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文献中，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叫“绅士”，相近的还有乡绅、缙绅、绅衿等多种，他们的定义大致相同。那么，明清时期，到底哪一类人群可以称为“绅士”，绅士又有何政治特权呢？

绅士一词虽然在宋代文献中已经出现，但相关称谓大量出现并成为固定用语则是在明代，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它是明代科举制度高度发达和学校、科举、选官制度三者紧密结合的结果。

“绅”是指现任或离职官僚，属于官这一层次；“士”则是指举人、监生、生员等拥有科举功名而没有入仕的群体。搞清楚了这一概念，那么绅士的概念理解起来就不难。

明代的科举制度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功名一旦获得后，便是终身制的。这一点与宋代有很大的区别，宋代时官学不够普及，也没有形成非常完整的体系，官学生不具有终身身份，举人只具有一次性资格，如会试落第，那么下次需重新参加乡试取得会试资格。

此外，宋代的官学生和举人也没有资格入仕，也就是说，宋代只有考中进士，才能正式进入仕途，官学生和举人实际上的含金量很低。

所以所谓的士庶之别，在明代以前只是观念上的，而非制度上的。明代将科举功名固定化，即考中生员、举人后，这一身份是得到朝廷终身认可的，而且这些人也有机会入仕，成为官僚集团，享有与官僚集团类似的种种特权，如此士、庶之间就有一条明显的界限。

随着时间的推移，士这一群体不断增多，与官僚集团的绅形成了庞大的绅士阶层。绅士之上层为官，下层为士。实际上举人、监生、生员等下层绅士占了这一阶层数量上的主体。

相对来说，明代的举人还比较难获得，监生、生员则管理相对宽松，数量增长也很快。从景泰朝起，准许捐钞入监，监生的数量迅速膨胀。

明后期一个大县大约有生员一二千人，中县七八百人，下县二三百人。就以平均值三百人计算，那么明末时全国的生员数量已经突破了五十万大关，如果加上监生，那么轻松过一百万。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几乎每个像样的村子里，都有一个或几个秀才老爷。

明代绅士与庶人界限分明，主要就体现在绅士群体有种种特权。他们在议罪、定刑、礼仪、居住、舆马、器用、服饰、冠婚、葬祭、宴会、蓄奴等方面，有明确的等差规定。这些政治方面的特权自不待言，他们在经济、法律方面的特权同样也很突出。

绅士可以减免税粮和徭役。明初规定，京官之家除了税粮及里甲正役之外，优免一应杂泛差役，外官按品递减。

明中叶以后发展为论品限额优免丁，嘉靖二十四年定：京官一品免粮30石，二品免24石，以下递减，九品免6石，地方官减半，致仕者免十分之七，闲住者免半，举人、监生、生员各免2石。

御史在平台上看过许多关于明清秀才特权的文章，都说秀才可以免税，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从文献记载来看，明清两朝，生员、监生、举人只是享有部分免税权，如果家里田产较多，同样也是需要缴纳一部分赋税的。

关于免役，明代规定凡是在任官和离任官除了缴纳部分赋税外，其他徭役是可以全免的，生员、监生等科举功名获得者，则仅免本人之徭役，家人则不免。

绅士在法律上的特权表现为：在与普通百姓发生纠纷时，司法部门无权擅自拘审。如果情节严重，需要先会同当地学道或题请礼部，先革除功名，方可拘捕审理。

正是由于这些特权绅士与普通百姓判然分别，读书人进学为生员，“即为地方官所礼敬，乡党绅士所钦重，平民不敢抗衡”。

事实上，地方绅士往往利用种种手段，将本应缴纳的赋税部分转嫁到普通民众身上，通过买田、投献、公开掠夺等方式大规模兼并土地，成为官绅大地主。

由于绅士阶层在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享有特权，所以对明中后期的基层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绅士利用特权和非法手段是大量中小地主和农民破产，这也是导致里甲制度解体的主要原因。伴随着经济势力的成长，绅士的性质类似汉代之毫族、魏晋南北朝之士族。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明清时期读书人十年寒窗，其实并不一定就是冲着当官去的。谁心里都清楚，考进士点翰林的概率极低，大部分读书人的真实意图，无非就是考个生员而已。正如顾炎武所说的：

“一得为此（生员），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长官，而无笞捶之辱。故今之愿为生员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