受害者也邀请出庭出阵，与日本战犯当面对质。

看着那些南京大屠杀中活下的幸存者，松井石根等人眼里充满了恐惧，这些证人是带着仇恨来的，更是来要他们的命。东京审判最终惩治了一批罪恶元凶，更以判决书的形式将南京大屠杀永远铭刻于人类历史之上。

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审判官梅汝璈就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中国人不是复仇主义者，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就会招致未来的灾祸”。

因为消息封锁，战争时期的日本百姓无法知道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东京审判向日本民众开放一定数量坐席，并通过新闻传递审判信息。面对南京大屠杀的惨烈事实，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团在撰写东京审判相关资料时，只用了3个字作为标题

“惨惨惨”。

然而作为战败国，当时的日本已经成为一片废墟，大部分的日本人正为了填饱肚子而四处奔波，报纸上每日充斥着有关社会问题的新闻，让人目不暇接，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和条件去议论和深究东京审判的是非曲折。

正是这种忽视与淡漠，为后来日本右翼的行动埋下了伏笔——为了重塑日本民众的历史记忆，他们将东京审判贬低为“胜者对败者的审判”，宣扬南京大屠杀“幻影论”“否定论”，企图推翻东京审判判决结果，进而为日本战犯和侵略历史翻案。

他们一部分人完全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虚构”，是中方为了博取同情制造的虚假历史。另一部分人则质疑数据的真实性，认为南京只是发生了小规模“不可避免”的百姓死亡，受害者人数很少。

这些观念众说纷纭，但核心思路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否认东京审判的结果，进而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正是在这种纷繁复杂的舆论场中，日本民众深陷人造的“罗生门”之中，根本无法对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达成共识，更谈不上形成对南京大屠杀的集体记忆。

时至今日，一批又一批的日本右翼势力仍在努力消磨着人们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

北大中文系教授戴锦华曾回忆过这样一个场景，在一个关于研究战争的国际学术活动中，只要谈到了南京大屠杀，那些日本学者立刻就谈广岛长崎。一旦陈述日本是战争的加害者，他们就渲染自己作为战争受害者的身份。

甚至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会反问中国学者：

“你们现在多少岁，你经历过战争吗，你没有经历过战争，怎么体验战争。我们是战后一代，我们不承担战争的责任，你们也没必要一直活在历史当中。”

这句话，充满了诡辩，却又那么深刻的。不只是这些日本学者，我们当中一些极少数的国人，他们又何尝不是如此，习惯用“上一辈的仇恨”和“这一辈人应该有的历史宽容”去解释一切。

“夏日祭离南京大屠杀的纪念碑那么远，凭什么他们这么敏感？”

“现在文化交流这么广泛，南京不应该还活在过去，拒绝日本元素的出现。”

这些话，是真实存在的。而说出这些话人，他们眼里的纪念碑，似乎只是在纪念一段历史，似乎只有纪念碑所在的地方，才是南京大屠杀的所在地。他们忘了，南京城寸土寸血。他们忘了，为什么会有九一八。他们更加忘了，为什么我们会永远记着家仇国恨。

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元老林森，曾用这样一段话痛斥为侵华日军“站队”的汪精卫：

“这种人虽然暂时保了性命，得了小小利益，但是遗臭万年，上辱没了祖先，下贻害到子孙。一到敌人用不着汉奸的时候，仍旧免不了送命，或者精神受到惩罚，天天在苦痛之中，永远做不得人。”

85年来，我们的敌人一直在逼着我们忘记“南京大屠杀”，他们用欺骗的手段发起了战争，又用欺骗的手段进行着战争，到了最后，还要用欺骗的手段让我们忘掉战争。只要忘掉战争，我们将再一次成为待宰的羔羊。

战争真的离我们很遥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