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万晴川教授

摘要：关于王阳明的婚姻和子嗣问题，学界尚未取得共识。王阳明入赘诸家、晚年生有多子等观点恐非事实。王阳明当时作为状元王华独子的身份，诸、王联姻时诸让已有子等因素，皆使阳明不可能入赘。阳明独自赴南昌完婚的不正常行为，透露出王华与原配郑氏感情冷淡、阳明与继母赵氏关系不睦等信息。诸氏卒后，阳明为广嗣曾纳有多女，但只有张氏生有一子正亿，其他皆未育。在正亿面临家族内争夺爵位继承权及外界威胁的情况下，阳明弟子联手“保孤”，以存先师之一脉。现存余姚王氏族谱也皆记阳明只有嗣子王正宪、嫡子王正亿两人。

关键词：王阳明；入赘；多子；王正亿;保孤

当前，有关王阳明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有关王阳明的一些史实仍然疑点重重，自王阳明去世以后就一直存在争议，至今学术界犹未能取得共识。比如，王阳明的入赘和子嗣问题，或采取回避的态度，或下的结论仍然使人疑惑不解。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无疑是王阳明研究的经典之作，但笔者觉得其中关于这两个问题的结论仍具有继续考辨的必要。

王阳明像

王阳明17岁时与江西布政司参议诸让之女结婚，55岁时，诸氏去世，续娶张氏等。对于王、诸的婚姻性质，束景南猜测道：

阳明只身赴南昌，于布政司官署中完婚，匪夷所思；其居官署一年半，至弘治二年十二月方迎亲归，亦匪夷所思。疑阳明是次赴南昌，实是诸让招亲，而非迎亲，故黄绾云“成婚于外舅养和公官舍”，钱德洪“亲迎”云云，恐系掩饰之词。

黄绾和钱德洪皆为王氏门人，黄语见于《阳明先生行状》，钱话见于《王阳明年谱》中“亲迎夫人诸氏于洪都”，“外舅诸公养和为江西布政司参议，先生就官署委禽”。束先生怀疑王阳明亲赴南昌布政司官衙与诸氏完婚，在诸家居留一年半后方携妻归余姚，不符合当时婚礼仪式，有可能是入赘诸家，阳明弟子讳言其事，有意掩盖实情。其实早在束先生之前，清初黄中《黄雪瀑集》中《又题》就有王阳明入赘之说：

王阳明年十七八，赘于昌。合卺之夕，偶歩游铁柱宫，遇一道人，谈之终夜，次午寻访始归。此时阳明之父讳华以状元为礼部尚书，妇翁为江西参议，而且以合卺之日，百年之好，婚姻之大，锦绣之丛，何能遇一道人而忘归乎？此其志气翱翔天壤，蟭蟟虫何所量其天地也。有志之士先自审为何如，勿徒戚戚于世路乎？

束景南著《王阳明年谱长编》

黄中（1638—1700），字平子，号雪瀑，安徽舒城人。顺治十四年（1657）举人，七应进士试不第。晚年构澄塘别墅，读书其中。辑有《程朱年谱语录》，著有《黄雪瀑集》。嘉庆《舒城县志》卷二一《文苑》有传。黄中虽离明亡不久，但其文中却出现了两个错误：其一，王阳明成婚的准确年龄是17岁；其二，王阳明成婚的时间是弘治元年（1488），当年王华参与修撰《宪宗实录》，充经筵官，而不是礼部尚书，正德元年（1506）五月才升为礼部左侍郎，他终身未任礼部尚书。对于王阳明新婚之夜遇铁柱宫道士事，不少人表示怀疑，黄中作为阳明信徒，则在文中予以驳斥。

进士及第后被权贵选为东床快婿，自隋朝实行科举考试之后就已有之，“权贵之家，往往以女招赘士人，而士之未达者，亦多乐于就赘，借为趋附之梯”。此事在江南地区较为常见，据《至正昆山郡志》记载，宋代仅昆山一地，就有五位进士入赘：“陈宗召，字景南。本福清人，因赘而居”；“赵监，字孺文。丞相忠简公之孙。来赘范端明之女兄，因家焉”；“王迈，字德远。本安吉人，因赘而家焉”；“陈振，字震亨。其先古灵之后。父遵，来赘李乐庵女，因家焉”；“敖陶孙，字器之。本长乐人，因赘而居”。至明仍是这样，在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中，“那些才子们所追求的佳人，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佳人，而都是有钱有势的名门闺秀，尤其是独生女，而且大多数才子选择入赘的婚姻方式”。但这些入赘者基本都是“未达者”，即家境贫寒还没考中进士的读书人，他们入赘主要是为生活所迫，或有其他不可告人之目的。明嘉靖权臣赵文华幼年丧父，家境贫寒，曾“先赘项氏家于禾城”。还有著名的绍兴陶望龄和吴县申用嘉。陶姓和商姓为绍兴望族，都是科举官宦世家。陶家从陶性、陶怿兄弟开始，至陶志高共六代，举人和进士有24人之多，陶望龄是万历十七年（1589）的会元兼探花，陶谐中解元，陶大临中榜眼，陶大顺、陶允淳父子同榜进士；陶谐官至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其孙陶大顺官至右副都御史、广西巡抚，陶大临官至吏部侍郎，卒后追赠礼部尚书。陶望龄之父陶承学曾任按察副使、南京御史、南京礼部尚书。陶大年做过江西布政使右参政，陶允淳官至尚宝卿，陶崇道曾任布政使。商氏一族祖孙三代一门四进士，商为正是名臣商廷试（1497—1584）之子，官至大理寺左少卿。陶家与商家长期通婚，据黄汝亨《祭酒陶先生传》记载：陶望龄“十九赘于商，入长安遍交诸名公，诸名公亡不非常目之”。陶望龄是否入赘商家？目前只有这条孤证，笔者认为陶家与商家有婚约，陶望龄入住商家，只是由岳父母代为照管，商为正在任京官，也有让陶望龄与士子切磋交流，为科举做准备的目的，在岳父商为正的帮助下，《先兄周望先生行略》说陶望龄“得尽阅都人士所为文”，生活上又得到岳母的细心呵护，陶望龄《寿外母金老夫人序》云：“母怜其孱弱，将护特至，饮食视其嗜者，衣择其鲜好者。”后来陶望龄在《祭外父》文中自称“子婿陶望龄”。陶望龄后来因生母病重“柴毁逾节，感寒疾遂卒。先生囊无一钱，不能具殓，门人余懋孳为山阴令，具棺衾殓之”。若是入赘商家，不可能穷到无钱敛葬的地步。又如吴县人、内阁首辅申时行次子申用嘉入赘乌程（湖州）人、礼部尚书董份之子董道醇家一事，则具有政治联姻和科考冒籍的性质。据《明史·万国钦传》，董份乃申时行进士科考座主。申用嘉于万历十年在参加乌程乡试，遭人弹劾为冒籍，吴亮《万历疏钞》卷四“政本类”录明万历十八年十二月南京吏部主事蔡时鼎《乞澄表率之源以端政本以维国纪疏》云：

时行之子用嘉赘于湖州富宦董份之家，营入浙场，其时监临御史为用嘉故，漏题目，预先流播，甚至转相私鬻，毎题得银二三钱，验若左劵，通浙人士谁不传闻？

吴亮著《万历疏钞》

《万历疏钞》卷一八“发奸类”御史李琯《权奸植党壅蔽欺君乞赐罢斥以清政本疏》论此事云：

皇上以为与自南而北者不同，不知冒籍不独时行之子已也，其婿李世荣吴人也，亦纵冒涿州卫指挥李鹤之籍，改名李鸿，夤缘纳监，明为自南而北，李鹤今且夤缘转守备矣。戊子顺天之乡试也，李鸿之卷沈璟为之分阅，语考官进士汪让曰：“此申相公乃婿李鸿之卷。”璟同府人不便，于中强汪让为之代取，汪让不得已而取之，遂中顺天乡试。

可见，申时行的儿子和女婿都有冒籍的行为。御史李用中《乞肃法纪申公论疏》中言之更详：

申用嘉系辅臣申时行之子，其为南直吴县人也，天下所共知也，既而附于浙江乌程县以中试，其为冒籍也，亦天下所共知也，乃竟瓦全焉，此何以故？闻彼之自辨者曰：“吾入赘乌程，即可乌程籍，非冒籍者比矣。”然则曩日冯诗等当冒籍各省直之时，岂无有于所托之处约为婚姻乎？假令冯诗等借用嘉为解，臣不知用嘉何辞以对也。臣亦曾闻所谓入赘者，以贫不能糊口而借资于妻家，使相臣之子而入赘，天下皆不得子其子矣，臣切为用嘉羞！且用嘉既以赘乌程借口矣，则未中之先与既中之后，又何不居住乌程也？臣又闻用嘉自中乡试以来，累科俱不曾入会试场，得非知其昨非而惧有后议乎？用嘉且自悔而惧之矣，奈之何久无一人置一喙于用嘉而俾其得以无恙也？与冯诗等同一冒籍而不与冯诗等同一查处，是法可行于贫士而不可行于权贵矣，如天下之公议何！如后世之公议何！矧今岁复当大比，士设有钻刺之徒娶妇别省而即附籍妇家以图侥幸万一，当事者许之乎？抑操三尺以从乎？此冒籍之禁,所宜一也。

朱吾弼著《皇明留台奏议》

朱吾弼可谓切中要害。申用嘉在考前和考后都没有在乌程居住，作为内阁首辅，申时行之子在家乡南直隶考试，作弊比较敏感，故冒籍湖州，同时，申用嘉也可发挥申、董两家强强联手的纽带作用。正如朱吾弼所言，“所谓入赘者，以贫不能糊口而借资于妻家，使相臣之子而入赘，天下皆不得子其子矣”。所以申用嘉入赘应该是掩饰冒籍行为的借口。要之，陶望龄入赘之事不明，申用嘉情况比较特殊，入赘是“不得子其子”的羞耻行为，一般发生在“贫不能糊口”的士子之间。那么阳明是否真有入赘诸家之事呢？笔者认为此事乌有，且申说如下：

第一，王华和诸让都是浙江余姚人，据明万历刻本张元忭《绍兴府志》卷三三“选举志四”，诸让中成化十一年（1475）谢迁榜，王华成化十七年中状元，两人可能很早就认识，并是好友。成化十九年八月，诸让主持顺天府乡试时拜见王华，以继室张淑人所生女许配阳明，王阳明《祭外舅介庵先生文》中云：“公与我父，金石相期。公为吏部，主考京师，来视我父，我方儿嬉，公曰尔子，我女妻之。公不我鄙，识我于儿。服公之德，感公之私。”明确说是“我女妻之”，这年阳明12岁，母亲郑氏尚在，阳明为状元王华独子，又为祖父竹轩公所爱，所以不可能入赘外家。退一步讲，假设陶、申皆是入赘，据陶望龄《亡兄虞仲传》，陶望龄有兄与龄、高龄和弟奭龄，其中高龄早卒。又据许孚远《茅鹿门先生传》、茅国缙《先府君行实》，董道醇生有嗣成、嗣昭和嗣三男。以理推之，陶望龄可以入赘，董道醇不必赘婿，与王阳明的情况完全不同。

陶望龄像

第二，弘治元年七月，阳明17岁，独赴江西诸让官舍成亲，阳明《祭外舅介庵先生文》云：“宏（弘）治己酉，公参江西，书来召我，我父曰：‘咨而舅有命，尔则敢违？’”次年十二月底，即携夫人诸氏归余姚家中，后来也没有诸夫人回母家长住的记录。按照常理，若阳明入赘诸家，应该常住诸家才是，而不会只住一年半载后就永远回到了王家。以此度之，阳明必非入赘。

第三，一般说来，招赘都是因为自己不能生育儿子而借女婿延续香火的不得已行为。据《诸氏宗谱》卷二“伦叙堂”“系图”载：诸皓有三子正、咏、让，诸让为十一房，生四子綋、弦、缉、经。《诸氏宗谱》卷四《黄太淑人初次敕命》又载诸让母方氏，继母叶氏。可见诸让多子，不必招赘。诸让死于弘治八年正月，时阳明年24，已结婚8年。又据《诸氏宗谱》卷四载录谢迁《养忠公八十寿诗》，可知诸让至少活了80岁以上，以此推之，假设他60岁生第一子，则当时阳明只有4岁，可知诸让将女儿许配于阳明时，已经有子。又据王阳明《祭外舅介庵先生文》云：“公之诸子既壮且贤，谅公之逝复亦何悬所不瞑者。”该文写于正德十六年，为王阳明谒诸让墓所作奠文，是年50岁，此时诸让已逝世26年之久，文中称诸让“诸子既壮且贤”，古代称男子30岁至50岁为壮年，由此揣测，诸让诸子与阳明年龄接近，阳明定婚时，诸让已有儿子，用不着招赘延续血脉。

第四，正德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诸母张太夫人生辰，王阳明请人画《王母蟠桃图》祝寿，并作《题寿张淑人蟠桃图》，称自己为张氏“半子”。张淑人去世时，王守仁作《祭张淑人文》署为“女婿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仁”。“半子”“女婿”皆确证王阳明是娶诸氏，而非入赘诸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王阳明书法

阳明独自赴南昌完婚，的确与礼不合。此事蹊跷，笔者认为透露出两个问题：一是王华与原配郑氏关系不正常，二是王华续妻与阳明关系不睦。

王华与郑氏结发于微时，杨一清《海日先生墓志铭》中云：“初配赠夫人郑氏，渊静孝悲，与公起寒微，同贫苦，躬纺织以奉舅姑。”陆深《海日先生行状》中也说郑氏“寒微”。但王华中状元后，可能他们的夫妻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王华在京为官时，接父到官署奉养，家里只剩下郑氏和岑太夫人，而郑氏去世时，均未有王华与儿子阳明归余姚守葬、守孝的记录，不久王华即续娶继室赵氏、侧室杨氏，束景南表示“令人不解”，笔者觉得由此可见郑氏在王华心目中的地位。吕柟《寿诰一品夫人王母赵内君六十序》引钱德洪的话说：“奈阳明幼年倜傥，庭训甚严，夫人曰：‘此儿聪明，后当大成。’委屈保育，无所不至，不慈而能之乎？苟欲利己，分荆而门禽，伯叔早逝，遗孤咸幼未大，夫人念之不置也，乃携入京师，抚若己出，不议而能之乎？”据束景南考证，赵氏嫁王华时17岁，阳明14岁，年龄相差不大，钱氏所谓“委屈保育”云云“恐系夸饰之词”，而在其他一些文献中，则流传着王阳明与继母不睦的故事，如明王兆云《漱石闲谈》卷下“杨明用谲化后母”条云：阳明生母郑氏去世后，继母待之不慈。阳明两次设计惊骇继母，仍不改易。于是阳明置怪鸟于继母衾下，并胁巫进言，诳母曰此鸟为郑氏所化，略示薄惩，若继母不幡然改悔，将有后灾。继母这才对阳明视同己出、倍加爱护云云。此处“阳明”误书为“杨明”。此外，还有王圻《稗史汇编》卷八九“阳明计化后母”、冯梦龙《智囊全集·杂智部》中《术制后母》、及其白话小说《王阳明出身靖乱录》等书中皆有记载，束景南斥为“荒诞无稽之说”。不过，故事虽不可靠，但或许从另一个视角反映出阳明与继母的微妙关系。这样，阳明独自赴江西成婚就不难理解，阳明新婚之夜偷偷去铁柱宫或是一种发泄不满的方式。

《王阳明出身靖乱录》

王阳明入赘诸家的说法，同时也反映了他与妻子之间的关系。诸氏婚后一直未生育，正德八年，王阳明在《寄蕙皋书札》中写道：“四明之兴甚剧，意与蕙皋必有数日之叙，乃竟为冗病所夺。承有岁暮汤饼之期，果得如是，良亦甚至愿，尚未知天意如何耳。”蕙皋即徐天泽，弘治十五年进士，是阳明的余姚同乡。“汤饼”指小孩出生后的满月酒，这里是暗示妻子诸氏已有孕，但后来未生，说明诸氏可能是因流产不能生子。方志远说诸氏未生子是因为王阳明体弱多病，生理有问题。笔者认为相反，虽然阳明的身体状况不佳，但诸氏夫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她嘉靖四年（1525）正月即病故就是证明。至正德十年，阳明44岁，即婚后27年，王华已年逾古稀，阳明立堂弟守信第五子正宪为嗣。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代社会，对女性与丈夫及婆家的关系影响很大，但阳明一直未纳妾，一是阳明对于子嗣之事比较豁达。魏时亮编《大儒学粹》卷九《阳明王先生》记有一段阳明与弟子龙光的对话：“（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光喜，得间造膝曰：‘后主未立，光辈报恩无地。’先生曰：‘天地生人，自有分限。吾亦人耳，此学二千年来不意忽得真窍，已为过望。今侥幸成此功，若又得子，不太完全乎？汝不见草木，哪有千叶石榴结果者？’光闻之悚然。”阳明弟子尤时熙《拟学小记续录》卷六《纪闻》又记朱得之的话说：“阳明老师年逾五十未立冢词，门人有为师推算者，老师喻之曰：‘子继我形，诸友有得我心者，是真子也。慨自兵兴以来，未论阵亡，只经我点名戮过者甚多，倘有一人冤枉，天须绝我后，我是以不以子之有无为意。’”阳明明确表示“不以子之有无为意”。二是阳明惧内的说法。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云:“如吾浙王文成之立功仗节，九死不回，而独严事夫人，唯诺恐后。近年吴中申、王二相公亦与夫人白首相庄，不敢有二色。至如万历初蓟帅文登之戚少保继光，今宁夏帅萧都督如熏，皆矫矫虎臣，著庸边阃，俱为其妻所制，又何也？”王阳明在外虽号令三军，叱咤风云，但在家却“严事夫人”。笔者猜测可能是诸夫人比较强势，阳明《上海日翁书》一文有钱德洪跋云：当宁王的追兵将至时，“师欲易舟，潜遯。顾夫人与诸公子正宪在舟。夫人手提剑别师曰：‘公速去，毋为妾母子尤。脱有急，吾恃此以自卫尔。’”这说明诸夫人是个刚烈女子。清梁章钜《退庵随笔》卷一三甚至记曰：

孙北海（承泽）极恶阳明学术，尝对李文贞举阳明与学徒讲论，其夫人忽闹出，掀其几案，抛其书帙曰：“诸君毋信此老厮诳。”因枚举其平居奸私事。门人窃窥，阳明颜色和霁如不闻者。久之，夫人入，阳明徐整书案，复理前论，若无中间一段事者，以为非人情。李文贞曰：“恐即此，已足以擒宸濠矣。”北海为失笑。

梁章钜编《退庵随笔》

孙承泽明崇祯时官至刑科给事中，大顺政权时任四川防御使，清顺治时供职清廷，虽官至太子太保。他历仕三朝，三易其主，为人所轻，心灰意冷，于顺治十年“老病告休”，家居期间开始著书立说，有《春明梦余录》《天府广记》《思陵勤政记》等书，意图总结前朝兴亡的经验，而清初，人们普遍把阳明心学视为大明灭亡的罪魁祸首之一。李文贞即著名的理学家李光地，康熙九年（1670）进士，官至直隶巡抚、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光地之学，源于朱子”，宜乎两人有共同的话题，并对王阳明极尽嘲弄之能事。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一云：

嘉靖中，王守仁总督两广，以病擅离信地，事闻，上大怒，令廷议会议云：“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髙，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与，则着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唱和。才美者乐其任意或流于清谈，庸鄙者借其虚声遂敢于放肆，传习转讹，悖谬日甚。其门人为之标榜，至谓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以上渎圣聪，几于无忌惮矣。若夫剿捕群贼，剪除逆濠，据事论功，诚有可录，是以当陛下御极之初，即拜伯爵，虽出于杨廷和豫为已地之私，亦缘黄榜有封拜侯伯之令，夫功过不相掩，宜免夺封爵以彰国家之大信，申禁邪说以正天下之人心。”上曰：“卿等议是。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虚声附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至于逆濠之变，与伍文定移檄举兵，仗义讨贼，元恶就擒，功固可录，但兵无节制，奏捷夸张，近日掩袭群贼，恩威倒置，所封伯爵本当追夺，但系先朝信令，姑与终身，其没后恤典俱不准给，都察院仍榜谕天下，敢有踵袭邪说果于非圣者，重治不饶。”当日申饬严切如此，及入祀时何无一人言及，以彼时良知之说盛行也。

可见孙承泽的确“极恶阳明学术”，这样，所谓诸夫人掀其几案，抛其书帙，枚举其平居奸私事云云，完全有可能是王阳明政治或学术上的敌人编造的。然而，诸氏在世时，阳明一直没有为后嗣纳妾则是事实，这恐怕与诸氏的严管也不无关系。

孙承泽著《春明梦余录》

嘉靖三年，王阳明在致王邦相信中说：“南来事，向因在服制中，恐致迟误伊家岁月，已令宗海回报，令伊改图矣，不谓其事尚在也。只今道里远隔，事势亦甚不便。况者妻病卧在床，日甚一日，危不可测，有何心情而能为此？只好一意回报，不可更迟误伊家也。况其生年、日、时远不可知，无由推算相应与否。近日又在杭城问得庚子一人，日、时颇可，今若又为此举，则事端愈多。”王邦相是阳明的族亲，从信中可以得知，在诸氏病重时，王邦相为阳明物色一女子，但因妻子重病，又怕八字不合，只好婉言谢绝。同时阳明告诉邦相，自己在杭州寻得另一女子，八字颇合，所以更倾向于这个女子。次年诸夫人卒后，阳明即娶张氏等多女，第二年张氏生子。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先生初得子，乡先达有静斋、六有者，皆逾九十，闻而喜，以二诗为贺。先生次韵谢答之，有曰‘何物敢云绳祖武？他年只好共爷长’之句，盖是月十有七日也。先生初命名正聪，后七年壬辰，外舅黄绾因时相避讳，更今名（按：即正亿）。”据束景南考证，王阳明“娶继室张氏同时，又纳多女，生子多人，非独正聪一子”。其依据乃阳明弟子王艮与薛侃（中离）之间的通信，即王艮《与薛中离》：

向尝请先师立夫人以为众妇之主，曰:“性未定，未可轻立。”请至再三，先师不以为然者，其微意有所在也。正恐诸母生子压于主母，而不安耶？则其子之不安可知矣。我辈不究先师渊微之意，远虑之道，轻立吴夫人以为诸母之主，其性刚无容，使正亿之母处于危险之地,无由自安。母固如此，亿弟又何以安哉？遂使亿弟陷于五妇人之手。当时太夫人、伯显因汪白泉惩戒之后，誓不入先师家内，其危险至此。幸得欧南野至越与乐村、约斋商量，拯救至南都，自与黄久庵、何善山召弟商议，人谋鬼谋已定。又得王瑶湖赞决，李约斋之力，遂拔正亿出危难险，遂得翁婿相处，吾辈之心始安矣。后陈、吴二夫人送归，各得其所矣。其后吴夫人只可还归原职，盖三从之道、姑叔门人不与焉。我辈正当任错改之,使吾亿弟后无魔障可也。

王艮撰《王心斋全集》

笔者对原文重新做了点校，束先生引文“大夫伯显”当作“当时太夫人、伯显”两人。王守仁辈按照仁义礼智信恭俭让等字取名，“伯显”应为王守文，王守仁字伯安，王守文字伯显，守章字伯敬。“伯显”出自毛亨《毛诗注疏》卷一八“不显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宪”注云：“不显申伯，显矣申伯也；文武是宪，言有文有武也。”王守文因纵欲导致身体虚弱，王阳明对这个父亲嫡妻生的弟弟特别关心，曾为他写有诗文多篇，他在《与弟书》中说：“乡人来者，每询守文弟，多言羸弱之甚，近得大人书，亦以为言，殊切忧念。血气未定，凡百须加谨慎。弟自聪明特达，谅亦不俟吾言……却恐守文弟气质通敏，未必耐心于此，闲中试可一讲，亦可以养身却疾，犹胜病而服药也。”《与弟伯显札一》云：“比闻吾弟身体极羸弱，不胜忧念，此非独大人日夜所彷徨，虽亲朋故旧亦莫不以是为虑也，弟既有志圣贤之学，惩忿窒欲是工夫最要处，若世俗一种纵欲忘生之事，已应弟所决不为矣。”落款是“长兄阳明居士致伯显贤弟收看”。《与弟伯显札二》云：“此间事汝九兄能道，不欲琐琐所深念者，为汝资质虽美而习气未消除，趣向虽端而徳性未坚定，故每得汝书，既为之喜，而复为之忧，盖喜其识见之明敏，真若珠之走盘，而忧其旧染之习熟，或如水之赴壑也，汝念及此，自当日严日畏，决能不负师友属望之厚矣，此间新添三四友，皆质性不凡，每见尚谦谈汝，辄啧啧称叹，汝将何以副之乎，勉之勉之，闻汝身甚羸弱，养徳养身只是一事，但能清心寡欲，则心气自当和平，精神自当完固矣，余非笔所能悉。”《寄诸弟》中称王守文“气质通敏”，《与弟伯显札一》称其“识见之明敏”，两者意思相同，而且信中都说守文身体“极羸弱”。可见“伯显”就是“守文”。据陆深《寿王母赵太夫人七十序》，嘉靖十六年守文中“乡进士”即举人，“初尚书公例当荫子，时守文有庶兄守俭，太夫人亟推与之，曰：‘恩当自长受。’坐是守文居乡者数年，不与有名。晚乃从太学，得列天子几内之英”。正德二年，王华为南京吏部尚书。可见王守文没有官职，不当称“大夫”，与王艮《与欧南野书》、薛侃《同门轮年抚孤题单》互校，“大夫”当为“太夫人”，当指王华继室、守文之母赵氏。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卷五《寿诰封一品夫人王母赵内君六十序》、陆深《俨山集》卷四十《寿王母赵太夫人七十序》，赵氏至少活了70岁以上，赵氏仅大阳明3岁，阳明去世后她仍健在，乃当时王家地位最高的女性。

《王阳明全集》

笔者同意束先生王阳明“娶继室张氏同时，又纳多女”的观点，在诸氏去世之后，王阳明没了束缚，为了广嗣的需要，可能续娶多名妻妾，妻妾成群在明代文人中是常见的现象。但所谓“生子多人，非独正聪一子”则是臆测。首先，王艮请立“夫人以为众妇之主”是在阳明在世时，此夫人不是束先生所谓的吴夫人应是指张氏，但王阳明以张夫人“性未定”云云拒绝。王艮猜测道：可能王阳明不立张夫人为众妇之主，“性未定，未可轻立”只是表面托词，真正担心的是怕以后其他夫人生子，会受到张夫人的压制，从而导致母子不安。所以王艮说：“我辈不究先师渊微之意，远虑之□。”当时阳明娶众女时并未确定谁是正室，但在阳明去世后，有人轻率立吴夫人为诸母之主，使张夫人母子处于危险之地,无由自安。因此后来王门弟子商议，将正亿送入黄绾家鞠养，并将陈、吴二夫人遣归，如果陈、吴夫人生有儿子，是不可能把她们打发回家的。其次，阳明妻妾中，只有张夫人生有儿子，其她未育，陈、吴夫人因无子，且性刚无容，只好将她们遣送回家。黄绾《阳明先生行状》中云：“抚养族子曰正宪，诸氏卒，继张氏，举一子正亿，适予女仅二周而公卒，遂鞠于余。”阳明安葬时，也只有这两个儿子参加，“子正宪、正亿将以是年仲冬十一日奉公柩葬于洪溪之高村”。黄宗明《处分家务题册》：“先师阳明先生夫人诸氏，诸无出，先生立从侄正宪为继。嘉靖丙戌，继室张氏生子名正聪，未及一岁，辄有两广之命。”要之，阳明有继室多人，未立主妇。若张氏是诸氏之后阳明续弦的话，阳明弟子立吴夫人为诸母之主的行为就无法得到解释。

在王门弟子看来，保护正亿就是“保孤”行为，王艮《与欧南野书》云：“贵乡里曾双溪至，知久庵公丁忧，正亿弟随归。初，公言以死保孤，于今日事势，不知果能终其所愿否也？过越，恐伯显、老夫人相留，未知如何处之，望兄与龙溪兄扶持，预谋万全之策，以保先师一脉之孤。如何？如何？”为此，王门发起轮转照顾正亿的倡议书，薛侃《同门轮年抚孤题单》云：

先师阳明先生同祖兄弟五人:伯父之子曰守义、守智，叔父之子曰守礼、守信、守恭。同父兄弟四人:长为先师，次守俭、守文、守章。先师年逾四十，未有嗣子，择守信第五男正宪为嗣，抚育婚娶。嘉靖丙戌，生子正聪，明年奉命之广，身入瘴乡，削平反乱，遂婴奇疾，卒于江西之南安。凡百家务，维预处分，而家众欺正聪年幼，不知遵守。吾侪自千里会葬，痛思先师平生忧君体国，拳拳与人为善之心，今日之事，宜以保孤安寡为先，区区田业，非其所重。若后人不体，见小失大，甚非所以承先志也。

束景南、查明昊辑编《王阳明全集补编》

总之，伯府第人事复杂，对阳明孤子正亿的威胁，既来自王阳明其他妻妾的妒忌，又来自其弟王守信为儿子正宪争夺爵位继承权的不测行为，还有来自社会的压力，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云：“先是师殡在堂，有忌者行谮于朝，革锡典世爵。有司默承风旨，媒孽其家，乡之恶少遂相煽，欲以鱼肉其子弟。”导致正宪和正聪“离仳窜逐”，“荡析厥居”。次年，阳明弟子大学士方献夫任吏部尚书，陛刑部员外王臣为浙江佥事，分巡浙东，“经纪其家，奸党稍阻”。王阳明去世前已和黄绾约为儿女亲家，所以黄绾也是正亿的岳父，为了保护正亿，便将他接到南京家中鞠养，周汝登《王畿传》：“文成嗣子孤弱，且内外忌毁交构。悍宗豪仆窥视为奸，危疑万状。龙溪极力拥护，谋托孤于黄尚书绾，结婚定盟，久之乃定。人称龙溪怀婴杵之义，报父师之恩为不浅，然而谤讪丛积大都由此而起矣。”所以黄绾也是战战兢兢，左右为难，他在《寄甘泉宗伯书》书中云：“又踌躇数日，方托王汝止携取孤子（按：指正亿）至此教养。”欧南野回复王艮书则云：“久庵老先生取正聪育之宦邸，亦尝反复筹量，不能自已。”“非但为正聪求成之道，抑亦以同志诸友往来处事，辄有违言，恐谤诽日甚，或启无穷之衅也；非但于正聪有翁婿之义，老师有骨肉之恩，抑亦于伯显及四方友有道义同志之雅，善为调护，使各不失其一体之爱也”。因为王守文留下正聪，也“自是大义之情”。所以，最后由黄绾负责抚养，是经过阳明门人共同反复考虑做出的决定，据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七〇《黄尚书绾行状》云，汪后来劾奏黄绾与王守仁结为儿女亲家，乘守仁死侵盗其家财，旨下降一级调外任用，黄绾上疏力辩，最后才诏复原职。

与阳明有直接关系的王氏族谱，今已不存，只有若干种与阳明及其家族存在间接关系的王氏宗谱，如清同治四年（1865）王世学主修、王佩旋等编纂的三槐堂刻本《余姚官人宅王氏宗谱》、光绪二十九年（1903）刘敝廷主修、王忠桥编纂的存本堂刻本《姚江开元王氏宗谱》、光绪三十二年（1906）王仁水主修、王仁开编纂的孝义堂刻本《四明上菁李家塔王氏宗谱》、光绪年间王尧功、王尧德编纂的嗣槐堂稿本《余姚上塘王氏宗谱》等，皆记王阳明只有嗣子王正宪、嫡子王正亿两人。

《黄绾集》

由上可得出结论：王阳明不是入赘诸家，他独自赴南昌诸让任所成婚，反映出王华与原配郑氏、阳明与继母赵氏之间的微妙关系；在妻子诸氏卒后，阳明为广嗣，曾纳有多女，但其中只有张氏生有一子正亿，其他皆未育，在正亿面临家族内争夺爵位继承权及外界威胁的情况下，阳明弟子联手“保孤”，以存先师之一脉。阳明并无束景南所说有“多子”，只有独子正亿。

来源：《国际儒学》2024年第3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敬请联系，万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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