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中，有年轻人问：1949年初的时候，中国只有北平，没有北京呀，那时毛主席为什么就说要“进京赶考”呢？
这，还得从“进京”两个字说起。
说来也话长一一
北平，北京这两个名字，在大明王朝时，就同时使用过。1368年朱元璋灭掉元朝，称洪武元年。为了彰显和铭记平定北方的功绩，他将“元大都”改称为北平。
35年以后，也就是明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永乐皇帝）取得皇位后，将他做燕王时的封地北平府改为顺天府，建了北京城，并准备迁都城于此，正式命名为北京。600余年来，这两个称谓，交替出现过多次。在这里就不细说了。
1949年3月，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确定从西柏坡北上时，目的地名称的确是北平。而确定这里成为新中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还有一段“路程”。
据档案资料显示，最初设想是把即将成立的新政权驻放在冰城哈尔滨。
1948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指示香港分局：“北来人士，拟先集中哈尔滨商谈；华北人士如直进解放区，则集中华北。视战事发展，明春或来华北，或即在哈市召开新政协。”
到了10月8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要求征求民主人士对《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意见。这份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的文件提出：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地点，“依目前情况看来，哈尔滨似较适宜。但依情况之发展，亦有可能改在华北某一大城市。”
那时，苏联红军和东北抗日联军一举解放了哈尔滨，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长达14年的侵占。哈尔滨是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而且它一直是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所在地，是我国东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有发达的工业基础，而且毗邻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中央批准哈尔滨为特别市，准备在这里成立中共领导的新中国。
随着战争的进展，这个想法，也随之改变。
1948年3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共中央机关，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时，就已经开始考虑建国和定都的问题。
从山西五台山转到河北西柏坡，毛泽东一路上不止一次地说起明朝的迁都问题。明朝朱元璋建国定都在南京，传到朱棣的时候，迁都北平.这一政治中心的变化，对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均发生了积极的影响。新中国的首都建在哪里呢？
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九月会议”，这是从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政治局会议。
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徐向前有过一次谈话。
毛泽东： “如果阎锡山同意和平解放太原，把军队开到汾孝一带，麻烦就少了。”
徐向前：“恐怕不太容易，我们曾经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带了以我的名义写给他的信，进太原找老闫，结果他不但不听劝，反而不顾师生情义，把那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给杀了，可见他顽固得很。”
毛泽东说，“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
聂荣臻在回忆中谈到新中国定都北平的事。平津战役打响后，他主张和平解放北平，一来因为北平是国内外驰名的文化古都，一旦毁于炮火，损失太大；二是他在西柏坡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接触中，就曾议论过新中国成立之后，拟建都北平，自然应该使北平的损失越小越好。
1948年11月8日，毛泽东与薄一波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定都北平的打算。毛泽东说：“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告诉薄一波，中央决定把接管北平、天津的任务交给华北局，同时决定北平解放后由薄一波先行开赴北平，为中共中央进驻北平打前站。
眨眼就到了1949年的春节。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担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长的王稼祥到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他和夫人刘英去看望毛泽东。刘英在后来的回忆当中，记载了毛泽东和王稼祥之间，关于定都北平问题的谈话。毛泽东说：“ 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的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
“历史上，历朝历代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要不就是南京、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合适呢？中央虽有个考虑，但还没有最后定案。”
新中国成立定都何处？王稼祥的神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实际上，他也曾考虑过这个问题，沉吟一下，他说：“依我看，现在国民党的首都南京，虽然自称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是只要翻开历史看看就会知道，凡建都金陵的王朝，包括国民党都是短命的。这样讲，带有历史宿命论的色彩，我们当然不相信这一套。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也有很大缺陷。这里离东南沿海太近，我们定都，当然不能选在南京。”
王稼祥又说：“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现在中国的疆域不是秦汉隋唐时代了，那时长城就是边境线，现在长城横卧于中国的腹地，地理位置上已不再具有中心的特点。特别从经济的角度看，东部沿海和江南具有明显的优势，是经济中心，这样一来，选西安为都也不适合。”
王稼祥分析：“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因中原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能够改观的，加之交通以及黄河的水患等问题，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
那么，哪里可以定都呢？王稼祥认为：“首都最理想的地点是北平。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命脉之所在。同时，它靠近苏蒙，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战略上十分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至于立即使京师震动。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五百年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意接受。考虑到这些有利条件，我的意见，我们政府的首都，应选在北平。”
王稼祥认为：“定都北平，我认为好处在于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我们和苏、蒙两国虽然有漫长的陆上国界，但没有战争之忧。至于石头城南京，虽说有虎踞龙蟠之势，地理险要，但离港、澳、台近些，安全因素不能不考虑。至于西安，似乎偏西了一点。所以，我认为北平还是最合适的地方。”
毛听完，甚感欣慰，笑着说：“稼祥，你的分析有道理。看来，我们的首都，就定在北平了。蒋介石的政权基础是官僚资本，因此定都南京。我们的政权基础是人民群众，因此，我们定都北平。”
为此，毛泽东还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交换过意见。
1949年1月底，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飞抵石家庄，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毛泽东和他进行了多次交谈。向米高扬通报了新中国准备建都北平的意见。
这时，北京已经和平解放，何时才能召开新的政协会议，建立新的中国，毛泽东和米高杨谈到，可以先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谈判，他说，“这个谈判是全面性的，如能成功，对于我们向南方进军和占领南方各大城市将要减少许多障碍，是有很大利益的。”如果谈判不能成功，则要渡过长江进军南京，并在北京成立新的中央政府……
1949年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在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上，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新中国将定都北平。
毛泽东说，“谈判的时间已在3月下旬，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的会议上，明确说我们将定都北平，
再到后来，许多民主人士也希望把新的国都定在北平。他们纷纷写信给后来成为第一任北平市市长的叶剑英，要他转告毛泽东，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领导，要与共产党更好地合作，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政府。
在迎接党史中央进入北平的路上，叶剑英转达了这些民主人士的意见，毛泽东说：“他们不知道我们已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把北平定为首都，慢慢他们就会知道的。但是，要最后决定还得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果然，在后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应定于北平，并将北平改名为北京的决议。当时给出的理由是，北平作为中国的首都，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政治上，它位于华北老解放区，人民群众基础好，力量雄厚；经济上，它临近东北重工业区，便于发展工业；文化上，这里有几百年的文化积淀，规模宏伟，文物集中，是历史故都，从五四以来就是新文化思想的摇篮；在地理上，它位于华北大平原，有足够的扩充余地，交通上四通八达，有平沈、平绥、平汉 平沪等铁路干线连接全国各地。
与会代表们对于定都北平没有不同意见。但是对于是否改名为北京，还是有不同意见的。张奚若就提出，北平成为新中国的首都，改名北京，我们都在北京，我们都是同意的。但是南京的情况不同，有人提议南京要改名。黄炎培建议，为了省事儿，南京都可以不改。毛泽东提出，过渡问题还是改一个字好。经过各方人士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赞成北平改名为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