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下旬，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追赶红军，党和红军又到了一个生死危急关头。耿飚后来回忆说：

“乌江是在遵义开会之前，到遵义就一定要过乌江。当时蒋介石追赶我们的军队都在我们的后面，红军只要一过乌江就自然把他们挡住了，可是，如果过不了乌江，我们就全完了，红军就全部完了。”

在红军还没有到达乌江，进军到贵州黄平的时候，就已是12月下旬，正是南方橘子收获的季节，黄平那个地方的橘子结得又大又好，非常甜。

这时，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张闻天身体不太好，长征路上坐着担架，王稼祥因为有伤，也坐着担架。两副担架走在一起。在树上挂满了橙黄色柑的一个橘子园里。他们叫担架停了下来，然后，两个人头靠头地躺着说话。王稼祥问张闻天：

“我们红军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

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回答说：“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

接着，他又说道：“毛泽东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出来。”

张闻天这两句话， 令王稼祥心中一震。这也是他最近思考和也想说的话。

当天晚上，王稼祥首先打电话给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然后，他用电话又告诉毛泽东，告诉他们自己和张闻天的想法。

耿飚回忆说：“几个人一传，那几位将领也都知道了，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主席出来指挥。”

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想法获得了很多人的赞同，于是，在红军将领中越传越广，这又获得下面的红军将领的支持。耿飚时任红1军团2师4团团长，他说：

“就在红军赶奔乌江边的路上，张闻天、王稼祥躺在桔园里休息的时候说了上面这番话。首先告诉我这个情况的是担任红1军团参谋长的左权，接着刘伯承也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他是总参谋长，在前线指挥。他们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之后，我就率领部队拼命地打，很快就打过了乌江。过了乌江之后，中央就布置在遵义开会，又叫我们2师到遵义北面去抵挡敌军。当时2师的师长是陈光，政委是刘亚楼，他们派我们4团到靠近四川凉峰崖下边离重庆不远的渡口那里，去堵来自四川方面的敌人，掩护中央在遵义开会。”

结果，在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支持下，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了。这次会议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毛泽东重新回到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毛泽东出山后，很快就扭转了红军在长征中的被动状况，中国革命又出现了新的局面。

陈冠任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大河向东：他们为什么追随毛泽东》一书记述了此事，该书为该社的年度畅销书，曾经名列中国政治军事图书热卖榜第9名（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