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中生有的罪名

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把我关押之后，由于事前没有掌握到我的任何材料，所以拖延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开始正式对我进行审讯。这种“先抓人，后立案调查”的做法，显然是违反党纪国法的。因为他们早就抛出了“东江纵队是叛徒、特务、土匪部队”这顶大黑帽子，当然想在我的身上打主意。

但是我的革命历史是清楚的，他们抓不到什么辫子，就只好乞灵于造谣手段。为了欺骗群众，他们竟无中生有地伪造出所谓《曾生—日本大特务》的黑材料，编造了我一九六六年五月率领“中国广东访日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期间，因玩日本妓女，中了日本特务的圈套而出卖中国海军情报，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特务的无耻谎言。这件事，专案人员从未提问过我。我在监狱中一无所知。但他们将这个黑材料以小报的形式大量印刷，在广东、天津、上海、北京等地广为散发。更可耻的是，在这小报上，他们采用换头术的手法伪造所谓曾生“罪证”的照片。真是险恶无耻之极!原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杜埃同志，是我们赴日访问代表团的秘书长，当他看到这份栽赃陷害我的黑材料之后，非常愤慨。

他到北京时即向廖承志同志汇报了这个情况，并写了报告给廖承志转叶剑英同志交周恩来总理，用铁的事实证明“中国广东访日友好代表团”在日本访问期间，曾生和代表团的成员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类事情。

关于到日本进行友好访问的情况，我在本回忆录的上一章已作了简要的叙述，当时我任“中国广东访日友好代表团”团长，杜埃同志任代表团秘书长，一行共十人，在日本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友好访问。我们代表团在日访问期间，受到日本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由于那时中日尚未建立邦交，日本政治环境比较复杂，接待我们的“日中友协(正统)”(下同)负责人对我们的保护特别严。我们代表团的访问活动都是集体进行的。我们外出活动，都有“日中友协(正统)”的人员陪同。我个人从未单独外出活动。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他们包了宾馆半层楼的房间来接待我们。一般是靠楼梯的几间房，安排‘旧中友协”负责人宫畸世民等正副理事长、日方翻译人员和负责保卫工作的人员住宿;我们代表团十人，安排在靠内面的房间住宿。凡来访的日本人要进我们的住处时，必须经过‘旧中友协”的随团人员审查同意，由我们代表团人员陪同才能进入。记者或社团的代表来访，由代表团的秘书长杜埃同志接见;一般客人，则由我们代表团的华侨翻译接见。在这情况下，不论是我或其他同志，都根本不可能发生单独与日本女人同居的事件。正因为我们这次在日本的友好访问活动组织得这样严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无把柄可抓，所以不敢提出来“审问”我，也不敢去向杜埃等同志进行调查，就只好指使一些人偷偷摸摸地编造无中生有的黑材料来蒙骗群众。

据我出狱后了解，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编造我充当“日本特务”的黑材料散发后，确是在群众中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但是谣言毕竟是不能长久的，在人们了解了事实的真相之后，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就更增加了愤慨和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