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来说，班田制度的开始就充满了一种局促感和荒谬感。大化二年也就是公元646年的正月，以孝德天皇、中大兄皇子为首的改革势力，在朝堂上直接宣布收回王公大臣等一切贵族的土地，其颁布的《改新之诏》中，明确表明：一罢昔在天皇等所立子代之民 ，处处屯仓 ， 及别、 臣、 连 、伴造、国造 、村首所有部曲之民……初造户籍、记账、班田收授之法……”这便是后世被称为班田制实施的开端。

可以说，此次班田制改革，直接收回了所有属于王公大臣的土地，涉及的利益之多在历史上也是少有之事。然而，在读这一段历史的时候，笔者不免感到有些惊讶。如此大规模的利益变动，却几乎没有在开始之初对贵族进行任何实质上的威胁和掌控。

就连所谓的大化改新，也仅仅是以之前中大兄皇子对苏我入鹿的刺杀作为标志，无论是在这之后继位的孝德天皇，还是拥立有功的中臣镰足等人，均是部民制的直接获益者。可以说，所谓的大化改新，其实并没有真正沾染太多血腥。

笔者并非认为所有改革均需以性命相博为触动，然而若是将目光投向中原，就会发现大多数时候的改革，均是以既得利益者的覆灭或严重受创作为结束的，这代表着原本利益集团再无力维护其利益，新的社会阶层或者社会体制才能因之而受益。

相比之下，日本的大化改新以及其核心的班田制，却几乎并没有出现这样的冲突。这并非是孝德天皇的手段了得，事实上，即使是以唐太祖李世民的雄才大略和常年积威，在大唐推行的均田制也曾经遭到世家大族的激烈反抗。终唐一朝，这一制度的推行也不可以称得上是完全成功。

然而班田制推行之后的日本，问题就更加严重，贵族阶级却继续掌控着原来的土地。这从一些文献上可以看出。虽然屯仓制和田庄被孝德天皇所废除，然而其贵族却依旧从天皇处得来了新的土地：“一仍赐食封大夫以上， 各有差。降以布帛， 赐官人百姓有差”。在这种情况下，原本的利益并没有被天皇所实际掌握，而班田制自然也不会为旧有势力所排斥。用一句并不怎么贴切的话说就是“皇帝并没有死去，他只是换了一件衣服”。而贵族自然就是这位未死的皇帝。

这样一团和气的情况出现，其实归根结底是这一制度并未真正触及当时在日本实行的部民制。

所谓的部民制，其实是一种更为原始的土地归属制度。这一制度下，日本平民也就是部民并不直接由皇室管理，而是由各地贵族代为收取租税，其徭役的支配权同样归于贵族所有。在这样的情况下，贵族和皇室之间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权力区别，因此实行部民制度的日本在底层逻辑上其实是一种类似英格兰盎格鲁萨克逊时期的部落圆桌制。

这一制度下的日本天皇，权力也因此而被极大地限制，与后世封建制度的王权相比，可谓一在天一在地。这样一来，日本很难实现如同唐王朝那样的大一统，在古代这种权力的分散同时也意味着整个国家发展的滞后。

而班田制度正是为了消除这一恶果而推行的，然而从它的结果上来看，由于并没有真正触及贵族利益，它得以推行，然而其推行的结果却同样让人大跌眼镜。

与唐代实行的均田制相比，班田制在授予日本农民土地的规模和数量上少得可怜。日本班田制规定，良民男子授田二段，而良人女子授田一又三分之一段，这里的段为古代计量单位，大约为同一时期唐代的一亩半土地。而唐朝均田制则授予平民人均80亩土地，其中更有20亩为永业田，即无任何附加条件可一直耕作的土地。两者之间的相差如此悬殊，其实也就意味着在班田制形成初期的日本天皇，并没有足够的土地来均分给治下良民。

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是这些分得土地的良民，却也并非天皇可直接管辖。这也与孝德天皇大赏群臣有关。

前文提到，为了不激怒这些贵族。孝德天皇在改革之初就专门为贵族提供了补偿性质的田地，这些赏赐的田地大致分为四种：位田、 职田、功田 、赐田。而无论是哪种田地，均是由天皇收回国有的农田进行调配。比如太政大臣，就可以拥有位田80叮，职田40 叮，这里的叮为当时的一种人口单位，换算下来之后总人数可达3300户封户。而其余臣属也多有此类的封赏。以当时日本的人口计算，这样的封赏，足以抹平班田制带来的土地收益。甚至就连部民制度，也未能从根本上消灭。

从这一点上来看，短命的班田制改革，其实只是一种并未触及贵族根本利益的改革。对于日本之后的影响，也远没有人们想象中深远。

然而，这些情况的又如何能完全归咎于孝德天皇一人呢？想要以微弱的皇权撼动早已根深蒂固的贵族政治，其实远远没有人们想象中那样简单。而孝德天皇和中大兄皇子之所以使得这次改革变得如此虎头蛇尾，其实有着沉重的历史原因。

与一衣带水的中国相比，日本并没有周而复始的封建王朝兴替，而这种兴替本身也是封建王朝新旧代谢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这种王朝的兴替过程中，前朝末代造成的农民起义往往会使得整个国家的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贵族、门阀势力大多时候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变得式微。就比如隋末的农民起义，就撼动了自汉朝起开始逐渐固化的世家门阀的统治。

在初唐时期，太祖李世民之所以可以推行均田制，将天下土地以一定方式分给农民进行耕作，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农田本身就因为战乱而失去了主人。在这一点上，万世一系的天皇们却显得格外悲惨，虽然他们看似是国家的主人，然而土地、农民、军队，这三者与之几乎没有任何利益和制度上的牵扯和关联，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天皇和其追随者想要进行土地方面的改制，自然也是困难重重。

然而，遣唐使制度却让这些仍然处于氏族时代的皇室成员看到强化王权的可能，大化改新中推行律令制度、班田制乃至贡举制，皆有着以大唐为模板的想法和考量在内，然而这种生搬硬套的方式，自然不可能最终取得成效，其后来班田制日渐式微的原因也就可想而知了。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中国曾经是日本政治改革上的导师，然而由于具体情况的迥异，日本这位学生在学习和效仿老师的过程中，却也走了不少弯路，这也是我们现代人所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