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周总理收到了李强递上来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只有短短200余字。

报告上大概的意思是，希望国家能将抽出外汇转化为黄金储备。

图|李强

李强的这份报告虽然短，建议却很中肯，但却涉及到国家经济领域的一个根本，要知道在七十年代，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本就不足，为何不将这笔钱用于购买其他利于国家经济建设的物资，反而要大规模的购买黄金储备呢？

一石激起千层浪！

不过，周总理在看了李强的报告后，认为很有道理，于是召集了金融专家，对这一方案进行分析，并认为该方案具有可行性。事后周总理在报告上批示了一句话：

“请李先念同志支持，要多少钱都可以给。”

李强与周总理的缘分，始于中央特科。

1905年9月26日，李强出生于江苏常熟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为了让儿子能接受到更好的教育，专程将李强送到了杭州，就读于私立宗文中学。也因为反对旧礼教，李强遭到学校开除，后被迫到上海南洋路矿学堂附中部继续学业。

1923年，李强考入南洋路矿专科学校就读。

正值大革命时期，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上海也深受影响，当时正在南洋路矿专科学校当老师的叶楚伧（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上海执行部负责人）看中李强的学业学识，在叶楚伧的帮助下，李强加入国民党。

图|李强年轻时

叶楚伧是有名的国民党元老，早年接触同盟会邹容的《革命军》书籍，后来参加革命，反对袁世凯称帝。

李强早年参加革命，一度受叶楚伧影响。

可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却让李强最终选择了与老师决裂。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尽管在国民党“一大”上，叶楚伧当选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青年部部长、妇女部部长，但他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不赞同。

叶楚伧一度参加西山会议派，并利用《民国日报》公然抨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因此受到警告处分。

李强也逐渐地认识到，老师叶楚伧在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25年3月，李强与老师决裂，叶楚伧登报声明将他开除出国民党。

从此以后，李强便在恽代英等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逐渐走上了革命之路。

1927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党的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

图|中央特科电台训练班旧址

在过去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汲取了经验不足的教训，特别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意识到了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性，中央特科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关键时刻应运而生。

周恩来领导军事部工作后，同向忠发、顾顺章一道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

中央特科成立以后，下属四个科，分别是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交通科。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李强出任交通科科长。

对于在中央特科任职的一段经历，晚年的李强记忆尤为深刻，特别是党中央在上海面临白色恐怖的境地，中央特科对于获取敌人情报，营救被捕成员，打击敌特破坏方面，起到了突出的作用。

让李强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因为他枪法不错，还被周恩来点名参加营救彭湃等人的行动，可惜的是，因为行动时枪械送来较晚的缘故，枪身上海擦着黄油，等到一行人准备好时，押解的囚车早已经过去，致使营救计划未能成功。

图|李强在苏联时期的照片

李强所在的交通科一开始主要负责的任务，是沟通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之间的水陆联系，一开始并不包括无线电通讯。

1928年6月，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后，考虑到以往仅靠人员往来送信，不仅耽误时间，途中也不安全，根据苏联的建议，中央开始着手建立在上海的无线电通讯。

一天，周恩来找到李强，嘱咐了他一个特别的任务：

“进行无线电收发报机的研制工作。”

李强诧异之余，颇感为难，据他时隔多年后回忆，虽然他是大学毕业生，但对于无线电收发报机的工作原理完全不了解，更为关键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对于无线电收发报机等技术资料、器材用品管控十分严格。

就在李强感到为难之际，周恩来鼓励道：

“没有中文的书，你可以看英文的，我记得你英文功底不错，完全可以自学。”

尽管仍旧困难重重，但李强还是毫不犹豫的走上了无线电收发报机的研制工作，对于党安排的工作，李强从来都是不打折扣的执行。

图|1940年，李强在延安给军工局的同志授课

尽管在香港的无线电电台前后只工作了一年的时间，可它的作用却很突出。

1931年5月，红一方面军与国民党军26军公秉藩部激战，经战前侦查得知，公秉藩部有一部100瓦功率的大电台，因事先情报到位，因此在作战中，我军刻意强调了要保护电台。

在击溃公秉藩部之后，我军顺利缴获了这部电台，曾三利用电台，成功与上海党中央取得联系。

在中央要求下，李强组织了无线电训练班，培养了大批人才，后来这些人中大部分都成为我军无线电事业上的骨干。

李强也成为我党无线电事业的开拓者。

新中国成立以后，李强担任了广播事业局局长兼邮电无线电总局局长。

1950年，李强三十年代在苏联发表的学术论文《发信菱形天线》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发表，也因为李强在无线电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被授予范旭东先生纪念荣誉奖章。

1954年6月，经中共中央与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开始筹建学部，并建立学部委员制。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学部正式成立，并选聘了172名学部委员。

图|毛主席为延安高级技术干部讲话，前排右一位李强

李强也成为被选聘的学部委员中，唯一一个具有老资历的革命家。

严格意义上来称，所谓的学部委员与院士是等同的，因中央考虑到新中国建立之初，学术水平相较于国际上还很落后，各个学科的发展也参差不齐，所以新中国在遴选第一批院士时，并没有采用院士的称呼，而是采取学部委员制。

所以在实际上，李强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院士之一。

1952年8月，毛主席点将李强，出任外贸部副部长兼苏联大使馆参赞。

考虑到同苏联贸易的重要性，毛主席心中曾反复考虑过这一人选，后来还是在周总理建议下，才让李强出任这一职务，不仅仅是因为李强留学过苏联，精通俄语，还因他在苏联也是闻名的无线电专家，具有深厚的人脉关系。

李强在接到这一任命时，一度考虑拒绝。

尽管李强并非是无线电专业出身，但从当年周恩来安排他从事无线电专业研究后，他在这项技术上深入钻研近20年，而外贸工作他此前从来没接触过，从一个熟悉的领域跨越到陌生的领域，李强本能的感觉有些难度。

图|《发信菱形天线》

当时主管国家经济工作的李富春摆出了三大理由，并说服了李强：

第一，李强会俄语，方便开展工作；

第二，李强懂机械知识，苏联对华援助主要是机械设备，他有用武之地；

第三，他在上海地下工作时，在交易所待过一段时间，懂一些经济知识。

尽管李强从未从事过经济领域的工作，但他在任期间，却推动了中苏经济贸易的往来，一直到1956年，李强回国后，正式担任了外贸部副部长。

同年，李强与当年在上海从事过地下工作的老战友聂荣臻、陈赓碰面，历经几十年革命生涯，他们也从当年的青涩年华逐渐成长为新中国建设事业的中流砥柱。

酒过三巡后，李强的话渐渐多了起来，他看到两位老战友身上的军装，佩戴着将星，心中十分感慨，他开玩笑的说：

“把我调到你们部门，让我也过过将军瘾。”

一席话说的聂荣臻哈哈大笑：

“我活了一辈子，差的就是你的才华，不然也是一个学部委员。”

陈赓也在一旁笑着调侃：

“我党将星如云，可像你这种技术性的专家却是少之又少。目前国家急需外援来研制尖端武器，能担当如此重任的，舍你其谁？”

半醉半醒之间，三人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聂荣臻元帅主抓军工建设与装备生产等重任，特别是在1956年，聂荣臻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主管科学技术工作，而李强身为外贸部副部长，不仅负责与苏联贸易往来，同时又作为技术专家与苏联沟通。

中苏关系破裂后，李强又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负责清理苏联从中国撤走专家后的遗留工作。

李强担任外贸部副部长期间，作为中科院学部委员，还筹建了电子学研究所并兼任所长，并担任了国家科技委员会副秘书长、航空工业委员会成员。并且还以专家的身份，在核导弹基地进行过实地考察。

1973年，李强正式担任外贸部部长。

李强在经济领域，也做出了很大的成就。

1969年，李强向中央递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指出，希望能够将国家外汇转化为黄金储备，并得到了周总理的支持。

事实上，李强从事外贸工作多年，特别是主管国家金融多年，对于国外的经济情况一直有着深入的研究。

图|周总理

从四十年代中期，美国确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后，因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所以就成为世界各国交易的主要货币，虽然促进了二战后世界经济的繁荣，可这一经济体系背后却蕴藏着很深的危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美国深陷战争泥淖，财政赤字巨大，美元信誉一落千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世界各国都开始大规模的抛售美元，导致了金价上涨。尽管美国联合欧洲各国制定政策，抑制黄金外流，可却没收到什么效果，以至于到六十年代末，美国政府已经丧失了维持黄金官价的能力。

从六十年代末，李强就通过报纸上的新闻，不断地分析国际金融形势，他发现世界各国都在抛售美元换取黄金的情况后。于是，他得出了一个结论，黄金与美元价值已经不再对等，在未来一个时期内，黄金的价值将大幅度上涨。

在李强的建议下，我国逐步将外汇转化为黄金储备，根据保守数据分析，在这次历史黄金低位中，我国增加了160余万吨的黄金储备，李强通过黄金买卖与期货交易，一下子赚了36亿美元，要知道在1972年，我国的出口总额也才36亿美元。

以至于李先念后来在人民大会堂，高兴地对李强说：

“你们干得不错，赚了30多亿美元。”

李强的功绩还不止如此。

图|1961年4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会见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和副部长李强率领的中国贸易代表团

1973年4月，中国粮食食品进出口公司准备收购白砂糖47万吨。

可由于白砂糖当年在市场上正处于历史高位，如果直接收购的话，不仅要耗费大量的外汇储备，还可能完不成任务，

于是在这一年，香港华润公司放风，国内准备放出大量的白砂糖，以换取化肥。

西方的金融炒家打听道这一情况后，立即在市面上放出白砂糖，同时囤积化肥，这样一来市面上白砂糖价格大跌，化肥价格反而暴涨。他们原本的计划是，在我们准备收购的时候，狠狠地宰我们一笔。

可殊不知，李强对这一切早有预料。

白砂糖降至历史低位后，李强赶紧下令外贸部，抄底白砂糖，顺便出货化肥。

一直到这时，这些西方金融炒家才明白，自己上了当。

李强在外贸部的几次期货交易，均为中国创造了不少收入，引起了陈云的注意。几乎每次外贸部开会做期货生意以及调整进出口商品价格，陈云每次都列席会议，和大家认真的研讨方案。

图|1970年，李强和朝鲜贸易省副相签字后握手

因为是利用交易所进行贸易，可能结果会是有得有失，于是中央也定下了一个标准，绝不做买空卖空的投机生意，所有买进的货物必须是确实需要的物资。

李强在外贸部工作的许多年里，碰上的困难无数。特别是当时外贸部涉及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一个处理不好，很有可能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如进口粮食问题。

七十年代从美国进口的粮食，在我国北方气候寒冷的环境，特别容易患一种“矮腥黑穗病”，而且一到冬天就很容易犯，虽然对麦子有影响，但对人的身体却并无影响。世界普遍订立的标准中，对这一情况也无硬性规定。

那时农业部提出这一问题后，本来是出于卫生考虑，可在那个时候，许多人拒绝承认国际上的标准，强硬要求外商签订合同保证，按照我们规定的标准进行，对凡是可能患有“矮腥黑穗病”的小麦一律拒绝进口，甚至于后来还波及到花生油进口、玉米进口上。

图|1976年，李强陪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陪同下游览八达岭长城

在针对外贸上可能的问题，李强一律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外商提出的合理要求，一律予以允许。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后，李强是第一个向中央提出利用外国贷款建议的人。

改革开放后，李强又主张引进中国第一条可口可乐生产线。尽管这在当时看起来无异于是天方夜谭，特别是还有许多人强烈表示反对的情况下，李强却促成了这件事，使得可口可乐企业成为中国第一个引进的外资企业。

1981年，可口可乐在中国的第一条生产线正式投产。

可口可乐引进中国时，销路一直没能打开，百姓对于这种“洋玩意儿”始终很排斥，后来也是李强想了一个促销的办法，他在王府井大捷的饮料店里放一箱可乐，其中23瓶是真可乐，一瓶是伪装成“可乐”的收音机，可以免费拿，通过这样一种促销的方式，可口可乐逐渐在中国打开了市场。

到1986年，可口可乐终于在中国市场上名声鹊起。

图|李强在工作中

李强在外贸部工作多年，对我国外贸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突出的作用。据曾担任李强部长的蒙语翻译冯继成回忆：

“多年的技术训练和科学素养让他养成了严谨的工作作风，比如对数字要求非常严格，我去他办公室汇报时，多次看到他拿出计算尺在核对数字。他还对我说：“我的南方口音不好懂，你听不懂就问我，千万不要不懂装懂。”并且和我开玩笑说，你可不要把胸有成竹译成肚子里有竹子呀！”

尽管做了许多贡献，可李强的一生却很低调。一直到1996年，李强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

这位一生历经传奇的“奇人”虽然已经落幕，但他的功绩却与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