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经济与思想的变革使得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于军队来说，虽然纪律仍然是首要原则，但一些士兵的思想却受到外界影响，萌生了对现状的不满。杜新立和王中荣正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他们在北海舰队的3213号鱼雷艇上服役，原本是忠诚的军人。然而，随着台湾利益的影响逐渐渗透，他们心中的叛逃念头开始滋生。两人事先经过周密的策划，选择在一次军事演习结束后实施他们的计划。1985年3月21日，他们的叛逃行动在演习结束的那一刻付诸实践。3月21日的演习结束后，3213号鱼雷艇上的气氛原本是轻松的。然而，随着夜幕降临，杜新立和王中荣却酝酿着一场血腥的叛逃事件。当晚19时30分，正当其他舰艇陆续返回青岛军港时，这两名士兵突然对战友们举枪行凶。他们毫不留情地枪杀了六名无辜的战友，随后控制了这艘装备精良的鱼雷艇，向着韩国海域迅速驶去。这一突发事件让北海舰队指挥部感到震惊。指挥部迅速尝试与3213号艇取得联系，但发现这艘艇已经脱离了控制，正在以高速驶向韩国海域。此时，情况变得愈加紧急，指挥部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立即展开追捕行动。

中国北海舰队迅速决定派遣多艘舰艇追击3213号鱼雷艇。舰艇在海面上的追逐如同猫捉老鼠，杜新立和王中荣凭借先发优势，试图尽快逃离。然而，随着他们越过北纬线，进入韩国海域，事情变得更加复杂。韩国海军在得知情况后，迅速派出舰艇进行拦截。双方的舰艇在海面上形成了对峙的局面，中国海军明确表示，他们的行动是为了追捕叛逃的罪犯，并无敌意。然而，韩国方面却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认为中国军舰擅自进入韩国海域，严重侵犯了其主权。随着事态的发展，局势变得愈发紧张。美国军方在此时也介入，派遣军用飞机在事发海域上空盘旋，以示对韩国的支持，并试图对中国施加压力。然而，中国方面的反应出乎意料地强硬，明确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不容外国势力干涉。

双方的对峙持续了一段时间，局势一触即发。中方的强硬态度让美韩两国感到震惊，他们原本以为只需施加一点压力，中国就会选择退让。然而，事实证明，他们低估了中国捍卫领土主权和国家尊严的决心。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韩国政府意识到与中国的对抗并无益处，最终决定寻求外交解决。双方开始通过外交渠道进行谈判，讨论如何处理这两名叛逃分子以及如何恢复中韩两国在这片海域的正常秩序。经过紧张的谈判，韩国方面同意将杜新立和王中荣移交给中国。作为交换，中国同意支付韩国在搜救行动中产生的相关费用。1985年3月27日，杜新立和王中荣被押解回国，3213号鱼雷艇也重新回到了北海舰队的怀抱。尽管事件的紧张局势得到缓解，但这一事件的余波仍然在两国间回荡。

两名叛逃者的归国并没有让他们逃脱法律的制裁。中国海军对他们进行了严密看守，并启动了军事审判程序。军事检察院对杜新立和王中荣提起公诉，指控他们犯有叛逃罪、故意杀人罪等多项罪名。审判过程中，杜新立和王中荣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但他们试图为自己的行为开脱，声称是受到台湾方面的蛊惑与利诱。然而，军事检察官对此并未接受，指出作为军人，忠诚于祖国是首要责任，任何形式的背叛和变节都是无法被原谅的。最终，军事法庭做出了严厉的判决，杜新立和王中荣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们的行为不仅严重违反了军人的职责和道德，更对国家的安全与尊严造成了巨大损害。宣判后，两名罪犯表示服判，不上诉，最终被押赴刑场，结束了他们的生命。

3213号鱼雷艇的叛逃事件不仅是一场对中国军队纪律和团结的严峻考验，也是对国际法律与正义的重大挑战。事件发生后，社会各界对军队的纪律和安全措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国际社会也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提出了质疑和建议，呼吁各国通过更加紧密的合作和信息分享来应对类似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