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2月5日下午16时33分，一代名将粟裕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

粟裕将军去世后两天，即2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军委发布讣告：

“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军队的优秀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粟裕同志，因病久治无效，于1984年2月5日16时33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

不过出乎预料的是，粟裕将军的夫人楚青在看到这篇讣告后，又急又气，立马去找了张爱萍，当面询问：

“昨天朱云谦、张震两同志在我家时，朱同志当面表示，这个稿子已经作废，我也明确表示不同意用这个稿，现在竟然不和我们商量，并且不向我们通报的情况下播发了这个稿子的讣告，不知道中央是不是有什么新的精神指示？”

张爱萍表示自己对这件事情不知情，后来了解事情的经过后，立即指示，起草讣告应该征求楚青的意见，并明确指出楚青到起草组参加起草工作。

五天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军委重新发布了粟裕将军的讣告。

新版本的讣告对比旧版本的讣告，除了开头一致外，增加了不少内容，多了粟裕将军生平的一些经历以及有关评价，其中特别突出的一条是：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粟裕同志始终战斗在第一线。他努力学习并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挥过一系列重大的战役、战斗，尤其善于组织大兵团作战，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战功。”

一句“尤其善于组织大兵团作战”，也引得后来人们深思。

粟裕将军是擅长组织大兵团作战的，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体现的更是淋漓尽致。

无论是从苏中七战七捷，还是到后来的淮海战役，无不表现粟裕将军在战役关键时候的匠心独运。

尤其是在1948年初，粟裕三次斗胆直陈，建议中央放弃南渡的想法，而是将兵力都留在中原，打大规模的歼灭战。

党中央毛主席采纳了粟裕的意见后，曾提出一个任务：

“四至八个月内，歼敌5至6个旅至11至12个旅。 ”

按照中央的部署，粟裕指挥了豫东战役。

豫东战役一开始的目标是围绕邱清泉的整编第五军做文章，可粟裕匠心独运，根据战场形势变化，临时调整战略部署，围绕开封做文章，一下子取得了歼敌9.4万余人的战绩。

如此漂亮的战绩就连毛主席也不能不赞叹：

“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岰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

粟裕的三次“斗胆直陈”直接促成了后来淮海战役，曾参与指挥淮海战役的华野副参谋长张震评价称：

“为尔后的战争实践证明，是非常正确的，使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进程大为缩短。”

毛主席了解粟裕善于组织大兵团作战，是在抗战末期的天目山战役。

1945年年初，国民党军第三战区部队连续两次发动对我苏浙军区，都被我军粉碎，为了彻底解决这一心腹大患。在蒋介石指示下，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从福建调来了李觉第25集团军，兵分三路对我军发起第三次进攻。

当时，粟裕指挥的苏浙军区下辖3个纵队十个支队，总计兵力在2.5万人，而李觉的第25集团军则有12个师42个团总计6.5万兵力。

李觉很聪明，他知道我军善于游击作战，即集中主力各个击破，因此下令给各个部队，采取步步为营、齐头缓进的战术，并严令各个部队不允许轻敌冒进（注意这个词，在后来解放战争时期，华东战场上国民党军常用这一战术）。逼迫我军与之决战。

粟裕对敌人的想法心知肚明，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他用了一招——示敌以弱。

粟裕在李觉大军猛扑之际，先指挥大军连打了几仗硬顶，以示我军固守的决心，然后再后撤，诱敌深入。

为了能让敌人上当，粟裕下令给各部队，在途经大山路间时，要将破军帽、破军衣、米袋子、烂草鞋丢得遍地皆是。不仅如此，粟裕还指示让人抬着一口大红棺材出动，表明我军确实是败退并处于大踏步的后撤中。

一开始李觉并不上当，在前方不断传来“捷报”的同时，李觉仍然严令各部不允许轻敌冒进。

为了将示敌以弱这一招坐实，粟裕决定将这出戏唱地更逼真一些，他决定放弃天目山，将后方的被服厂、医院、军械厂、后方医院都撤到苏南、皖南、浙西一带，主力大规模的集结于孝丰地区。

撤退过程中，粟裕还将一部分俘虏的伤员随意的丢弃在路边，任由这些国民党伤兵逃归原部队，还派出一部分后勤人员，四处筹集粮食，以表明新四军粮食不足的情况。

李觉大部队谨小慎微的追击，一开始绝不轻举妄动，但时间一长，也架不住上封催促，加上前方确实传来各种各样的“捷报”，所以他也下定决心，让各个部队大胆追击，去抢夺战利品。

6月，李觉下令三个“进剿”的兵团冒进，直插孝丰地区，意图与我军决战，6月19日，敌左路兵团52师轻敌冒进，直插孝丰以西的西圩市，与其他各个追击的兵团拉开了至少20公里的差距。

战机稍纵即逝，粟裕更不犹豫，下令全军出击。

当天晚上，在“为皖南事变死难烈士报仇”的口号声中，敌52师全军覆没。

敌左路兵团全军覆没后，粟裕立即指挥各纵队，压向敌右兵团。

6月21日晚，敌右路兵团被积压在在孝丰东南的港口、白水湾狭小山谷内。

一场激战下来，粟裕指挥部队全歼了敌右路兵团79师一部以及突击一纵，残敌向临安方向逃窜。

6月23日，第四纵队（第三次天目山战役，粟裕集中苏浙军区一、三、四纵队）对大茅山发起进攻，全歼了敌突击第一、第二纵队以及第79师残部。

第三次天目山反击战大获成功，共歼敌9800余人。

应该说这一战粟裕在战略战术上运用相当成功，先是示敌以弱，然后集中主力歼敌一路，趁敌慌乱之际又围住另外一路。

这场成功运动大兵团作战的战术，让远在延安的毛主席也夸赞不已，他对在场的周恩来、曾山说：

“粟裕同志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

如何才能叫做善于组织大兵团作战？

从字面意思来看，大兵团作战就是规模比较大，歼灭的敌人比较多，达到了战役级别的规模。

过去我们看战史，总能看到这样的字样，即会战、战斗、战役。

“会战”，即战争双方主力或战区主力间的作战。

“战斗”，顾名思义即是有组织的武装冲突，其实战斗的规模从小到一个班，大到一个集团，都叫战斗，一般而言，战斗只有两种模式，即进攻和防御。另外还包括战斗结束后恢复部队战斗力。

“战役”是战争的局部，是“战斗”的集合，是在一定的区域内，一定区域和时间内所进行的一系列战斗的总和。可影响战争全局。

通常而言，战斗的规模小而战役的规模大，但也有例外的，比如在战役期间进行的战斗，规模一般就很大。

比如辽沈战役期间的黑山、大虎山阻击战，这两场阻击战本质上是战斗，即在有限的地域和时间里的战斗，但因为双方投入的部队人数很多，所以规模很大。

所以战役有时并不看双方参与人数，而是看是否决定了战争的走向。

显然，一场规模宏大的战役，对于参战各个兵团的任用和布置，是很关键的，比如哪个集团打阻击、哪个集团攻坚，哪个集团做预备队，作为指挥员，对他手中的这几十万大军，都应该做到了如指掌。

大兵团作战的难点也就体现出来了。

一个不熟悉指挥的人，就算是在指挥的位置上，让他指挥100个人出行，都难免出事故，更何况是几十万人在战场上厮杀。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在诸多开国将帅中，就绝不仅仅只是一个粟裕擅长大兵团作战。

比如林彪、彭德怀，他们都有指挥百万大军作战的经验，如果在上升到高一点的层次，那么毛主席、朱老总、周总理肯定也都算。

有人认为，朱老总没有指挥过大兵团作战，他的地位高只是因为他是人民军队的创建者，其实这话是不对的。

姑且不论在后来解放战争期间，朱老总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亲自参与指挥，有证据表明朱老总应该是我军高级将领中，最早指挥大兵团作战的人。

1933年1月底，蒋介石亲自到南昌兼任“剿共”总司令，并调动了五十万大军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因去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毛主席被被解除了职务，调离了红军的领导岗位，因此这一战是朱老总、周恩来配合指挥的。

应该说在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有很多不利因素。

一方面是外因，蒋介石动用了空前规模的兵力，远远要超过前几次兵力围剿，另外一方面，在毛主席被解除职务以后，中央苏区弥漫着“左”倾错误的思想。

可以想象的是，如果这一战打不好，红军长征的局面就要提前一年。

体现朱老总大兵团作战能力的是在黄陂、草台两次伏击战中。

2月9日，中央红军根据收集到的情报，决定趁国民党军尚未部署完毕，向南丰发起进攻。

在南丰久攻不克，陈诚大军压境的情形下，朱老总果断决定，由强攻南丰改为围城打援，当时国民党军在兵力上整体占优势，且相互之间靠的很紧，红军与之在南丰地区决战，也基本上毫无胜算。

思考再三，朱老总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诱使敌人露出破绽。

“诱敌深入”，关键的一个字在“诱”上。

中央红军撤围南丰后，陈诚仍然按照原定方案，意图与红军在南丰、南城决战，于是为了分散敌人，朱老总以红11军佯装主力，由新丰街渡河到黎川，诱惑敌主力，让陈诚误以为我军主力已经返回了黎川。

陈诚接报后，果然上当，立即派所属的第二、第三纵队向黎川开进，与此同时，陈诚命令嫡系的罗卓英率11师由宜黄进军之黄陂，调第一纵队的李明第52师、陈时骥第59师由乐安向东南推进，在黄陂与第11师会合，再向广昌、宁都进攻，切断红军的退路。

这么一来也造成了一个后果，就是国民党军中路的第一纵队与第二、第三纵队分隔的太远。

朱老总通过实地勘察分析，发现敌52师、59师去黄陂必经登仙桥一带 ，此地山高林密，恰好适合红军大兵团伏击，于是决定集中主力在黄陂埋伏。

一场激战，第52师、59师全军覆没，如果不是后来陈诚接报后，调第二纵队、第三纵队火速驰援，就连赶往黄陂途中的11师也难于幸免。

黄陂一战后，陈诚恼羞成怒，将分进合击改为中路突破，意在夺取广昌，当时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大门，陈诚目的仍然是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

面对敌人来势汹汹，朱老总仍然采取分散敌军注意力的想法， 他调红11师第二次佯装主力，在广昌一带摆出阵势，给敌人营造死守广昌的架势，陈诚仍然上当，命令中路纵队加快行军速度至广昌前沿。

当时国民党军第二纵队作为前纵队，进军速度最快，与第一纵队残部、第三纵队组成的后路纵队拉开了50公里的差距，当时后路纵队的11师一马当先，已进军至草台岗，59师残部以及第九师后路跟进。

朱老总当即立断，指挥主力埋伏在草台岗伏击11师。

一场混战下，第11师基本上全军覆没，尾随的第59师残部以及第九师本来打算增援第11师，结果被我军牢牢挡住，再难寸进。

第11师基本覆没给陈诚造成的打击很大，他赖以为发家的资本基本上被打空。

到这时，中央红军的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便结束。

整个过程中，朱老总在战术上运用的相当成功，也开创了中央红军大兵团作战的先河。

讲到这里，诸位大概能明白一些，什么叫指挥大兵团作战？

纵观粟裕在解放战争时期打得比较出彩的战役，其实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中，总能找到一些毛主席、朱老总早年在土地革命时用兵的影子。

其实不仅仅是粟裕，在诸多开国将帅中，只要是善于打大兵团作战的将帅，他们所指挥的战役，其实都有学习的朱老总的影子。

这似乎也说明了，为什么朱老总是唯一的总司令。

粟裕将军逝世后，在他的讣告中“尤善指挥大兵团作战”其实不是唯一的个例。

原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张震将军（1955年授中将，1988年授上将）去世后，官方在发布的讣告中也有一句：

“他军政兼优、文武双全，深思熟虑，多谋善断善于组织实施大兵团作战。在军队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等方面均有独到见地和重要建树。”

不少的媒体文章中断章取义，称粟裕将军去世后，讣告中有一句形容绝无仅有，或者是“军中独一份”，其实是不恰当的。

过分的解读只会暴露自己在某一方面知识的短缺。

粟裕将军功绩彪炳，是毋庸置疑的。

大兵团作战，一直就是我军的拿手好戏，只是一般不熟悉我军历史的人，他们总是会牵强附会，认为我军兵力少，装备劣，只会打游击战。

当然，也不能否认的是，在解放战争初期，也确实出现过我军从游击战过渡到大兵团作战不适应的情况，特别是以前从地方部队转化为正规军以后，但似乎也不是不能理解，毕竟不是谁天生就是军事家。

纵观我党的历史，哪一次的经验教训不是血与火的锤炼中总结出来的。

从解放战争一开始爆发，毛主席就格外重视大兵团作战，特别是后来向大兵团歼灭作战的方向去转变，他曾在解放战争每一个时期，规定了全国各大野战军歼敌数，甚至具体到每个月的歼敌数，以便于对比敌我此消彼长的变化。

对于大兵团的歼灭战，毛主席有过一个比较简单的形象说法：

“我军必须集中绝对的优势兵力，，即集中六倍、五倍或者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应是三倍以上，去消灭敌人。”

“伤敌十指不如断敌一指，击溃十个师不如歼敌一个师。”

粟裕秉承的就是毛主席大兵团作战的思想，对大兵团作战有很深的体会，甚至到后来，粟裕的思考同毛主席也不谋而合：

“大兵团作战，最能解决问题，还必须向大兵团的歼灭战发展。”

从苏中七战七捷脱颖而出以后，毛主席就意识到粟裕的能力。到华中、山东两大野战军会师以后，陈毅也看出了粟裕的本事。

1947年8月4日，粟裕向中央检讨了南麻临朐战役的失利后，陈毅心中兀自赶到不安，于是在8月6日给中央发电称：

“……最近粟、我共谈，粟态度可佩，昨夜长谈，对今后共同工作很有好处。我认为我党20多年来创造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刘、林并肩迈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

党中央并没有责怪粟裕的意思，战事失利自然是多方面的因素，同日，中央复电华野：

“粟裕同志于4日电悉，整个形势是好的，望安心工作，鼓励士气，以利再战。”

华野的许多老将，如陶勇、王必成等都很佩服粟裕大兵团作战的本事，曾问过他本领是从哪儿来的。

粟裕回答道：

“我除了跟毛主席学习外，主要还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实践使我学会了打仗的本领，也使我在军事上获得了大丰收，向党和人民交了一份比较好的答卷。今后现代化战争，也还是离不开实践，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必须牢牢的掌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