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文王访贤到毛遂自荐，从朝秦暮楚到汉武帝时期的举孝廉。
这是一个由点到面，由随机到制度的一个递进过程。无疑，孝廉察举制度是当时中国乃至人类世界最为先进的一种人才选拔机制。
虽说，九品中正制、科举制是举孝廉的升级版，可纵观历史，似乎唯有大汉时期的贤臣良相极多，即使到了东汉末年，大汉在世界上也依旧是霸主般的存在，尤其是在汉武帝时期，贤臣良将更是如同雨后春笋般组团冒了出来，其数量之多、能力之强都是其他朝代所不能相比的。
当其他朝代都在感叹缺少贤臣良将辅佐时，而汉武帝身边的贤臣良将却是换了一茬又一茬，朝廷似乎永远都不缺贤臣良将。
大汉之所以能有如此局面，这与举孝廉是密不可分的。
举孝廉，直观意思就两点：孝敬父母、办事廉正，而这也是古时对官吏的普遍要求。
▲汉武帝
这是汉代“以孝治天下”的直观反映，是汉武帝时设立的察举制的主要科目之一，也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还是汉代政府官员的重要来源，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官制度。
也就是说，无论是孝还是廉，都代表一种高尚的品德，也是官员必须跨越的一道高大的门槛。毕竟，只要一个官员有了高尚的品德，哪怕能力差点，也不用担心其不能很好的“为人民服务”。
反之，一旦贪污腐败横行会是什么结果呢？而大汉之所以会走向灭亡，说白了就是大汉的官僚体系大厦在贪污腐败的侵蚀下，轰然倒塌。
那么，哪些官员才有举孝廉的资格？州郡国每年向中央察举孝者、廉者各一人，也就是各地的州郡国长官才有举孝廉的资格，被称为“岁举常科”。最初，只是一种地方长官的推荐制度，后渐渐向中央考试制度过渡。
按照《后汉书·百官志一》的注解，想要被举孝廉，须符合四个条件，就可称为秀才或茂才，即：
一曰德行高妙，志洁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通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
那么，被举人的资历有什么要求？只要是州郡属吏或通晓经书的儒生都有机会被举孝廉。显然，无论是地方上的各大家族，还是寒门子弟，只要至孝至廉，又属州郡体系内任职，就都有被举孝廉的机会。
同时，汉武帝在举孝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自荐，你只要有才能，也可以通过自荐的形式，直接谏言上书汉武帝，一旦汉武帝采纳，就能受到汉武帝的亲自诏见，这就相当于直接踏进了仕途的门槛。
▲陈蕃
想想汉武帝时期，有多少贤臣良将出身都非常的低，如：家奴出身的卫青、私生子出身的霍去病、养猪出身的公孙弘、寒门出身的主父偃等。
无论从哪方面看，举孝廉应该都是一个很好的政策。
在当时，一个人想要入仕，在无特别出彩才能的前提下，就只能依靠孝名来博取机会了，这也是大多数人走入仕途的必经之路。因此，服丧少则六七年，多则二十几年的人，在那时是非常的平常。
到了东汉时期，举孝廉又增加了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等科目，再次提高了当官的选才标准。
那么，举孝廉后有哪些仕途优势？孝廉出身的官吏，更被认为是正途、清流，也很是被看重。所以，举孝廉之后，可谓是前程远大，升迁犹如坐上了超跑。
那么，举孝廉后有哪些发展方向？中央以郎署为主，因而孝廉被举到中央后，一般不会被立即授予实职，几乎都要入郎署为郞官，一方面是熟悉朝廷的行政事务，另一方面是向朝中大臣学习为官之道，相当于是当官前的实习期。
然后，朝廷根据考评的结果，再行授予其不同的实职，如：中央的有关官职，或地方的县令、长、相等。直白点说，只要是被举孝廉，就都可以被授予大小不一的官职。
最终，可迁为尚书、侍御史、侍中、中郎将等官。
可以说，各“名公巨卿”都是孝廉出身。
原本，这样的选才制度也算是非常的简单直接，不知会节省多少人力物力，一个人孝不孝、廉不廉都是很好调查的。
▲王祥“卧冰求鲤”
但是，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结果，在推行的过程中，因缺乏对制度执行人的监察体系，致使一个好好的制度却被朝臣们给执行歪了，例如：一些别有用心的士子们大钻“举孝廉”的政策空子，做出了许多荒唐的事，甚至愚弄了世人上千年。
毕竟，再好的制度，都是需要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的，即使是后世的高考制度，谁又敢保证其就是最完善的人才选拔制度，永远不会变呢。
名声造假的荒唐事东汉时，有一个叫许武的人，有幸被举孝廉，并走上了仕途。
当时，他的两个胞弟许晏和许普没有一点名声，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被举孝廉，绝对是非常困难的。
于是，许武动起了歪脑筋，通过召开宗族大会，把家产分成三份，肥田广宅都归自己，而两个弟弟仅分得极少的家产。但两个弟弟却一点也不怨恨哥哥，依对哥哥非常的尊敬，于是宗族和乡里的人都称赞这两个弟弟谦让有礼，而责备兄长贪鄙。
很快，两个弟弟的谦让之名就在当地郡县传开了，不久这两个弟弟就被举孝廉。
事后，许武在宗族会议上道明了真相，说这都是他策划的，并将自家增加了三倍的产业又都分给了两个弟弟。
最终，不但无人追究许武的造假行为，他反而因此名声大振，并被从地方调到中央任长乐少府一职。
无独有偶，同样在东汉，安乐郡有个世家大族子弟名叫赵宣，他为了搏取至孝的名声，当父亲去世后，在父亲的坟墓旁搭建了一间陋室，用以为父守丧，而且一守就是二十多年，因此名声震动州郡。
于是，地方官把他推荐给了时任安乐郡太守的陈蕃，而这个陈蕃就少有的非常有责任心的一个官员，经过深入调查后发现，这个赵宣在服丧期间居然生了五个儿子，显然其孝名就是造假出来的？
结果，陈蕃大怒之下，将其治罪，关入大牢。
▲王符
甚至，连《晋书》排名第一的名臣王祥，也就是《二十四孝》中“卧冰求鲤”的那个主角。以如此人物的智商，无论是用凿，还是用砸的笨办法，也比脱光衣服“化冰求鱼”这种不切实际的方法好用吧。
显然，“卧冰求鲤”十有八九也是人为制造的，或是自我营销的一种噱头。
对此，东汉名医葛洪曾在《抱朴子·外篇·审举》中引用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首民谣：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可见，后来举孝廉这种选举制度有多么的腐朽、虚伪与荒唐。
那么，明明起初那好的选举制度，为何会渐渐变得如此腐朽、虚伪与荒唐呢？针对举孝廉中的这种弊端，东汉政论家王符在《潜夫论·考绩》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黠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名实不相符，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财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
由此也可看出，到了东汉后期的人才选拔体系已表现的选举不得人，主要体现在官吏贪污、吏治腐败、赋敛繁重等方面。
也就是说，到了东汉后期，廉似乎成了剩余价值，没有人去重视，大家都在贪，而表面的孝却成了官员们自我粉饰的遮羞布。这个人是不是真孝，也没人去较真，但必须要高举孝的大旗，官员们之间互相吹捧之后，就都成了孝廉的代表，于是就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伪君子，不断的在毒化大汉的社会风气，直到侵蚀坍塌。
也难怪，吕布这个三姓家奴会成为当时官场的公敌，你怎么能将这块遮羞布给掀开呢。
为何会有这样的结果呢？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在权与利的竞争中，皇帝败给了执行政策的大臣们，也就是世家豪族，即使皇帝想要重用外戚或宦官进行反抗，也依旧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毕竟，大臣们几乎将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权与利给瓜分的所剩无几，只要一有空缺，就有官员及时举荐人才，难怪连汉灵帝想要过得滋润一点，也只能通过宦官而非官员来卖官鬻爵来获利。否则，这点权和利又将便宜了群臣们，继而成为养肥他们家族的养分，不断壮大他们的家族，进而导致皇权被削弱，国家利益遭到损害。
▲曹操
同时，东汉所留下的政治体系就是：层层为君，县令被称为县君，县属人员对他就像是对待自己的君王一样，太守就更不必多说了，以郡为国，太守就是当地的主君明公。在庙堂内，举荐者就是被举荐者的君主，在皇帝与自己的君主发生冲突时，站在自家君主这边的人并不少。想当初，曹操就是利用了这样的办法来架空庙堂，开府，然后以魏王的名义来征召天下的贤才。如此一来，这些贤才的君主就是曹操，而不是坐在上位的皇帝。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是曹操的属官，是曹魏的私臣，而不是汉朝的官员，食的是魏禄，并非汉禄。
后来的司马家，也是有样学样，采用同样的方式，架空了曹魏政权。
说白了，这些也是阶级固化带来的严重后果。因为，一般情况下，高门子弟无论是否是真正的孝与廉，起步可能就是县令；若其略有才能，就可能调往其他县磨砺，熬过几个县后直接走太守的地方官员路线；若其没有任何才能，也可调往州郡或者大臣府里担任属官，走属臣路线。
可以试想一下，当世家豪族把持了举孝廉的权力，他们的家族就如同滚雪球一般，只会越滚越大，相比之下朝廷或皇帝的权力只会变得越来越弱小。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还会在乎国家的利益，国家还能长久吗？也因此，“百年皇朝，千年世家”最终成了真正的推动历史的车轮。
虽然，曹魏时期推行的九品中正制代替了举孝廉，可将九品中正制推上巅峰的西晋，却将华夏带入了更加悲惨的深渊。
所以，国家想要长治久安、繁荣富强，虽说完善的人才选拔制度很重要，但执行政策的人更关键。即使制度有缺陷，可如果执行的好，也能弥补这一缺陷。可一旦社会形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不良风气，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那将是毁灭性的灾难。显然，品德才是衡量一个好官员的最好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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