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今天有人问我，你觉得你这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我会说，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状态。——杨振宁

我国著名科学家葛墨林说过，物理学界公认的从古典物理学到近代物理学，牛顿、爱因斯坦、杨振宁是三座里程碑。按照美国物理学界的权威评价，杨振宁是继爱因斯坦和费米之后，第三位物理学全才。

上世纪五十年代，身在美国的杨振宁已声誉鹊起，通过各种渠道，他已对周恩来总理的伟大人格和精神魅力有了一些了解，而他直接受到周总理的关心则是在1957年。

那年夏天，杨振宁要从美国去瑞士日内瓦工作几个月。借此机会他兴奋地给远在复旦大学任教的父亲杨武之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和太太杜致礼及孩子要去日内瓦，希望父亲能来团聚一下，见见从未谋面的儿媳和孙子。

杨武之是我国第一位在美国获得数学博士学位的优秀学者，先后执教于厦门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复旦大学等，培养了华罗庚、陈省身等一批世界级的数学家。

在当时的环境下，杨武之深知此事非同小可，于是写信给国务院请示。据杨振宁三弟杨振汉回忆：“父亲即亲笔写信给周总理，请求能去瑞士同大哥见面，并打算乘此机会说服大哥，要他不去台湾，最好回到中国大陆来。”

很快，杨武之的请求得到批准，据说周总理亲自批示“可以”，杨武之终于有机会和儿子相聚一堂。

杨振宁与李政道合作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得到实验的证实，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同时也引起国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对于建设任务紧迫的新中国来说，争取这些成绩斐然的知名科学家归国，自然而然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

收到杨武之的请示后，国务院办公室派人探望了尚在华东医院治疗的杨武之。在有关部门的特殊关照下，杨武之前往北京医院住院治疗。康复后，于6月中旬抵达日内瓦，与杨振宁一家相处一月之久。

杨武之没有忘记向周总理的承诺，他向杨振宁及杜致礼介绍了新中国的发展变化，描绘了祖国日新月异的面貌，并一起前往中国驻日内瓦领事馆观看纪录片《厦门大桥》。

当得知台湾方面不断派人拉拢杨振宁和李政道时，杨武之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们，即使现在回大陆条件不够成熟，也绝对不能去台湾。“当前的形势将是中国大陆会一天天强盛起来，台湾会慢慢萎缩下去。”因为种种原因，杨武之第一次的争取没有成功。

1957年10月，杨振宁、李政道喜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消息在国内引起极大震动，周恩来总理在得知情况后的第一时间，派人前去北京战犯管理处，与正在接受改造的杜聿明先生联系。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紧急召见杜聿明夫人曹秀清女士。人才争夺战似乎就此展开。

这里要提到的是，杜聿明是杨振宁未曾谋面的岳父，1949年被俘后在北京战犯管理处改造，夫人曹秀清则在大陆解放前夕带着四个子女飞去台湾。杜聿明的大女儿杜致礼， 1947年赴美国求学，1949年在美国与她当年在西南联大附中的老师杨振宁博士结婚。

周总理派去与杜聿明联系的人，正是时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张文裕。西南联大期间，张文裕曾是杨振宁、李政道二人的老师。

张文裕见到杜聿明后说明来意，杜聿明激动地挥笔给女婿写下一封信：

亲爱的宁婿：

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金。

这是民族的，希望你注意政治。

杜聿明 即草

张文裕偕夫人王承书动身前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代表中国政府向杨振宁、李政道表示祝贺。身为学生的杨振宁和李政道未敢忘记往日的师恩，特意抽出时间到酒店看望了老师，并邀请他参加诺贝尔奖金授奖典礼和瑞典皇家为他们举行的盛大宴会。

张文裕使命在身，借机向杨振宁和李政道转达了周总理的意思，希望他们能回到国内工作。杨、李二人很是感动，再三感谢国内的关心。他们表示还年轻，争取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到时候再回去。

1960年春，杨振宁再赴日内瓦工作，写信希望父母能来团聚。

国内方面也很快同意了杨武之夫妇赴日内瓦的请求。当然，他们仍然肩负劝说儿子回国的重要使命。

杨武之偕夫人罗孟华辗转苏联、捷克，来到日内瓦。此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大干快上”的特殊时期，杨武之想要说服儿子，显然是不大可能的，他同前次一样铩羽而归。

1962年夏，因为同样的原因，肩负同样的使命，杨武之夫妇第三次赴日内瓦，与儿子杨振宁一家团聚。

那时，中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之中，国内国外的生活水平和科研环境可谓天壤之别。杨武之内心充满矛盾和纠结，连自己都无法说服，怎么能说服孩子们呢？他的第三次劝说工作陷入僵局。

归国后的杨武之曾对其他孩子提起：“我写信给周总理时，说到一是劝你大哥他们一定不能去台湾，这一点看来可以做到。二是劝你大哥他们在时机成熟时回国来，现在看只能说是时机不成熟吧，这一点恐怕是做不到了，我觉得内疚。”

杨武之念念不忘的是对周总理的承诺。接下来的日子，他不可避免地经历了那场大震荡，百般折磨下，身患糖尿病的他危在旦夕。

身处艰难处境中的周总理始终惦记着杨武之，惦记着远在国外的杨振宁，在他的亲自过问下，杨武之被解救出来，得以住进医院治疗。

不幸的是，杨武之先生没有等到儿子真正投身祖国的那一天，他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父亲的死，对杨振宁打击很大，他曾在一本书里提起父亲临终时都没原谅他放弃中国国籍一事，这是题外话。

好事多磨，苦尽甘来。1971年中美之间展开“乒乓外交”，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在得悉美国当局解除不准本国公民去中国旅行的禁令后，杨振宁难抑内心的激动与忐忑，给父亲拍了一封电报，希望能回国探亲访问。

杨武之给北京写信报告，得到周总理的亲自批准。

有关部门一路绿灯，杨振宁在法国大使馆拿到签证，那时中美之间尚未建交，中国不承认美国的护照，要回国只能借道而行。

杨振宁冲破重重障碍，终于回到阔别二十六年的故土，引用《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话：“杨振宁是美籍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

杨振宁先去上海华山医院看望了父亲，又同弟弟、妹妹来到北京拜会岳父杜聿明先生。

有一天，他接到一个通知，说是周总理要请他吃饭。百感交集的杨振宁偕弟弟、妹妹、杜聿明夫妇来到人民大会堂，周总理同他们谈了很久的话，前后差不多6个小时。

席间，周总理心情甚好，当他听到杨振宁称杜聿明为“杜先生”时，忍不住开怀大笑，说道：“应该称岳丈大人。”周总理还幽默地对杜夫人曹秀清说：”你坐到女婿旁边去，丈母娘最爱女婿嘛!”在座的人们忍不住哈哈大笑，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回到美国后，杨振宁到很多大学和一些中国城演讲，介绍新中国的情况，改变了许多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一些美籍华人学者纷纷回国探访。美国中央情报局多次找他“谈话”，国民党驻美机构对他进行辱骂，但都被他义正辞严顶了回去。

1972年夏，杨振宁第二次回国探亲。这次，他借机会向周总理建议：基础科学不容忽视，应用科学固然重要，但从长远来看，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如果不发展基础科学，将来前途是非常危险的。

周总理后来把这些话跟毛主席谈了，他们两人都认为杨振宁讲得有道理。为此，周总理特意委托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周培源负责落实这件事情，并在主流媒体发表了这一消息。

1973年，杨振宁第三次回国，同样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和宴请，只是这一次周总理已身患癌症，他没有说出来。

同年夏天，杨振宁偕夫人第四次到北京访问。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再次宴请杨振宁夫妇和杜聿明夫妇。

杨振宁夫妇同周恩来总理已经相熟，加上周总理的平易近人，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毫无拘束感。杨振宁夫人杜致礼风趣地同周总理说道：“中国大陆什么都好，就是重男轻女，杨振宁是安徽人，酒宴就设在安徽厅，可我是陕西人……”一句话逗得周总理哈哈大笑。

1971年到1973年，杨振宁四次回国，每次周总理都请他吃饭谈话，他骄傲地认为“这是我一生很大的荣誉”。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举国悲痛。

当杨振宁从报纸上得知这一噩耗时，强忍着内心的悲痛。听到周总理留下遗言要将自己的骨灰撒向祖国的山河大地时，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压抑的情感，恸哭良久。

远在纽约的近两千名华侨华人和当地部分民众，组织了周总理追悼会，由杨振宁致悼词并做总结性讲话。那天，会场外有许多受到台湾当局指使的人拿着牌子叫嚷，周围有很多警察维持秩序，气氛异常紧张，幸运的是追悼会在众人的戮力同心下得以顺利进行。

杨振宁带着华侨华人的重托，作为代表前往中国向周总理灵位献花圈，并看望周总理夫人邓颖超同志。

4月15日那天，杨振宁和母亲罗孟华、妹妹杨振玉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拜见了邓颖超。

杨振宁表示自己对周总理非常敬佩，有一种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感情。当提到周总理遗言要把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时，杨振宁悲从中来，控制不住自己，竟失声痛哭起来，在场的人也跟着哭出声来。

在得知周总理没有灵位后，杨振宁不无遗憾地说，他们要我向周总理灵位献花圈，这个任务是无法完成了。今天见到邓先生，回到美国后我就告诉他们，已经当面转达了他们对周总理的怀念和对邓先生的情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