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华飞
平地惊雷，中央特科的诞生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中共同资产阶级建立的反帝反 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完全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革命开始进入 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同年8月，党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 针。会后，毛泽东领导的湖南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毅然向 江西井冈山进军，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 局，留在国民党统治区转入地下，恢复和发展了党和其他革命组织，展开新 的革命斗争。
八七会议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把中央机关从汉口迁回上海。这是经 过周密慎重地考虑后才决定的。
当时上海的政治和社会情况极其复杂。它是工人阶级数量最多、战斗力 最强、有革命传统的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同时也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 派残酷统治下的大城市。这里有帝国主义的租界，有镇压中国人民的庞大的 外国驻军、巡捕房和监狱；有国民党统治的华界，这里布满军、警、宪、特，实 行白色恐怖，他们还勾结帝国主义以及利用当地的帮会流氓充当屠杀革命人 民的帮凶，利用无耻叛徒告密、指认、追捕共产党人。
但是，上海的租界地区 较大，华洋杂处，敌人内部矛盾重重，可供我们利用的空隙很多，例如，平时不查户口，容易找到住房，进行秘密活动的回旋余地比较大，等等。因此，在 这里设立党的领导机关，比任何其他城市的条件都要好。
从1927年9月开始，陆续由武汉迁回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有：瞿秋 白、苏兆征、罗亦农、李立三、李维汉、彭湃、任弼时；
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 员有：邓中夏、顾顺章。
周恩来当时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之一。
他于1927年11月上旬由东 江前线回到上海，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中央军委和其他领导工 作。
中央特科时期的周恩来
这是党中央为了加强中央领导，在新的形势下迎接新的战斗任务的重大措施。但是当时白色恐怖威胁下的上海，党 的安全已成为最重大、最迫切的问题。如不 建立情报保卫工作的专业机构，同敌人进 行隐蔽斗争，党的安全，特别是党中央的安 全就根本没有保障。
周恩来当即向党中央倡议，并在他的筹划和领导下，继武汉军委 特务工作处之后，于1927年11月在上海建立 了中央特科。中央特科是周恩来直接领导 下的党的战斗堡垒。它是我党从事情报、保 卫工作的比较成熟的专业机构。
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期间，贯彻始终 的指导思想是：保卫党组织的安全，抗击敌人的迫害，深入敌人的党、政、警、宪、特机关，探取情报，肃清内奸，有效地 粉碎敌人破坏我党的阴谋。在具体实践中，中央特科坚持了党的绝对领导，忠 实地服务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同时依靠党的各种力 量，同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侦探机关展开了隐蔽斗争。
中央特科贯彻执行了周 恩来关于大胆使用敌人营垒中各种可能使用的人的方针，以政治基础为主，经 济手段为辅，运用革命的两面政策，派遣忠实可靠的同志打入敌人内部，保护 使用，长期埋伏，取得信任。
由于我们处于隐蔽状态，从事进步事业，有广大 群众的拥护，敌人很难防范；同时，由于我们善于利用敌人的各种弱点，采取 正确的斗争策略，掌握了国民党在南京和上海的特务机关的情况，并在租界巡捕房建立了工作关系，从而使党的安全有了保障。这样，中央特科在隐蔽斗 争中创造了光辉的战绩，为党、为人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 向，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特务。
特科设总务、情报、保卫三科。
总务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 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洪扬生；
情报科(二科)负责收集情报、建立情报网，科 长陈赓；
保卫科(三科，也称“红队”)负责保卫机关、镇压叛徒特务等，科长 顾顺章(兼)。
1928年又增设了无线电通讯科(四科),负责设立电台，培训报务 员，开展与各地的通讯联络工作，科长李强。特科在上海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 的工作。建立反间谍关系，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人打入敌特机构，建立 秘密电台，营救任弼时、关向应等领导干部，惩治叛徒何家兴、白鑫等人，为 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发挥了重大作用。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重新 调整，由陈云总负责，康生为第二负责人；
陈云兼任一科科长，二科科长潘汉年，康生兼三科科长，原四科的工作于1932年后交给中央。
经整顿，特科改变 工作方法，创立统一战线工作与情报工作相结合的独特方式，重建情报关系 网。1933年中央迁离上海后，特科工作由武和景等相继主持，1935年9月分批 撤离，在上海设立办理处。
潘汉年，1906年生，江苏宜 兴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4月转入隐蔽战线，任中央 特科二科科长。1932年下半年起 主持中央特科工作。
赵容，即康生，1898年生，山 东诸城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31年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 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央 特科三科科长。1932年初负责中 央特科工作。
中央特科第一科成立最早。1927年8月，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之 前，即设立了一个专为筹建中央机关服务的“总部”。中央特科成立后，这个 “总部”就改为特科第一科。一科科长洪扬生说：“特一科刚开始工作时，租 房找保十分困难。周恩来同志指示我们，千方百计找社会关系，设法解决这个 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特一科逐步建立了三个点。”
当时住机关的人，男方如果是单身汉，党组织都要调一个女同志与其扮 假夫妻。在上海做秘密工作，如果没有女同志以夫人身份作掩护是不行的， 单身汉独居不但容易被人怀疑，就连租房子都困难。多数住机关的假夫妻， 相处时间久了，双方有了感情，经党组织批准成了真夫妻。
遇到中共中央召开人数较多的重要会议时，就由第一科租来较大的会 场，还要设法组织一个临时家庭作掩护。如1930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中 华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有将近50人参加。
会前决定由在中央机关 工作的李一氓(又名李坤泰)为首共6口人组成一个临时家庭，李一超为他的 妹妹。会议一结束，这个临时家庭就解散了。那个临时当了他妹妹的四川姑娘 李一超以后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过了20多年，在全国解放初期看过《赵一曼》这部电影后，李一氓才晓得 赵一曼就是那个李一超。
第一科当时还为中共中央设立了一些办公机关、联络点和接头点。如在 天蟾舞台隔壁的云南路447号生黎医院楼上，设立了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 机关，由熊瑾环和朱端绶夫妇住机关。
1928年春，中共湖北省委遭到破坏，熊瑾环转移到上海后，中央任命他 担任中央机关的会计，负责筹措经费。他挂起一个“福兴商号”的牌子，经营 土布生意，自任老板。实际是为中央政治局设立开会办公地点，进出的中央负 责同志扮做顾客可免人怀疑。
“福兴商号”开张不久，周恩来又调来19岁的湖 南女共产党员朱端绶当“老板娘”,与“熊老板”一起住机关。他们两人先前在湖南就认识，相互留有良好的印象。在这里相处了几个月后，建立了深厚的 感情。这年中秋节的夜晚，周恩来、李维汉、邓小平等在“福兴商号”开过会 后，他们两位在四马路川菜馆备了一桌酒席，请他们饮酒赏月。周恩来有意促 成他们的婚事，就在席间提议他们结为伉俪，李维汉、邓小平等都很赞成，两 人就此结为革命情侣，开始终生甘苦的革命生涯。
为了对付国民党特务机关以及叛徒和内奸的破坏，党中央提出了打入敌 人内部掌握敌情的要求。1927年12月31日，中央发布了《中央通告(第二十五 号)》,指出：“经过党支部决议，得派遣一、二个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部以及 某种反动机关，做侦探和破坏工作。但必须限于有这两种作用才可派遣。”
当时在上海可从两个方面打入敌人的反动机关：一是国民党警宪机关和 党部；一是帝国主义的巡捕房。
这些警宪机关和巡捕房的侦探人员都拥有一 大批帮会和流氓分子给他们通风报信，充当爪牙。中央特科开始曾经联络、 收买过一些这样的人，通过他们去联络一些侦探人员替我们办事。实践证 明，除少数人外，多数人未能起什么作用。但它为特科建立反间谍工作提供 了经验。也可以说，这是特科建立反间谍工作的起点。
1928年4月，中央特科设立了情报科，亦称二科，由陈赓负责。从此，二科 逐步地、多方面地开展了反间谍工作。主要是向国民党党、政、警、宪机关开 展“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工作。
在用人方面，周恩来在工作指示中经常强 调：广为选择，大胆使用，各尽其才，在工作中考验。特科曾先后派共产党员 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和法租界巡捕房。
其中打入警备司令部的宋再生，曾以 警备司令部密查的身份同法租界探目范广珍建立了关系。范广珍的情报有的 来自叛徒，有的来自黄色工会和眼线，起了一定的作用。
直接打入法捕房的陈 彭年(长征时牺牲),原是留法华工，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他利用法捕 房包探的身份，给党送情报、送黑名单、放走我们的同志。当我们的机关遭 到破坏时，他主动去守门，有人来就打招呼喊：“喂!你是不是共产党?”“不 是，走开!”就这样为党做了很多工作。
在“拉出来”方面，还在1928年春，中央特科就在周恩来指示下，建立了 第一个反间谍关系——鲍君甫。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于1929年12月下旬， 派遣了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成为“龙潭三杰”。
这样，不论是国民党的党、政、警、宪、特机关，还是帝国主义的租界巡捕房， 中央特科都能从那里及时得到敌人破坏我党机关的情报，从而使党中央的 安全有了保障。
1930年，中央特科在李立三“左”倾路线的指导下，为了准备武装暴动 而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上海的军事、政治、经济和一般社会情况进行了调 查。当时参加这项调查工作的有刘鼎、欧阳新、陈养山等。
他们经过一段时间 的紧张活动，有时还冒着生命危险，搜集到有关帝国主义驻军、军舰炮位及 国民党军、警、特机关的大量资料，汇编成册，送到中央军委参谋长刘伯承那 里。
全国解放后，刘伯承有一次在北京见到陈赓、刘鼎时还说：“在上海为立 三路线暴动准备的那一套材料，真不简单。”
此外，1931年3月，中央特科在周 恩来指示下，在上海开办了“华南通讯分社”。以后特科通过这个公开的新闻 机关进行活动，获得许多重要情报。
先后在情报科工作过的有陈养山、陈赓、陈寿昌、李克农、钱壮飞、胡 底、刘鼎、柯麟等同志。这个科人才辈出，先后涌现出了许多智勇双全的英雄，有将鲍君甫从敌垒中拉出来为我工作的 陈养山；还有打入敌最高特务机关获得核心 机密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这些事迹，是 “打进去”和“拉出来”策略的成功范例。
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右起)是中共情报史上的杰出代表，史称“龙潭三杰”
陈养山是在中央特科情报科成立之初 就调来的人员之一，也是这个科里从事情报 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
邓小平曾说：“是中央特科同志保护了 我。”1978年6月5日，他回忆那次在特科保 护下脱险的经历时说：中央特科从1928年在 上海的情报工作就有基础，主要任务是对 付国民党警特机关和租界巡捕房破坏我们的党，我们在敌人这些机关都有基础。当时在上海我和周恩来同志住在一个 房间。
有一次我外出工作，敌人要来破坏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并逮捕我们。事 先特科的同志已向恩来同志报警立即转移，把我妻子送到一家旅馆去住。我 并不知情，办完事仍回原来住的地方去。走到门口听到里边有人嚷，我一听声 音不对，知道出事了，赶紧躲了起来。这时在弄堂门口有一个擦皮鞋的注视着 我。后来我才知道里外都有我们的人保护我，不然我还不是被敌人捉去了。 那时特科打入敌人的核心里面起了重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