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孟德斯鸠与伏尔泰、卢梭合称“法兰西启蒙运动三剑侠”。他的著作《论法的精神》，奠定了近代西方政治与法律理论发展的基础，促使欧洲人对东方政治与法律文化的理解。

孟德斯鸠学识广博，思想深邃，擅长社会政治理论尤其是关于分权和法制的学说，对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产生过巨大深刻的影响。他关于十恶的论述，切中时弊要害，令人信服并不由得反观自身。

政治给人冷冰冰的感觉，实际上一旦失去人性，那就为成为恶的象征。它最终存在的目的，应该以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从而获得长治久安，确保社会和国家的稳定繁荣发展。如果仅仅把统治者利益放在首位，而不顾民众的利益和受法律保护的权益，那么，结果终究前功尽弃，事与愿违。如果人类社会的政治活动没有人性，甚至连兽性不如，那只会让人类退化到丛林野蛮状态，这是值得警醒的一恶。

第二恶：没有思想的崇拜

对某人某种思想的崇拜或赞誉，首先要确保本身具有智慧，他的思想产出是为了大众服务。假如他本身就是恶的化身，不管是依靠权威逼迫人们的崇拜，那就得唾弃。否则只能助长恶的繁衍，给自己及社会造成无穷无尽的危害。

第三恶：没有人文的科学

人文是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是体现、符合人性特点的文化现象。科学发明创造离不开人文，否则将会祸及人类自身。而科学发明也是为了提升人文思想及价值，更好促进社会文明构架的建成。

第四恶：没有道德的商业

商业虽然是以盈利为主导，但是必须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确保人们在消费过程中的安全性和稳妥性，便捷高效的商业活动，依然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不择手段的盈利为目的。一旦道德失范，那么带来的就是社会的互害模式，纵使经济呈现出一时的繁荣，也难以避免商业信誉的毁灭，从而得不偿失，连锁效应导致人人自危。

第五恶：没有良知的知识

人类学习知识的目的和经商类似，而且经商也需要知识的支撑。但是，一旦知识为没有良知的人所掌握，那么就如同豺狼增加了双翼，格外可怕。所以，知识本身没有方向，而良知的方向就是知识产生正义或邪恶的方向，因此，一个人的良知和知识到底带来什么有着直接的联系。

人类以往的历史，有很大一部分是被人为篡改过了的，也就是常说的伪史。人类发展需要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如果没有真实的历史，就谈不上总结经验和教训，那么就无法搞清楚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也就无法进步；不进则退。当历史不能成为前车之鉴时，历史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任何企图修改篡改历史的人，其目的都是不可告人的。

第七恶：没有独立的精神

精神是一种无形的存在，也是一种无形的价值。而个体的不同，其精神表现形式也各色各样，不可能千篇一律或千人一面，否则就无法形成思想的多面性，唯有精神在碰撞和争议中才能愈加接近真理。

第八恶：没有自由的幸福

自由也是幸福的一种体验方式。在宪法或法律框架之内的自由是人的权益，不可无端剥夺。任何生命都是崇尚自由的个体，我们既没有夺取别人自由的权利，也应该为自己的自由而奋起保护。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儿，就是锦衣玉食，也无法替代在外面日子清贫却随意飞翔的快乐。

第九恶：没有劳动的富裕

通过自己的勤奋劳作，过上富裕而有尊严的生活，是我们劳动的理想方式。一旦有人勤奋劳作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那么，这里一定出了问题，那就是有些人不劳动却获得无可计算的财富，这就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形成。如果不劳而获，大多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当然，不排除赠予，而赠予只限于前人生前的自主意愿；而靠掠夺他人劳动成果富裕起来的现象占据主导地位时，人类社会就远离了文明。

第十恶：没有制约的权力

权力欲望人皆有之，权力有无限扩张的自然属性，可以说欲壑难填，所以，必须借助约束机制加以约束，不能任其泛滥成洪水猛兽，伤及社会，继而也让权力者自我毁灭。公权力尤其如此。公权力恣意妄为的社会一定是非常可怕的社会。

孟德斯鸠出生于1689年 1月18日，逝世于1755年 2月10日。终其一生最重要的作品，当属《论法的精神》。他对人性恶的认识无比深刻，要遏制这样的恶，尤其是掌握权力者的恶，不能只靠人的自觉，必须有一套可靠可行的制度。

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立法、行政、司法”的现代分权结构，且相互制衡。这一卓越洞见赋予本书在法律和政治思想领域中“里程碑式”的地位。出版后不到一年就印了22版。

本书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 孟德斯鸠把“专制”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

孟德斯鸠把政体分为三种：君主、共和、专制。不同政体不仅有着特定的法律，且有属于使该政体运行的人类情感：君主政体需要荣誉，共和政体需要品德，专制政体则仰赖恐怖。

而诉诸恐怖的专制，违背人性，必定不会长久。同时，专制制度的不可救药性，还在于其所内生的不可根治的腐败。

孟德斯鸠对专制政体的原则、法律性质、奴性教育的剖析，影响深远。从此往后，那些行专制之实的国家，都不得不以民主、共和之名来粉饰其统治。

◎ 孟德斯鸠提出的宪制构想演变为广泛的实践

1755年，孟德斯鸠去世，仅不过二三十年，权力制衡的基本观念和原则就得以实现——1787年的美国宪法。如今，“三权分立”已经成为民主国家普遍化的制度遵循。

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后的《人权宣言》中，也明确提到，没有分权，就没有宪法。

尽管当今世界对于权力制衡的具体方式和性质有着不同看法，但“权力往往被滥用”、“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必须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等观念，已经成为现代文明世界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