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6月，八国联军发动了侵华战争。

8月14日，联军侵占北京，慈禧于慌乱中挟持光绪帝逃往西安。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同在被八国联军占领的北京同英国、美国、德国、法国、俄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等11国代表签订了《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丧权辱国的程度，较之1895年的中日《马关条约》有过之而无不及。

庚子国难彻底粉碎了章太炎对清廷的幻想。

1900年8月3日，章太炎在上海剪去作为清朝子民象征的长辫，身着欧式西装与日本和服，正式与清王朝决裂。

正式走向革命排满后，章太炎发展了之前的民族思想，彻底转向了民族主义。

其标志是他修改了带有“尊清”倾向的《棺书·初刻本》，著成《扈书·重订本》。

在《扈书·重订本》开篇第一节，章太炎就写作了《客帝匡谬》，彻底放弃了之前“客帝”的幻想。

对于章太炎从1900年庚子国难到1911年武昌起义前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美国、德国学者均有大量相关研究。

只是认为太炎在此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想中有两个面相值得注意：

其一，章太炎“排满”的民族革命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华夷之辨”有明显分别。

毫无疑问，姜义华先生批评章太炎的民族主义理论有浓厚的传统大汉族主义痕迹，这确有道理。

但尽管章太炎的民族思想确有某些民族沙文主义的成分，仍不能将其简单等同于“华夷之辨”。

“华夷之辨”思想的核心是华尊夷卑，将世界上的族群（ethnic group）划分为高贵的“华夏”与劣等的“夷狄”，允许华夏统治和压迫夷狄，却不许夷狄统治和压迫华夏。

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船山先生），每每提及“夷狄”入主“中国”就痛心疾首。

何也？信义也，人与人相与之道，非以施之非人者也。

”在王夫之的意识中，夷狄是连人类都算不上的禽兽，是作为“人”的华夏族人可以随意屠杀凌辱的对象。

如股海光先生所言，这是一种“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意识。

章太炎的民族思想并非如此。

虽然章太炎受传统“华夷之辨”影响，也经常使用“华夏”与“夷狄”等概念。

甚至在接受达尔文进化论后还认为“华夏”与“夷狄”两者之间因为进化时序和程度的差别存在明显的文明与野蛮、高贵与低劣之分。

但是章太炎并不像当时欧洲的极端种族主义者那样认为“优等民族”就有侵略和压迫“劣等民族”的权利。

针对钱恂所说的“均之异族，宁事欧洲，不事清，以其政法犹调整故”。

章太炎指出欧洲和美国的白种人（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斯拉夫语族、拉丁语族及芬——乌戈尔语系诸民族）虽然有着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

但是他们与华夏民族“其贵同，其部族不同”，并非我汉人的同族。

因此和满洲、蒙古等野蛮的“夷狄”同样没有君临“葛天之宅”统治汉人的资格。

很明显，在章太炎看来，即使是所谓“高贵”的“华夏”，也没有奴役和压迫“低贱”的“戎狄”的资格；

中国既不应受清王朝满洲八旗勋贵的统治，也不能沦为欧美列强的殖民地。

章太炎之所以反对清王朝，不是因为他认为满族是劣等民族，不配统治高贵的华夏民族；

而是基于他认为满族不是中国人，和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属不同族类。

因此满族没有资格统治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中国本部”（即内地十八行省）。

在章太炎看来，满族统治其本土满洲之外其他地区和英国、法国统治南亚、东南亚诸国一样，是一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行径。

对于文明程度较高的英国人、法国人奴役、蹂躏其亚洲殖民地文明程度较低的诸民族，章太炎同样予以愤怒谴责：

“呜呼！印度、缅甸灭于英，越南灭于法，辩慧慈良之种，扫地尽矣！”

章太炎在这里不仅没有以文明程度高低作为判定一个民族有没有奴役、压迫其他民族资格的依据。

反而抨击了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人民的残暴统治。

这种具有民族平等面相的思想绝非“我族中心主义”的“华夷之辨”可以涵盖。

其二，章太炎民族主义理论的立论是以“历史民族”概念为根基的，“历史民族”概念包含强调民族血统的一面。

但和世界现代史上极端种族主义者以血统作为划分民族的依据有着天壤之别。

章太炎承认世界历史上不同民族在其早期形成的历史过程中。

因为战争和相互俘掠，存在“屏处互效，各失其本”的血统混杂现象。

正因为“今世种同者，古或异，种异者，古或同”，所以划分民族的依据只能是“以有史为限断”。

即民族史的上限只能追溯到历史时代（文明时代）的开端而不能继续追溯到远古时代去，这就是所谓的“历史民族”。

”章太炎划分“历史民族”的依据中，血统无疑是关键元素，但不是惟一元素，也未必是决定性的因素。

章太炎肯定血统对于一个民族绵延的重要性，将中国的很多问题都归咎于从公元4世纪永嘉之乱以来“民兽之不秩叙也”。

他十分赞赏顾炎武打算写作《姓氏录》的想法。

对于顾炎武以“姓本第一，封国第二，氏别第三，秦汉以来姓氏合并第四，代北姓第五，辽金元姓第六，杂改姓第七，无征第八”的姓氏分类方法更是赞颂备至。

对顾炎武之钦佩犹如高山仰止，表示： “余于顾君，未能执鞭也，亦欲因其凡目，第次种别。”

顾炎武和章太炎这种姓氏分类方法，意在将北魏太和改制以来改汉姓的所有非汉族裔，统统开除汉族族籍，以净化异族对汉族血统的“污染”。

这无疑有一定种族主义的面相，但并非章太炎辛亥革命前民族主义思想的主流。

对于康有为借《史记》所载“匈奴之先祖田淳维，夏后氏之苗裔”“论证满人与汉人同源。

并进一步以“满汉同源论”为基础，论证“满洲、蒙古，皆吾同种”，章太炎撰《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加以反驳。

章太炎指出，“近世种族之辨，以历史民族为界，不以天然民族为界”，因此满汉远古时代是否同源对于判定满族对于汉族是同族还是异族意义不大。

章太炎还说明：“夫满洲种族，是曰东胡，西方谓之通古斯种，固与匈奴殊类。

从血统来看，满族不同于匈奴，即便匈奴源出于华夏，也不能说满族和汉族血统相似；

从文化来看，即使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匈奴源出于夏后氏，但匈奴人接受了内亚草原游牧文化，与汉人文化差异很大，也不能视为同族。

很明显，在判断某一族群与我们是同族还是异族的标准上，章太炎看重文化甚于血统。

在《中华民国解》中，章太炎表示划分种族的标准“非铢两衡较于血统之间”，而是“以多数之同一血统者为主体”。

其实，即便在有种族主义面相的《序种姓下》中，章太炎也认为：“婚至七世，故胡之血液，百二十八而遗其一。

今载祀五百矣，七世犹倍进之。

与汉民比肩，若日本之蕃别，则可也。

可以看出，虽然章太炎原则上不赞成、内心亦十分反感汉族同其他民族通婚混血，但是他不认为汉族同异族通婚就会从根本上改变后代的血统。

所以他并没有像王夫之一样完全否定汉族与异族通婚。

这也说明，太炎先生本质上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张志强先生注意到，章太炎的“历史民族”观“虽然并非简单以血统为唯一条件，但对所谓血统的强调，其实是对历史主体的强调”。

王玉华先生也有精辟论述：“章太炎实是将‘血统’与‘文化’看成民族共同体赖以存在的最根本基础。”

“王沉森先生认为章太炎始终是一位血统论色彩很鲜明的种族主义者，并说章氏根本否认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可以调和。

他的这种看法，揆诸太炎本人的相关著述，恐怕难以成立。

这应当看作是王沉森先生对章太炎民族思想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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