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能看到黄克诚大将的标准照，对比其他开国大将，似乎很明显要苍老许多。

这里要说明的是，这张大将的照片是1986年，黄克诚77岁高龄时补拍的，因为大将服以及三枚勋章都在那个特殊年代遗失了，因此秘书和孩子们不得不从谭政大将家里把军服和勋章借过来拍摄，因为不太合身，衣服和帽子很明显是宽大了不少。

据黄克诚将军的儿子黄煦回忆：

“我爸爸生前就不爱照相。1959年秋，由于在“庐山会议”（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同意彭德怀，遭到大会小会的批判斗争。那次黄老虽然未遭抄家之灾，但从此不再被重用，三军和大小会上都不许再提黄大将的名字，新闻媒体也绝少再出现“黄克诚”三个字了。据说解放军有关出版社等媒体连照片带底版也一并销毁殆尽。”

黄克诚一开始并没有接到通知要去参加庐山会议。

一直到1959年7月17日，黄克诚才上了庐山。

当时黄克诚也只是把庐山会议当成一个一般性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事先准备了两个有关工业工作的文件，打算送给中央考虑。

到了庐山以后，彭老总把给毛主席的那封信交给黄克诚，黄克诚仔细看了一遍然后告诉他：

“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

彭老总坦言：

“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

黄克诚也无奈的摇摇头：

“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次会议后来会引发那么大的风波。

黄克诚因不肯违背本心对彭老总批判，也遭到了批判。

回到北京后不久，军委开会对两人展开“揭发批判”。

对黄克诚而言，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莫须有的“黄金”问题。以至于时隔多年以后，他还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这一来又像是爆发了一颗炸弹，会上一片哗然。我一向被认为清廉、克己的人，忽然间似乎成了大贪污犯，人们都感到意外。但了解我的同志都不信。”

揭发这件事的是空军的吴法宪。

吴法宪是黄克诚的老部下，抗战时曾任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当时黄克诚任第三师师长。

也因为是黄克诚的老部下，所以吴法宪当时被分配到揭批黄克诚的那一组。

据吴法宪时隔多年后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是不想批的，可有人说我在黄克诚麾下这么多年，对他应该有所了解。无奈之下，我想着挑选几处“无关痛痒”的事情拿来说说，让自己关过，也不至于给黄克诚扣上太大帽子。”

吴法宪在会上重点谈了黄克诚三件事：

一、打仗保守；

二、给侄子晋升过快；

三、本位主义，即从苏北带去一大笔黄金到东北，一直不上交，建国后又带到了湖南。

应该说，吴法宪所提到的三件事确实如同重磅炸弹一般，特别是第三件事，一下子就引起了与会人员高度关注。

曾任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的张爱萍对这件事很气愤：

“（会议）开始两天很冷清，一般性的表表态。吴法宪的揭发是个重磅炸弹，气氛一下子改变了……我想不到这个人会变得这样无耻，我不能原谅他。”

黄克诚对此事也很气愤，毕竟无中生有的事情，于是他立即给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写了封信：

“请求迅速派人查清此事。”

林彪也很重视，当即派罗瑞卿到湖南去核实这件事。

黄克诚也在时隔多年以后，在回忆录中详细的写了调查这件事的经过。

罗瑞卿在接到中央军委的任务以后，带了一批人连夜到了长沙，把当年凡是经受过新四军第三师以及后续部队改编以后经手军费账目的人都叫来，把陈年老账一点一点的翻出来，一笔一笔的核对。

有关当年给黄克诚的这笔黄金，有一个关键的经手人，是原新四军第三师供给部副部长翁徐文。

黄克诚最担心的是，因为时隔多年，翁徐文是不是会保管这笔账目，如果说这件事情调查不清楚，那么他以后都会背负着贪污的罪名。而且有一点确实很糟糕，就是有一部分经手人确实忘了当年这笔经费的使用情况。

幸运的是，翁徐文为人很仔细，他把当年往来的账目单据保存的很细致。

翁徐文也是老革命出身，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3月入党，参加红军以后，翁徐文虽然也担任过军事主官，但担任后勤工作占据他革命生涯很大一部分。抗战爆发后，他曾出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军械科长、营长，苏皖纵队第二团团长，八路军第五纵队三支队八团团长等职。

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中央军委重建了新四军，以八路军第五纵队为基础成立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任师长，翁徐文任第三师第九旅26团团长。

尽管到了9月以后，新四军第三师第九旅同四师第十旅对调了建制，但翁徐文没有离开第三师，而是被黄克诚留下，出任了第三师供给部副部长。

抗战胜利后，翁徐文又跟随三师一起开赴东北。

黄克诚率领部队开拔时，确实从苏北带走了一笔经费，因为是要离开根据地，带根据地的“边币”没有用，就兑换了一些黄金加上法币（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

根据资料记载，这笔经费共包括带了金子440余两、银洋21222元、鸦片42斤、各种钞票几亿元。

不过，黄克诚并没有亲自掌管，而是把这笔钱交给了翁徐文管，每支出一笔，就在账目上记一笔。

翁徐文为人很仔细，而且人很老实，没有私心，他手上拿着这笔钱以后，始终很小心，后来部队到了东北以后，这笔钱还有很大一部分没用完。

从1946年1月起，黄克诚任西满军区副政委、司令员，中共西满分局副书记、代理书记，当时师部保管的这笔经费中还剩余了不少，于是黄克诚又请示了上级，将这笔钱带到了西满军区，而且仍然是归翁徐文保管（翁任西满军区西线后勤部供给部部长）。

一直到东北解放，黄克诚率领部队入关，不久后出任了天津市军管会主任兼天津市委书记。

全国解放前夕，黄克诚接到中央命令，调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当时黄克诚考虑到湖南是革命老区，烈士多，因此特意让翁徐文请示上级，把这笔费用带到湖南去，用于接济军属、烈属，时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李富春还亲自批示了同意。

有意思的是，时隔多年以后，当调查人员问李富春时，他却忘了自己曾经批复过这件事。

翁徐文带着李富春的批复这笔钱到了湖南，开支仍然采取记账的办法，先后接济了不少军属、烈属，不过湖南的经济建设发展的很快，后来也就不需要他们再接济，到此时，这笔钱仍然还剩下了一大部分。

黄克诚后来对翁徐文交待，将这笔钱交给湖南省财政部门。

虽然这笔钱是批给黄克诚的经费，但整个过程他并无经手，而且往来的账目、单据也十分详细，就连领取人的签名，也都十分清楚。

这笔钱上交以后，按照惯例，这笔陈年老账自然也就没什么用。

1952年，黄克诚调回北京，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当时翁徐文仍然保管着这些账目、单据。

黄克诚嘱咐他：

“这是你经手的账，交给谁呢？要是你嫌它累赘，这陈年老账就销毁了它也可以。”

对这件事，两人都是问心无愧。

幸运的是，当罗瑞卿找到翁徐文时，他并没有按照黄克诚的嘱咐销毁了这些账目，包括向上级的申请以及批复。

罗瑞卿带着工作人员依照账目一笔一笔的比对，前后查了有半年多的时间，最终与实际数目一点也不差，也等于说是还了黄克诚一个清白。

黄克诚后来在回忆录中回忆起此事，还特意提到了翁徐文。

“我由此得以解脱被诬陷的罪名，这真得感谢老部下翁徐文一贯小心谨慎的工作作风呀。”

其实黄克诚更应该感谢的是他自己的一贯作风。

从参加革命开始，黄克诚便一直以性格刚直著称。

在开国元勋之中，黄克诚被罢官次数最多，后来被人称为是“九上九下”，但他始终坚持原则。

也因为过于传奇的人生经历，以至于后来编写《黄克诚传》时，编委会遇到了不少的难题。

黄克诚的意见大多数都是涉及到全局和高层的，因此在写到这一情节时，就要格外注意他与领导层之间的关系。

比如曹甸战役，围绕这一战该不该打的问题，黄克诚就与陈毅、刘少奇发生过争执。

当然，对编委会而言，最难之处还是在庐山会议这一节上。

就连黄克诚自己也坦言：

“我平生受过无数次斗争，感到最严重、使我最难以支持的还是庐山会议这一次。我一向有失眠症，经常吃安眠药，但最多不过两粒，这时每晚吃六粒，还是不能入睡。”

尽管为此吃了许多苦，但黄克诚始终不改初心。

1977年，黄克诚正式复出，出任中央军委顾问，不久之后，在陈云、胡耀邦力邀之下，答应出任中纪委常务书记。

黄克诚上任以后，主抓党风建设，并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

1980年1月，为了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主持总参工作的副总长杨勇特意在京西宾馆设便宴请客，共花去公款400元。

这件事被举报到中纪委以后，黄克诚直接下令：

“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的主意谁出钱。”

杨勇、张才千过去都曾是黄克诚的老部下，而且杨勇也认为，这事儿老首长反应过头，有点小题大做。

黄克诚直接给杨勇打电话：

“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

杨勇一听，连忙跑到了黄克诚家认错，不仅补了花掉的400元公款，还写了检讨。

据张震回忆：

“当时有不少人说情，并要求吃请者共同承担责任，黄克诚都不让步。”

黄克诚心底无私的气魄，让人不禁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