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案公审”即“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公开审判”是我国现代法治史进程中的一项重大事件，它的特殊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审判级别高，“两案”的公审全程由最高人民法院组成的特别法庭主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担任审理领导小组组长兼庭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担任审理领导小组副组长，这样高的规格和级别是史无前例的。
二是主犯级别高，“两案”公审过程中，共有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10名反革命集团主犯出庭受审，林彪、叶群、林立果因在叛国投敌的途中机毁人亡，按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予起诉。而这些出庭受审的主犯中，包括了曾经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他们都曾是文革期间显赫一时，经常见诸于新闻报端的“大人物”。
三是案件审判全程公开，“两案”的审理令如今的很多中老年人印象深刻，原因就在于持续了几个月的审判是全程对公众公开的，当时的电视、广播、报纸等各种媒介对公审的实况进行了实时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共有6万多人次直接旁听了庭审，亿万国人通过广播、电视等各种媒介渠道了解到了审判情况。
审判的过程不仅对国内民众开放，甚至对国际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开放，外交部在庭审前几天就向外国记者公布了起诉书的部分内容。之后庭审的实况不仅在国内放送，还通过卫星向全世界多个国家播放。
正是因为以上几个方面的特点，“两案公审”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成为载入共和国史册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文革期间被砸烂“公检法系统”得到法理上的重建，标志着拨乱反正和平凡冤假错案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但鲜为人知的是，中央对“两案”原定的审理方式是不公开审理，只公布结果。最终是邓小平同志否决了不公开审理的方案，坚持要进行公开审判。
那么，邓小平同志为何力排众议，坚持要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公开审判？“两案公审”决策过程中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呢？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改革开放指明了目标方向。
除此之外，十一届三中全会还通过了一项重要决议，那就是决定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简称“两案”）交给重建的中纪委进行审查。
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要求，中共中央于1979年夏天决定成立“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由胡耀邦担任组长，主持领导对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案的党内审查工作。“两案”审理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中纪委，对外称“中纪委二办”。
经过一段时间的初步审查，审理领导小组认定“两案”主犯不仅存在违反党内纪律的问题，也有很多触犯刑事法律的行径。
文革结束后，党和国家正致力于重新回到法治的轨道上来，在推动一大批冤假错案平反的过程中，文革期间基本处于瘫痪状态的“公检法系统”也得到全面恢复。
因此，对“两案”主犯作出这样的定性，意味着要将他们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审判，这样才合乎法治的程序。
这一定性得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中纪委于1980年2月正式决定将“两案”主犯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审理，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在共和国的法治史上，还从未审理过类似的重大案件，为了更好地领导“两案”的审判工作，确保达到预期的效果，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由彭真同志担任主任。
接下来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审理的具体形式，是公开审判还是不公开审判？
应该说，中央在这个问题的决策上是相当审慎的，考虑到“两案”主犯都曾担任过党和国家的要职，为防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泄露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进而被西方国家窃取利用，书记处最初提出的审理方案是不公开审判，只在开庭前发一条新闻简讯，审判结束后向社会公布结果。
当时，文革虽然已经结束，但国内外的形势并非风平浪静，从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角度来看，不公开审判的方案似乎是最为稳妥的，因此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一方案上报到邓小平同志那里后，却被他给否决了。
邓小平同志之所以否决这一方案，是因为他亲身经历了文革的十年浩劫后，深刻地认识到了法制建设的重要性。
因此，从1977年再次复出工作开始，他就十分重视和关心司法机关和检察部门的恢复重建工作，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得以快速制订出台，文革中遭遇严重破坏的法制体系初步完成重建。
既然要推进法制建设，那就要遵循依法办案的原则。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
“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
与此同时，文革结束以来法制建设取得的一系列成果，需要一次司法实践的检验。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在文革中犯下了累累罪行，民愤极大，广大群众要求公审公判的意愿强烈。
通过公审的形式，可以把主犯的反革命罪行昭告天下，既满足人民的诉求，也能让已习惯政治运动的国人，受到一次生动教育，从而提高法制意识。
正是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考虑，邓小平同志才否决了不公开审判的方案。他在与罗马尼亚政府总理维尔德茨会谈时就表示，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犯下了很多罪行，必须进行公审。
彭真是邓小平同志关于公开审判的积极支持者和贯彻者，身为“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的他，于1980年8月亲自主持召开扩大会议，要求委员会的所有成员按公审的方案做准备。
9月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题讨论“两案”的审理方式，彭真同志再次阐明了支持公审的意见，表示：
“还是公开审判好，罪行、证据都公布，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证据完全能站得住脚。”
邓小平同志最终一锤定音，拍板决定对“两案”主犯进行公审，他特别要求彭真同志要对公审工作一抓到底。
会议还明确了公审的日程安排，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组成特别法庭，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案件起诉，共同对“两案”主犯进行公开审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派代表参加旁听。
1980年11月20日下午三时，“两案”在万众瞩目中正式开庭，公安部礼堂气氛庄严，审判长、审判员、检察长、检察员、律师、书记员等人依次就坐。
台下的旁听席则座无虚席，总人数多达880人，堪称古今中外所有法庭的旁听人数之最，被告席的前方统一设置铁栅栏，并放置一把木椅子。
随着江华庭长的一声令下，10名反革命集团主犯在法警的押解下到庭。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都没有辩护律师。
从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两案”的审理持续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期间经历了二十多场庭审，庭审的程序合法合规，公平公正，保证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庭审期间，中央电视台每天晚上黄金时间都会进行实况转播，当然并不是全部镜头都转播，有一些不和谐的情节诸如张春桥拒不配合审判，江青在法庭上大吵大闹，蒯大富与法官展开激辩等，在最终的转播时都被删掉了。
正是由于电视转播的缘故，身处在那个年代的人们才会对这场审判印象深刻。当时全国先后有六万多人次直接参加了审判旁听，新闻、报纸、广播作了充分的报道，有亿万人收看了实况转播，可以说是一次普遍生动的法制教育，对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着深远影响。
根据“两案”公审的方案，公审的判决即为终审判决，因此1981年1月25日这一天格外引人关注。
当天，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宣读判决书，审判结果如下：
江青，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张春桥，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洪文，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姚文元，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陈伯达，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几名主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宣判次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起诉书和判决书，这一消息传遍全国后，广大人民群众奔走相告，欢欣鼓舞。
“两案”公审的另一重意义在于，为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余党的审判树立了示范和模板。
当时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军队系统、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共立案审查了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177780名，其中地、师级干部3175名，省、军级以上干部1106名。
对他们的审判也基本按照公审的原则，进行了公开透明的审理，所有涉案人员都受到了法律的惩处。
“两案”公审结束后不久，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时称，通过这次审判“四人帮”和这个文件的公布（指正在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过去的问题都了结了，不再纠缠。我们十亿人民一心一意向前看，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努力。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两案”的公开审判，给全国人民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同时也向世界表明，中国正努力成为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
法庭做出判决次日，《人民日报》刊文称，“这是‘无法无天’的时代的结束，是以法治国的新时代的开端。”
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两案”的公审结果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 是代表正义的审判 ，是代表人民的审判。
邓小平同志审时度势，运用超凡的政治智慧和敏锐的判断力，最终作出了对“两案”进行公开审判的正确决策，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呼声，我国的法制建设从此迈入了新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