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历史人物，甭管是巨公伟人，还是奸佞恶棍，都是可以放到显微镜下来观察透析的“标本”。无论面对的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有必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基本盘”
在孟子和荀子之间选边站，似乎无多少意义。人性本善还是本恶，至今无解，还是需要对具体个案作具体分析。判断某人是善人还是恶人，还是要看他的“基本盘”。有缺点的战士与完美的苍蝇，有本质的不同。伟人可能有阴暗的角落，卑鄙小人也可能有一些亮点。
先说秦桧。他的“基本盘”很清晰——恶人、奸人，臭气熏天。他的恶名污迹，即便抽干太平洋的海水，也洗刷不掉。仅仅一个冤杀名将岳飞的举动，就足够让他永远臭下去，直到整个人类在宇宙消失。
所谓“不杀士大夫与言事官”的“赵氏家规”，在秦桧执掌朝政时，几乎荡然无存。北宋惩治大臣，尚有一块遮“杀”布，多以贬黜流放为主。秦桧则嫌那块布太碍事，除了贬放、除名、编管，更大开杀戒。连誉满朝野、令金人恐惧的大将岳飞也敢杀，那还有谁不敢杀？甚至高宗都恐惧为其所杀。秦桧死后，高宗对杨郡王云：“朕免得膝裤中带匕首。”此说还有王夫之所记为证：“故高宗置刀靴中以防秦桧。”可见秦桧“奸威”之盛。
自秦桧掌权，塞言路，凡有异己者，必下狱治，或流贬，或杀之。秦桧死前，其案几上有欲诛杀53位官员的文牍，他提笔欲批，手却握管颤抖不已，“竟不能字”。其妻王氏在屏后摇首曰：“勿劳太师。”“桧尤自力，竟仆于几，遂伏枕数日而卒。”于是狱事大解，那53人幸免于人头落地。
蔡京有奸的一面，亦有雄的一面。蔡京的人格构成，远比秦桧复杂得多，无法以一“奸”统之。
宋徽宗不像高宗那样，对同样位极太师的蔡京有警惧感。岳飞死后，秦桧在相位十八九年，党羽遍布朝堂，高宗根本不敢动解除其相位的念头。而宋徽宗则因天象异变，三次罢掉蔡京相位，待天象正常又恢复其位。蔡京归来时，宋徽宗常常设盛宴接风，似乎蔡京不是官复原职，而是出征大捷、班师回朝。蔡京遗存的诗文中，有多篇写皇上宴请的盛况。
蔡京虽然权重，但从未对皇权构成威胁。他与宋徽宗艺术趣味相投，徽宗甚至在内宫专设一阁，收藏了蔡京所有上呈的墨迹。此种特殊待遇，在两宋艺术家中绝无仅有。蔡京经常在宋徽宗创作或收藏的前人画作上题跋。他的书法作品，在靖康之难后大部分被毁，或毁于金人战火，或毁于南宋官方，能够流传下来的部分，大多与宋徽宗的艺术交往有关。
宋徽宗将王希孟《千里江山图》转赠蔡京，蔡京在图上题了一段话，而今人所知的有关这幅画的信息，就全部来自蔡京的笔墨。蔡京与宋徽宗还是亲家，徽宗女茂德帝姬下嫁蔡京之子蔡鞗。宋徽宗还曾轻车小辇，七次幸临蔡宅私访……关系如此亲密，家事国事搅成一团，乃至有大臣冒诛杀之险，批评皇上不应如此，以免令百官心寒。蔡京八十岁遭贬逐，已是钦宗登基之后了。
蔡京对苏轼兄弟及书法家米芾等名士，态度尚算友好，尤其对米芾，算得上予以特别关照了。
苏轼逝于北归之途时，蔡京尚未登上相位，想迫害苏轼也没有机会下手。而苏辙活了74岁，病逝于政和二年（1112），正是蔡京权高位显，重拳捶击元祐党人之时，但蔡京并未对元祐更化时，曾狠狠弹劾蔡京政治投机的苏辙施以报复性打击。苏辙去世后，其子孙也得到善待。
蔡京与书法大家米芾可称为挚交。
米芾别号“米癫”，是一个有神经质、不拘小节的人。他在雍丘当一个地方小官时，某次出游，竟然将自己下榻的处所装饰得花里胡哨，自号“天临殿”。好家伙，真是胆大没魂了。这天下是谁的天下？除了当今皇上，谁敢自称“天临”？此事被巡察官员发现，上奏一本，称其擅自“创殿立名”。皇上如果知晓了此事，治他个不恭之罪，不掉脑袋，恐怕也要让其到瘴疠之地“发癫”去，能否活着回来都难说。恰巧奏章落到了任翰林学士的蔡京手中，蔡京将此事压下，米芾因而躲过一劫。米芾后来官至书画博士，相当于今日的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也得益于蔡京的举荐。
蔡京的“奸”名，主要来自靖康之难导致的北宋灭亡。
北宋灭亡有其复杂因素，王夫之也不认为蔡京应该为此负主责。《剑桥中国宋代史》既对宋徽宗和蔡京任相时期操控的“崇宁党禁”给予严厉批评，认为“它确实代表着北宋历史上最为恶毒的党争冲突”，也认为“不管从任何角度来看，蔡京毋庸置疑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垄断了相位，并且开创了一个政治稳定的时代”。蔡京延续王安石变法，推行了许多变革措施，涉及理财、商贸、兴学，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也不宜用一个“奸名”便将之全盘抹杀。
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此二人政治主张的推行，皆获得圣意许可、支持。
蔡京在第一次被罢相后，“令其党进言于上，以为京变法度者，皆禀上旨，非私为之。若学校、大乐等数事，皆是绍述神考美意。今一切皆罢，恐非绍述之意”。秦桧在力主与金和谈时，也曾反复征求高宗的意见。绍兴八年（1138），当高宗表态接受和议时，秦桧请高宗用三天考虑这个问题。三天过后，高宗表示朕意已定，秦桧请高宗再考虑三天。当高宗再次表态后，秦桧要求让他全权负责排除一切阻碍和议的干扰。
因此，在那时皇帝的眼中，京、桧可不是后人诟骂的“奸臣”。宋徽宗对某些大臣弹劾蔡京表示不理解。秦桧死后，高宗亲题神道碑额：“决策元功，精忠全德。”评价之高，堪称“贤相”了。
渐变与突变
无论是蔡京，还是秦桧，其人格形象都有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当然，演变达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因某个因素驱动产生突变。
蔡京、蔡卞兄弟皆为饱学之士，同年考中进士。蔡京在学童时，曾把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倒背如流，对忧乐天下的士人境界颇为崇尚。在入仕前，也曾趁蔡襄回乡省亲的机会，倡修木兰陂，引木兰溪水改造莆田沿海的盐碱地，造福于民。
蔡京任相，是他人格形象转变的重要节点。立“元祐党人碑”，奉行“丰亨豫大”的极端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盛行，皆在他登上宰辅高位时。由此我们可知，权力对人的异化，常常是隐形的，不可抗拒的。
而秦桧的突变，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那就是南归（从金人处逃回临安）之前与之后。靖康元年（1126），当金人军马抵达黄河岸边时，遣使要求割地赔款，举朝惶恐，有数十人弃官而逃。而秦桧此时上呈奏札《上钦宗论边机三事》，建言“不宜示怯以蹙削”。当金人欲立张邦昌为傀儡皇帝时，秦桧表示异议，主张应在赵氏家族中选人，可谓有气节之臣。
对于秦桧是如何从金国顺利回到南宋，史学界一直有争议。秦桧自称是“杀监己者奔舟来归”，这怕是只有鬼才相信；但说他是金人派遣潜回的内奸，也无直接证据。只能说他的政治主张，在回之前与回来后，发生了180度翻转。
秦桧和其子秦熺，“伪造或消灭了许多关于他（秦桧）在1131—1132年第一次拜相期间的档案资料”。为了控制私家著书、印刷和公开谈论与秦桧主张不同的声音，秦桧“鼓励百姓告发那些在他们的私家札记、通信甚至谈话中表达反朝廷观点的人”。御史台成了秦桧清除所有政敌的工具，他排除异己的手段，比蔡京要凶残一百倍。这与他做贼心虚，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总之，同为“奸”，蔡京之“奸”非秦桧之“奸”，秦桧之“奸”也非蔡京之“奸”——可谓各有其“奸”。
蔡京可能是那个时代最有趣的人物之一，秦桧不是。
秦桧之“黑”，如锅底的灰，不用手摸，就知道有多黑；蔡京之“黑”，如锅里的水，是清是浊看上去很模糊，倒出来才知是啥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