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熟读《春秋左传》,评价“五霸”妙语连珠,差评的竟是他!

正梧说历史 2024-06-12 19:47:47

在从公元前770年到前476年历时290多年的春秋时代,风雷激荡,可以说是烽烟四起,战火连天。仅据鲁史《春秋左氏传》记载的军事行动就有480余次。

司马迁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相传春秋初期诸侯列国140多个,经过连年兼并,到后来只剩较大的几个。这些大国之间还互相攻伐,争夺霸权。

春秋时期,周天子失去了往日的权威,反而依附于强大的诸侯。一些强大的诸侯国为了争夺霸权,互相征战,争做霸主,先后称霸的五个诸侯叫做“春秋五霸”。据《史记》的说法,春秋五霸是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

春秋时期的历史浓缩在孔子编定的鲁国史书《春秋》中,此书不但记载了鲁国大事,而且记载了当时天下各诸侯之间的战争、外交等一切大事。总的倾向是尊崇周天子,尊崇国君,所谓“《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所以该书被儒家列为“五经”之一。

《春秋》记事特别简略,于是出现了解释《春秋》之书,有通常所说的“春秋三传”。其中《左传》就是“三传”之一。《左传》是左丘明所著,记事绝大部分与春秋相同,所以学者们一致认为《左传》是为了解释演述《春秋》而作的,故称该书为《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因而后世治《春秋》者,皆研读《春秋左氏传》。旧时私塾也以《春秋左氏传》为教材。

早在少年时代,毛泽东在私塾中就研读过《左传》。据记载,1906年,毛泽东在韶山井湾里私塾,跟毛宇居学习《春秋左氏传》,并因受该书影响,从小就对历史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此外,他还反复通读了演绎春秋战国历史的《东周列国志》。

毛主席从《左传》一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据统计,《毛泽东选集》四卷中引用的成语典故和史事,有40条出于《左传》,是毛主席引用最多的经典。从毛主席对《左传》内容的熟悉,引证次数的频繁,分析的详尽来看,他对春秋史是非常熟悉的。正因为如此,毛主席对春秋五霸的兴衰存亡的点评,妙语连珠,发人深省。

齐桓公“九合诸侯,订立五项条约”

齐桓公(?—前643),公元前685至前643年在位,春秋时代齐国第十五位国君,吕氏,姓姜,名小白。

吕小白是姜太公吕尚的第十二代孙,是齐僖公禄甫的小儿子,其母为卫国人。在齐僖公长子齐襄公和其侄子公孙无知相继死于内乱后,吕小白与公子吕纠争位成功,即国君位为齐桓公。

桓公任管仲为相,推行改革,实行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制度,齐国逐渐强盛。桓公于前681年在甄(今山东鄄城)召集宋、陈等四国诸侯会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充当盟主的诸侯。

彼时,中原华夏各诸侯苦于戎狄等部落的攻击,于是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北击山戎,南伐楚国,成为中原第一个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受到周天子赏赐。但其晚年昏庸,管仲去世后,任用易牙、竖刁等小人,最终在内乱中饿死。  

毛泽东早年的课堂笔记《讲堂录》中,记有这样的一句话:

“好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此郭公之所以亡也。”

此语涉及到的西汉刘向《新序》卷四中,记载的齐桓公吕小白和野人就郭氏之墟的一段对话:

昔者,齐桓公出游于野,见亡国故城郭氏之墟。问与野人曰:“是为何墟?”或对曰:“是为郭氏之墟也。”桓公曰:“郭氏者曷为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恶恶。”桓公曰:“善善而恶恶,人之善行也,其所以为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彼善人知其贵己而不用,则怨之;恶人见其贱己而不好,则仇之。夫与善人为怨、恶人为仇,欲毋亡得乎?是以为墟也。”桓公归,以语管仲,管仲曰:“其人为谁?”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于是桓公找野人而赏焉。

这段对话是富有哲理,启发人们:尊重好人就要任用,厌恶坏人就得防止其行恶,否则就会反受其害。青年毛泽东对此深表赞同,故笔以录之。这也是一则鲜为人知的轶事,由此或可推测青年毛泽东就对齐桓公的事迹很感兴趣。

1964年8月,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谈及黄河流域水利建设时说:

“齐桓公九合诸侯,订立五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才行得通。”

他在肯定齐桓公“九合诸侯”的霸业的同时,又指出了其在水利建设上的无所作为。

晋文公“主观指导的正确”

晋文公(前697—前628),姓姬,名重耳,晋献公第二子。

晋献公数得上是一个英雄人物,为晋国开疆辟域,只是到年老的时候就开始糊涂了,宠爱妃子骊姬,他听信骊姬的谗言,打算让骊姬所生幼子奚齐继位,逼死了太子申生。骊姬为了确保奚齐继位,逼得公子重耳和公子夷吾只得躲回自己的封地蒲州(今永济附近)和屈城(今乡宁、吉县附近)。

晋献公派宦臣勃革是带兵追杀重耳,但是重耳逃走了。重耳被迫流亡至翟国,后辗转五鹿(卫)、齐、卫、曹、宋、郑、楚、秦等国 ,在外十九年,备尝艰辛。公元前636年,重耳在秦穆公的支持下回晋国,杀了晋怀公,即位为晋君。

重耳43岁起逃难,至即位时已62岁了,长时期的流亡生活,使得重耳和他手下的那帮大臣,既磨炼了意志,又开阔了眼界,更在政治才能上有了很大的提高。重耳做了国君以后,汲取各国经验,整顿国内政治,安抚人心,晋国很快便强盛起来了。后来和当时的霸主楚国在城濮进行了一场争霸之战,一举击溃楚军,而获得霸主地位。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一文中为了阐明战争中“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的深刻道理,所列举的第一个古代战例,就是“晋楚城濮之战”,毛主席认为,晋军之所以能够大获全胜,得益于晋文公重耳“主观指导的正确”。

原来齐国自齐桓公死后,霸业衰落。南楚、北晋都趁机向中原扩展,利益发生了直接冲突。楚与靠近晋国的曹、卫结盟,以宋背楚从晋为由出兵宋国。晋国以应宋求援为名,出师中原,力图“取威定霸”。公元前632年,两国在城濮发生了一次战略性决战。

晋文公认为楚联军势大,晋军又孤军作战,劳师远征,于晋不利,便采纳大夫狐偃的建议,决定进攻兵力薄弱的曹、卫,迫使楚军北上救援以解宋围。同时,晋文公运用策略,加深齐、秦与楚的矛盾,促使齐、秦参战,形成晋、齐、秦联合攻楚的局面。随后晋文公又用元帅先轸的计谋,私许曹、卫复国,使其背楚从晋,并扣留楚使宛春,激怒楚国主将子玉。子玉中计,忿而北上,欲与晋决一死战。

而这时晋文公却履行流亡楚时曾许下“退避三舍”的诺言,主动后撤了90里,博得了民众的同情。最重要的是诱使楚军尾追,并与齐、秦、宋军在卫地的黄河冲积而成的开阔地带会合,形成了晋方四国联军。

而子玉见晋军后退,果真以为是畏楚而退,便长驱直入。次日晨,两军相对列阵,相峙于城濮(大致位于今河南濮阳和山东鄄城交界地的临濮集)。战斗开始,晋中军副帅胥臣看到楚联军兵马众多,来势凶猛,便叫士兵做了许多假虎皮蒙在战马的身上,以“猛虎队”猛冲楚联军中相对较弱的右翼陈国、蔡国。两国之师看到一只只大“老虎”扑过来,吓得纷纷溃逃,很快失去抵抗力。接着,晋上军主将狐毛在其战车上竖起两旗稍退,佯作主将后撤。下军主将栾枝亦命士兵以战车拖曳树枝扬尘佯装败退。

求胜心切的子玉又中一计,下令全军出击,被晋中军的精锐部队拦腰截杀。与此同时,楚左军在攻击晋上军时,侧翼暴露,先轸以中军公卒对楚左军实施侧击;狐毛率上军进行反击。在晋军夹击下,楚左军亦大败。子玉见左、右两军均已溃散,急令中军停止进击,率残部退回楚国,不久引咎自杀。晋军移军向西,进入郑境,迫郑降服。

城濮之战后,晋文公被周天子册封为盟主,当上中原霸主,从而奠定了晋称雄诸侯的霸业。

城濮之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战争理论,毛主席在其军事著作中曾多次提到了这场战争。毛主席所倡导的人民战争理论,很大程度上也应用了避强击弱、佯退诱敌等战略战术。1945年5月,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就两次谈到城濮之战晋军 “退避三舍”的战术,比喻与国民党的斗争原则,他说:

“退避三舍,一舍三十里,三舍九十里,这是《左传》上讲晋文公在晋楚城濮之战的事,我们也要采取这样的政策。”

1960年,有人送给毛主席一套《东周列国志》的连环画。此前,他是不读小人书的,这次读了,并由此引起强烈兴趣,又读了一遍《东周列国志》的小说。

1961年3月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主席说:“《东周列国志》基本上是准确的,按照《左传》编写的。写这本书的是民间一个作家。有一本小人书,写城濮之战,可以一看,我对照了《左传》,完全准确。”他还说:《东周列国志》那上边的颠覆活动可多啦。

在春秋霸主间,毛主席对经历了磨难登上国君之位的齐桓公、晋文公给与了充分肯定和较高评价,上世纪60年代,他说:

“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后王就是齐桓、晋文,秦始皇也算。”

秦穆公能“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

秦穆公(?—前621)春秋时秦国国君。嬴姓,名任好。在位39年(前659-前621),谥号穆。

秦穆公非常重视人才,其任内得到百里奚、蹇叔、由余、丕豹、公孙支等贤臣的辅佐。公元前645年,他在韩原击败晋国,俘晋惠公,又曾协助晋文公回到晋国夺取君位。后在崤(今河南三门峡东南)之战中败于晋军,转而向西发展。

周襄王时,秦穆公出兵攻打蜀国和其他位于函谷关以西的国家,“益国十二,开地千里”。因而周襄王任命他为西方诸侯之伯,遂称霸西戎。

秦穆公对秦的发展和古代西部的民族融合都做出了贡献,是颇有作为的政治家,是毛主席比较称道的一位春秋霸主。

1959年6月24日,在开往韶山的列车上,毛泽东给王任重讲了秦穆公和孟明视的故事:

秦穆公轻信了传来的情报,不听劝阻,强令孟明等率兵征服郑国,结果郑国严阵以待,无法进攻,返回路上,又被晋国伏兵打得全军覆没。秦穆公亲自迎到郊外,说由于没听你们的意见,害了你们,是我的罪过,你们没有罪,“不能以一眚掩大德”,仍重用孟明。后来孟明再次伐晋,又打了败仗,秦穆公还是重用他。于是孟明增修国政,富国强兵,又大举攻晋,势不可挡,凯旋而归。

讲完这个故事,毛泽东这样总结道:

“自古以来,常胜将军是没有的。打两个胜仗一个败仗,就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啦。”

他还若有所思地说:

“如果是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毛主席显然称赞秦穆公具有“被领导者承担责任”的精神。

楚庄王“一鸣惊人”

楚庄王(?-前591),又称荆庄王,芈姓,熊氏,名旅(一作吕、侣)。郢都(江陵纪南城)人,楚穆王之子。楚庄王自前613年至前591年,共在位23年。

楚庄王之前,楚国一直被排除在中原文化之外,自庄王称霸中原,不仅使楚国强大,威名远扬,也为华夏的统一、民族精神的形成发挥了一定作用。

历史上关于楚庄王的出生以及庄王登基之前的记载十分有限,一般历史文献对其记载多从“一鸣惊人”开始。

楚庄王于公元前613年登基,即位之初,沉迷声色,荒于政事,并下令拒绝一切劝谏,违者“杀无赦”。大臣伍举以隐言进谏,称楚国高地有一大鸟,栖息三年,不飞不鸣,不知是什么鸟,当时庄王即位已经第三年,庄王知道伍举在以大鸟讽喻自己,于是回答说,大鸟三年不飞,飞则冲天;三年不鸣,鸣必惊人。

然而,此后数月,庄王依然如故,仍旧以淫乐为好,大夫苏从冒死再次进谏,庄王终于听从劝告,奋起图治,诛杀小人,任用贤良,使得楚国国力日益强盛。

随后庄王奋发图强,先后任用伍参、苏从、孙叔敖、子重等卓有才能的文臣武将,整顿内政,厉行法制,百姓安居乐业,兵力日益强盛,使楚国出现一派国富兵强的景象,为庄王取得霸业地位奠定了基础。

从公元前611年开始,楚庄王先后伐庸、麇、宋、舒、陈、郑等国,均取得胜利。前606年,楚庄王伐陆浑(今河南嵩县北)之戎,一直打到洛水边,“观兵于周疆”,在周都洛阳陈兵示威。周王派王孙满去慰劳,楚庄王借机询问周鼎的大小轻重,意欲移鼎于楚。

王孙满说:“政德清明,鼎小也重;国君无道,鼎大也轻。周王朝定鼎中原,权力天赐。鼎的轻重,不当询问!”

楚庄王傲然地对王孙满说:“你不要阻止铸鼎之事,我们楚国只要把折断的钩(一种铜兵器)尖收集起来,就足够铸造九鼎了。”

楚庄王问鼎,大有欲取周帝国天下而代之的意思,结果遭到周王使者王孙满态度强硬的严词斥责,楚庄王只好退出周疆。

楚庄王十七年(前597年)夏,楚军又在泌之战中一举击败当时楚国以外最强的诸侯晋国,自此楚国强盛一时。庄王二十年(前594)冬,楚、鲁、蔡、许、秦、宋、陈、卫、郑、齐、曹、邾、薛、鄫等14国于蜀(今山东泰安西)会盟,正式推举楚国主盟,楚庄王遂成为称雄中原的霸主。

由于楚庄王日后取得丰硕业绩,确应验其所言“三年不鸣,鸣必惊人”,后世称其为“一鸣惊人”。

毛主席很喜欢用楚庄王“一鸣惊人”的典故。早在1945年9月,他在重庆谈判期间接见作家徐迟,当听到徐迟谈及自己作品写得不好,宁可放着,改好了再发表时,毛主席当即说:你是要“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喽!

1950年10月,毛主席在为越北边界战役大捷所发的电报中,赞扬“年轻的越军,一鸣惊人”。

1952年7月,当毛主席得知抗美援朝空军参战前夕,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希望达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效果后,委婉地指出“一鸣则已,不必惊人”,反映了他对使用空军的谨慎态度。

1960年12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就整风整社事谈及糊涂人时, 还讲了这个故事:

楚庄王当皇帝,三年不管事。有一个大臣向楚庄王说,有一种鸟,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楚庄王听了这话,觉悟了,开始振作起来。

毛主席由此还得出一个结论:可见糊涂人,也是可以振作起来的。

毛主席还提到过辅助楚庄王成霸业的令尹孙叔敖。1957年,他路过河南信阳,那里在春秋时是楚地。孙叔敖在任期间,曾修建了期思陂(今河南淮滨)、芍陂(今安徽寿县安丰塘)等多处水利工程。毛主席触景生情,想到了孙叔敖,称赞他是中国水利专家。

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在“春秋五霸”中,毛主席评价最差的是宋襄公。早在1910年,毛泽东在东山学堂就写过一篇题为《宋襄公论》的文章。

宋襄公(?—前637),宋桓公次子,子姓,名兹甫,谥号曰“襄”,称“宋公兹甫”,简曰“宋兹甫”。为宋国君主,公元前650年至前637年在位,被部分史料认作为春秋五霸之一,以“仁义”见称。  

宋襄公初立,以贤臣子鱼、公孙固为辅,行“东宫图治”,宋国由此大治。周襄王十年(前642)助齐国平定内乱,拥立齐孝公,宋襄公因此声名鹊起。

有些史家把宋襄公和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并称为“春秋五霸”。后四位各有丰功伟绩,均称霸一时,而宋襄公不仅未曾称霸中原,还在泓水之战中被楚国杀得大败,且在此战中迂腐地推行所谓的“仁义”,徒留千古笑柄。因此,列宋襄公于“春秋五霸”,似乎有点勉强。

宋襄公因为在齐孝公复位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帮助齐国安定了局势,所以他雄心勃勃,想仿效齐桓公会盟诸侯,做各诸侯国的霸主。但与此同时,楚成王借齐国中衰、中原无霸的机会将势力渗入中原地区。宋襄公不顾宋国国力尚弱,希望能以宋国的公爵地位压制各诸侯国,与楚国争夺中原霸主的位置。

周襄王十三年(前639)春,宋、齐、楚三国君主会于齐,在宋襄公的强烈要求下,三国同意于同年秋在宋国召开诸侯大会。是年秋,宋襄公以盟主身份约楚成王以及陈国、蔡国、郑国、许国、曹国之君在盂(今河南省睢县西北)会盟,齐国和鲁国借故未到。

宋襄公不顾公子目夷的建议,轻车简从赴会,以争取与会诸侯的信任,结果在会场上遭到楚成王的突袭而被擒。楚成王挟之进攻宋都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西南),宋军坚守,数月未下。不久,在鲁僖公的调停下,楚成王释放了宋襄公。

宋襄公回国后,不甘受楚之辱,亦未放弃称霸之心,不顾公子目夷和公孙固的劝说,于周襄王十四年(前638)夏,联合卫国、许国、滕国进攻附楚的郑国。

楚成王为救郑率军攻宋。宋襄公遂由郑撤回,迎战楚军。十一月初一,楚军进抵泓水南岸时,宋军已占据有利之地,在泓水北岸列阵待敌。当楚军开始渡河时,右司马公孙固向宋襄公建议:“彼众我寡,可半渡而击。”

宋襄公拒不同意,说仁义之师“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阨”。

楚军渡河后开始列阵时,公孙固又请宋襄公乘楚军列阵混乱、立足未稳之际发起进攻,宋襄公又不允许,说仁义之师“不鼓不成列”。

直待楚军列阵完毕,他才下令进攻。由于楚军实力强大,经激战后,宋军大败。宋襄公亲军全部被歼,他的大腿也受了重伤。

战后,宋国人皆怨襄公指挥不当,但他并未认识自己的错误,向臣民辩解说,“古之为军,临大事不忘大礼”,“君子不重伤(不再次伤害受伤的敌人),不擒二毛(不捉拿头发花白的敌军老兵),不以阻隘(不阻敌人于险隘中取胜),不鼓不成列(不主动攻击尚未列好阵的敌人)”,固执地认为自己遵守古训行事并无不当。周襄王十五年(前637)五月,宋襄公因伤重不治而亡。

泓水之战后,楚国在中原的扩张已无阻力。在其后数年间,楚国势力一度达到黄河以北,直到晋楚城濮之战后,楚国的扩张势头才得到遏制。而宋国在泓水之战战败后沦为二流国家,未能在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

毛主席1938年发表的军事名著《论持久战》中,在探讨“给敌以错觉和给敌以不意以便战而胜之的战争方法”时,说“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宋襄公兵败的原因。“蠢猪式”三个字,是毛主席对古代帝王的最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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