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足巴尔干半岛这片土地之前，柏琳做了五年文化记者。平日采访西方文化学者，涉及东南欧文学时，前南斯拉夫总是她绕不开的一块“难啃的骨头”。

过往，关于前南斯拉夫，柏琳最常看到的叙述是：1918年成立，冷战期间，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决裂，也拒绝投靠美国，因此成为一个不结盟国家，并在国际政治中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其中的历史纠缠被一笔带过，“它经常被讲述，但就像默认的标签一样，就这么划过去了。文学上关于东南欧的巴尔干半岛也是缺席的，比如迄今为止唯一拿过诺奖的作家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ć），很少有人读过他的作品。”

巴尔干半岛是一个地理概念，从地图上看，前南斯拉夫只覆盖了一部分。20世纪末，除了塞尔维亚和黑山，南斯拉夫几个民族国家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和马其顿相继宣布独立，随后陷入内战。21世纪初，巴尔干半岛上经历了若干冲突和紧张局势，但没有像20世纪末那样大规模的内战。2006年，黑山通过公投独立，南斯拉夫彻底解体，成为黑山和塞尔维亚两个独立国家；两年后，科索沃宣布独立，但至今未被塞尔维亚承认。在历史和民族矛盾的阴云笼罩下，这片土地迅速见证了厮杀、边界划分以及互为仇敌，南斯拉夫成为一个历史国家。

2017年，柏琳辞去媒体工作，搬去俄罗斯的彼得堡小住散心。在那里，她开始思考困扰自己已久的边界问题，“人跟人交往的界限在哪里？爱与理解，如何被人为的边界所隔？历史上是否存在一个没有边界的地方？”

那时她偶然看到《地下》——一部讲述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对南斯拉夫复杂情感的电影。像某种指引般，一年后，带着这些疑问，柏琳抵达塞尔维亚，“几乎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不通斯拉夫语的遥远的东方人，会在塞尔维亚产生一种热乎乎的感情。”她在2024年出版的《边界的诱惑：寻找南斯拉夫》中写道。

“我亲身体验了在后南斯拉夫时期四分五裂的土地上人们如何认真生活，目睹了那些经历20世纪80年代内战悲剧后的幸存者如何故作镇定地重新适应一个新世界，感受到历史幽灵的碎片穿插在日常生活的缝隙中，从而让彼此的嫌隙重新生长出新的边界，凡此种种，让我对一刀切的肯定和否定都产生了排斥。”

初读《边界的诱惑》，你很容易被其中丰沛的情感所感染，而写作者本人也像她笔下流淌的文字一样。2024年7月，《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在北京见到柏琳，一起聊了聊她行走和记录前南斯拉夫国家的见闻，以及她那些有关边界的困惑。她的话很密，几个小时的采访转换成文字，接近150页。

柏琳的好友、作家赵松说，“柏琳是一个富有激情的人，并不老于世故，和她书里写的塞尔维亚人有种天然的相似。她也有着很强的感受力，当她去某地旅行时，并不是一个旁观者的姿态，而是打开自己的感官去感知当地。”

也因此，在赵松看来，《边界的诱惑》并非单纯的浮光掠影般的旅行书写，“它呈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现场如何感知普通人的痛苦、爱恨与历史。背后是作者很深的同情。”

新书出版后，柏琳在许多次采访中说这不是一本关于前南斯拉夫的“百科全书”，而是她一个人脚下的前南斯拉夫。从2018年第一次踏上巴尔干半岛开始，过去六年，她不断往返这片土地，因新冠疫情中断的三年，她整理记录下的文字，出书，继续学塞尔维亚语。

这些年，边界在变化，她也在变化。我们的对话由这些变化展开。

克罗地亚萨格勒布，两个女孩在圣马克教堂前玩耍（视觉中国/图）

南方人物周刊：书中写的几个地方并非按照你探访的时间顺序编排，你是怎么决定目的地的先后顺序的？

柏琳：这本书现在编排的逻辑，概括点说，是这四个国家对于南斯拉夫这个已经不存在的国家的感受和心理距离。从斯洛文尼亚到克罗地亚到波黑，再到塞尔维亚刚好是由远及近，相当于我拉了一个广角，沿着它的海岸线慢慢深入内陆。因为克罗地亚和波黑的关系更紧密，所以我选择写完斯洛文尼亚，继而写克罗地亚，再到波黑。波黑的首都萨拉热窝是集中爆发冲突最惨烈的地方，也是帮助我们理解地区悲剧的锚点。塞尔维亚被我放在最后，我理解的前南问题的核心是塞尔维亚问题，这一部分还没写完，现实原因是新冠疫情中断了我的行程，我第二本书会展开。

南方人物周刊：在克罗地亚的首都萨格勒布，服务生菲卡告诉你，“自从1991年的那场战争（第一次克罗地亚战争）后，每个到巴尔干来的外国人，差不多都是来提问的。我遇见过太多这样的外国人，他们都觉得和我们聊聊天就能找到某种答案，但没有外国人能真的了解巴尔干。”听到这句话时你怎么想？关于历史和战争的话题，往往由你先提起？

柏琳：我最开始听到时觉得是挑衅，但我比较擅长在短时间内跟人建立起相对强的连接，所以我必须卸下一本正经的、很无辜的外国人形象。本质上，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和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相遇，她们可能会聊“你来自哪里”“现在在做什么”“为什么来到我的国家”“你喜欢什么”。我和菲卡也聊这些。

书中内容做了文学化处理，有些对话你看到可能觉得怎么刚认识就聊了这么多，其实它们是有感情基础的，我不可能拉着只见了一次面的人就大谈克罗地亚在纳粹时期的历史，那太功利了。

南方人物周刊：你怎么向别人介绍自己？

柏琳：我说自己是一个背包客，也写东西，做一些访谈的工作。我也会在一开始强调自己不属于任何机构，他们对这一点还挺敏感的。但更深入之后，我发现没有身份也是一种尴尬，比如我当时想去萨格勒布的档案馆，进去之后发现由于自己既不是研究员，也没有官方派来的证件，所以有些档案是不能看的。还有一些官员的接待，因为我没有组织身份，所以没有机会和他们聊聊。

南方人物周刊：刚刚你说因为这本书开始对自己的女性身份有一些反思，在巴尔干行走时，哪些时刻让你有了这些思考？

柏琳：在塞尔维亚时，我得到了官方很热情的招待，他们很欢迎我看档案馆的资料，但当我提到一些比较野的领域，比如我想去难民营，也想跟当地的寡头聊聊天，这些请求会被礼貌地拒绝。一开始我不理解，后来我一个在本地做官员的朋友劝我还是不要尝试了，我问他是不是因为我是个外国人所以不行，还是觉得不安全。他说也有这些原因，最重要是因为我是个女人。

2019年，斯洛文尼亚，皮兰湾的日落时分（受访者提供/图）

南方人物周刊：在巴尔干半岛，不同代际的人对战争和历史的态度也颇为不同。书中写到许多年轻人向往西欧的生活，比如你在萨拉热窝时的房东埃米尔，他的生活、消费以及接触的文化都是非常全球化且中产阶级的。他认为只有落后地区的落后的人，才会被民族主义的陷阱吸引，对待曾经的战争记忆，他觉得生活更重要，而萨拉热窝如果想变得“更欧洲”“更世界”，需要的是教育、购物、工作和旅行。类似埃米尔这样的青年你一定遇见过不少，在他们眼中，所谓欧洲的具体意象是什么？

柏琳：埃米尔消费的都是一些符号，比如他要看英超的比赛、用瑞典的地板。在许多像埃米尔这样的年轻人心中，欧洲也是一串符号的集合——文明、理性、优雅、受教育程度高、相信进步和秩序。秩序非常重要，不像巴尔干半岛这种无序——贪污腐败、政治不透明、民族主义盛行。他们向往的其实是他们所处环境的反面。

但我也觉得这十分天真，就像我的塞尔维亚朋友说的，“没有什么真正的民主和自由，西式民主不过是让你选可口可乐还是百事可乐。”

南方人物周刊：巴尔干半岛被称作“战争的火药桶”，实际上，这里二十多年来未发生过战争，除了少量领土主权争议外。当地人怎么看待这种污名？

柏琳：大家其实很摆烂，也懒得解释，这是我觉得他们比较消极的地方。我在书里写过一位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的首都）的理发师，他的母亲住在克罗地亚，他住在塞尔维亚，由于内战等原因，他再没有回去过。他家里除了他妈妈以及跑去北美的亲戚，其余人都在战争中被炸死。我记得自己当时套用外界（对巴尔干半岛人）最常见的一种看法问他：大家抱怨你们懒惰不工作，一天喝五次咖啡，你怎么看？

当时他回答：“我和我的朋友们，已经不再需要英雄的幻想，也不再需要大国的虚荣心，我们只想消停一会儿，有时间喝一杯。有欧美朋友跑来指责我们，‘为什么不重建你的国家？’他们经常这么问。如果他们觉得我们是在浪费生命，那么我会说，经历了那些剧痛，你会明白，究竟什么才是浪费生命。”

我当时觉得他说得特别对，尽管我不能感同身受。现在我有不同的想法，如果再写一遍，我会觉得这是放弃。我们都经历过一片废墟的历史，为什么有的人能够东山再起，有的人就是摆烂，我不能说谁更好。

南方人物周刊：在一次与梁文道的对谈中，你提到最近在读叶礼庭的《平凡的美德》，文章中的内容让你对自己在做的事产生了怀疑，“随着写作和研究的深入，我开始怀疑自己外部者身份的有效性。”能否展开聊聊这种怀疑发生的时刻？你现在怎么看待自己的外部者身份？

柏琳：我一直在克服这种怀疑。刚刚我也讲了自己有时候不能感同身受他们的痛苦，我只能拍拍他们的肩膀，一起喝一杯。联合国也好，维和部队也好，他们真的在发粮食、拨款修路、维护治安。我做不了实事的，这也让我怀疑自己工作的有效性，或者说，这算工作吗？

2019年底，为了消解自我疑虑，我真的申请去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的边境给难民发面包和毯子。也没多发，就一个下午，结束后我腰酸背痛的。那种状态跟我想象中很不一样，我以为自己会很满足于劳动的快乐，但当天我非常累，也没精力写作，因此本职工作什么也没干。一天下来，我反而从体力工作中得到一种虚无感。

后来有朋友劝我，说我发面包也不一定比别人快，毛毯也不一定一次性拿得比别人多，我的使命就是写作，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地方。我觉得他说得对，人应该明白各司其职的道理，做自己擅长的事。那时候我就不再幻想通过在难民署劳动来消解我作为局外人的不安，也不再怀疑自己作为外部工作者工作的有效性。现在我更多怀疑的是这些世界主义工作者工作的有效性，他们来来去去，究竟可以多大程度地了解和帮助当地人呢？

南方人物周刊：也聊聊世界主义吧，你在书的后记里提到自己如今对做一个浮于表面的世界主义者已经有了警惕，而在行走中，你也写从许多人身上看见新型世界主义的雏形。

柏琳：我原来对世界主义的理解可能有一些幻觉，以为上午在巴黎、下午在伦敦的全球化之下，人跟人可以无差别地拥抱。现在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不然也不会有反全球化运动和右翼极端主义的兴起。

新型世界主义在全球化的概念上更进了一步，是说假使一些地方由于历史战乱或政治问题而分裂，陷入互为仇敌的状态，我们可不可以继续用国际通行的价值观——宽容、和解、融合，让他们重新连接在一起。最鲜明的例子是，萨拉热窝围城战之后，波斯尼亚战争交战各方签署的《代顿协议》——虽然这个地方已经打得一塌糊涂，但我们还是要停火，重新握手言和。

在巴尔干地区行走时，我在许多人身上看见这种新型世界主义的雏形，他们接触了大量世界性的文化交融和碰撞后，没有选择成为一个漂泊的人。比如卢卡，他22岁，会说五国语言，去了威尼斯、维也纳，见识了一圈之后，选择回到家乡萨拉热窝重建它。他的视野和抱负让我惊奇又感动。即使在中国，这样的年轻人也很少见，况且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要比他们优越得多？

南方人物周刊：卢卡看了一圈世界后选择回家，你会做和他一样的选择吗？

柏琳：我很欣赏卢卡的价值观，也觉得这是一种解决巴尔干问题的可能，所以我把他的经历写下来，但这不是我的使命。自私一点说，我要解决的是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卢卡不是，他是真的想在当地做点什么。在萨拉热窝大学，他是一个网红，组织了很多文化社团。他还参与政府和百姓之间的协调工作，希望能够改善当地村民的生活条件。他很少考虑自我的问题，靠个人魅力在村与村之间建立起联系，作为一个文弱的知识分子，他甚至还跑去劝架。这些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当然，如果全世界都是卢卡这样的人也很不现实，所以我常常觉得太虚伪了。在巴尔干，我尤其感受到人的虚伪、外界进入时的虚伪。无论他们披着文明的外衣，还是什么价值观，都让我非常不舒服。在今天，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有增无减。

南方人物周刊：虚伪？

柏琳：当我在巴黎街头碰见小偷，向本地人抱怨时，他们总会说c'est la vie（这就是人生），谁在巴黎没被偷过呢？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巴尔干半岛，比如我在萨格勒布被偷，或是与人起了争执，当我把这些讲给西欧人听时，他们会觉得我去了一个白天是土匪、晚上是杀人犯的惊险地带，然后说，“看，那里就是不能去。”我以前碰到的德国朋友，他们开房车在巴尔干半岛旅行时，如果发生事故，会觉得是整个半岛的问题。这就是双标。

2022年，黑山共和国，壮丽的科托尔湾（受访者提供/图）

南方人物周刊：那次与梁文道的对谈，你们还聊到战争创伤与记忆，你自己怎么看待两者的关系，遗忘是道德的吗？

柏琳：我很久以前读石黑一雄的《被掩埋的巨人》印象深刻，这本书是写一对年迈的不列颠夫妇想赶在记忆完全丧失前找到依稀停留在脑海中的儿子，他们希望拨开历史迷雾，找出究竟是谁把他们的孩子害死的。但越往上追溯越发现，没有人是清白的，历史纠缠在一起，造就了今天的悲剧。在书的最后，这对老夫妇遇到一位智者，对方劝他们不要再往前找了，必须要向前走，学会遗忘。

仅从巴尔干的历史和现状来看，我认为人们是需要遗忘的。记忆有时候有偏差，最后大家记得的只有仇恨，这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也无益。

怎么面对曾经兵刃相向的邻居，我非常同意道长（梁文道）说的，“一个人如果总是记住一些让他很不开心，或者会给今天带来很多问题的记忆，那他会活得很痛苦，所以有时候遗忘是必须的。”为了活下去，我们必须见面，点头说你好，无论我心里是否情愿，这是维持文明不至于走向失控和暴力的基本。

南方人物周刊：关注与行走巴尔干半岛这些年，你认为边界变得更深，还是可以跨越？

柏琳：我既感到边界加深，又觉得（它）是可以跨越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边界随时可以跨越，但在国家和政治层面，隔阂越来越深。我觉得他们的政客没起好作用，在巴尔干半岛，所有的咖啡馆和饭店的电视上只有三种节目：足球、歌舞表演以及政客辩论，当政治成为他们生活的全部中心，想不被洗脑也很难。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王佳薇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姚雨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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