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南山区，有一条江，在群山中蜿蜒数百公里之后，在瑞安独流入海。因入海口有一处闽浙交通要冲飞云渡口，因此取名叫飞云江。
飞云江在唐代就有木帆船航运，因此，在飞云江的两岸山路密布，一条驿道也随着飞云江在群山中逶迤蜿蜒。驿道上每隔三五里路就有一官设的路亭，规模较大，有5间门面，其中还有二间门面用作供奉五显爷。官设的驿道还为来往的挑夫免费提供烧水，就像现在的高速公路服务区。
飞云江边北岸有个村庄，有着600年的历史，叫潘岙村。村口有四棵200多年的树龄的枫树，每到秋天，枫叶红透之后，远远望去，就像在村口树立了令人瞩目航标。飞云江边的那条驿道就在这四棵枫树下穿过，距离四棵枫树的五十米开外，便是一个官设的路亭。
爷爷出生在这个路亭南岸的一个村庄里，由于自幼体弱多病，曾祖父虽然没有将自己一身的武艺传授给爷爷，但是一点也不表示他不疼爱爷爷。爷爷成人后，曾祖父便托人在潘岙村口的路亭里，给爷爷找到一份差事，爷爷从此就在路亭里义务给路人烧茶，换取在路亭的免费居住权。
奶奶是潘岙村大户人家的女儿，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奶奶的父亲得知爷爷的父亲有着一身武艺，便将女儿许配给了在村口烧茶的爷爷。从此，爷爷在村口驿道的路亭里落了脚，正式落户在潘岙村。潘岙村的村民都姓潘，爷爷就成了村里的为数不多的外姓人。
奶奶的到来，让爷爷在烧茶水的同时还摆了一个草药摊，善良又仗义的爷爷经营的草药摊生意日益火爆，在飞云江畔还小有名气。靠着这家草药摊，爷爷奶奶把九个子女都拉扯大。
可能是爷爷自身健康的原因，爷爷赚了钱，不喜欢买田地，喜欢花在子女读书上。因此，我的大伯与二伯都是当地的师范学校毕业。只是大伯师范学校毕业后，去当了国民党的乡长，而二伯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就加入了浙南游击纵队。
因为二伯加入浙南游击纵队的消息败露后，大伯被迫离乡出走，投奔到在南京一所国民党军国学校的远房亲戚中谋到一份差事，而后，随着国民党军队，一路退败到台湾。大伯在海南岛是乘坐最后一班轮船前往台湾的。在出发前往台湾的时候，大伯给家里寄了最后一封信，告诉爷爷已随国军撤到台湾，让家里不要挂念。
新中国成立之后，二伯成了解放军军官，随部队驻扎在洞头，每天的任务就是要抓从台湾潜伏上岸的特务。
村里有位村民，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在淮海战役中被俘，成了解放战士，新中国成立不久就退伍回乡了。回村后，因受过枪伤，他要求村里将爷爷这户外姓人赶出在路亭，让他开店谋生。好在爷爷在驿道商贾圈中，信誉口碑都很不错，爷爷便借钱盖了房子，搬出了路亭。
我的父亲在1944年出生，排行老八。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我父亲要上学的年龄，恰巧经历评定家庭成份风波。由于大伯曾经当过乡长的经历，二伯费尽周折才让家庭成份被评为中农。
当初，大伯在台湾下落不明的消息也在村里传了开来，为了让父亲读书少受波折，爷爷决定把我父亲托付给他在泰顺百丈口镇的亲妹妹，让我父亲去泰顺的百丈口镇读书。（当初的百丈口镇，是飞云江上除了瑞安以外最繁华的小镇，现在已经大半被淹在珊溪水库里了。）
百丈口镇在飞云江的上游，距离潘岙村有60里路。因此，年幼的父亲每到寒暑假都要独自步行60里上路从百丈口镇往返潘岙。这种远离父母，寄人篱下的滋味只有父亲自己知道。
到了父亲上初中的时候，三伯父已经在泰顺的一处供销社谋到了一份差事。因此，父亲小学毕业后，就跟着三伯父去泰顺县城上初中了。那时候的泰顺县城到潘岙村有120里山路，父亲每次寒暑假回家，宛如独自一人的急行军，一大早就要出发。到了傍晚才到家里。
村里的人知道我父亲在泰顺读书之后，便写了一封告密信，由于我父亲的大哥是国民党乡长，现在还在台湾，因此，我父亲属于地富反右坏份子，应该取消读书资格。
然而我父亲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到了我父亲中考那年，自以为考得不错的迟迟没有收到高中录取通知书。
好巧不巧，三伯父去理发的时候，碰巧坐在我父亲的班主任旁边。当父亲的班主任对父亲的遭遇表示同情时，三伯父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原来我父亲在中考生时，成绩非常优异，全县第五名，然而由于举报信的原因，教育局可能会不录取我父亲。
三伯父听到这消息，顾不上理发，就兴冲冲的跑到了教育局。在三伯父的斡旋下，教育局最终答应让我父亲试读一年，如成绩不好，就立刻开除。
知道消息的父亲在高中三年学习异常刻苦。在参加1964年的高考时，发挥失常。父亲以为自己的成绩无法考试大学，即将拜一位远房的亲戚为师，学理发时，父亲收到了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爷爷看到父亲这封浙大录取通知书时已经卧床不起，当他依然倍感欣慰，鼓励父亲要好好求学问，以后出人头地。在父亲抵达浙大后的第十九天，爷爷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在此同时，村里的人以为我父亲去杭州上大学，便又有人写了一封信举报信寄到杭州大学，告诉杭州大学我父亲是地富反右坏份子，应该取消入学资格。杭州大学回信中只有寥寥数语，以查无此人为由，将信退回乡里。
此后，我父亲就走出了大山，走进了这个时代，在命运的齿轮中按部就班的学习、分配工作、成家立业。
在毕业分配的时候，父亲主动要求回乡工作。工作后，对侄子视为己出，为侄子的求学路提供资助。我因此也有机会在拥挤的阁楼里与多位堂哥同床共枕。
如今的父亲已年逾八十，少年的求学经历给他打上了深刻的烙印，至今还鼓励晚辈不仅要珍惜求学的机会，还要努力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现在爷爷第四代中已经有了四位博士，父亲感到更加欣慰。随着国家日益强大，日子过的一天比一天的好，父亲对村民的举报信也早已释怀。他只是偶尔还会告诫我们，一个举报盛行的民族是不可能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