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年谱（1949-1976）》（第三册）纪事本末（548）】1957年，毛泽东64岁。

1957年2月16日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央各报刊、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讨论文艺思想问题。毛泽东讲话说：

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我们许多的文化人是同胡风有区别的。对于他们要又批评又保护，在保护下批评。

王蒙写正面人物无力，写反面人物比较生动，原因是生活不丰富，也有观点的原因。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

总之，我们对人民中的错误采取如何处理的方针，有大量的人是没有弄清楚的。我们要采取保护的方针，应该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以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我们党经常有不正常的东西存在。在全国有很大的成绩和威信之下，滋长了一些坏的作风。我们讲过要“统筹兼顾，各得其所”，思想上和工作上都要从帮助人出发。

我们有些同志不从帮助人出发，而是一脚踢倒，这是国民党的作风。任何事情都有两重属性。我们有些同志用片面性来反对片面性，这是形而上学的方法，是教条主义的方法。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教条主义不是马列主义。我们开始批判胡适时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杀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对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杀。对思想上有严重错误的人，有敌对思想的人，也要团结他们，改造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贯彻“统筹兼顾，各得其所”。

马列主义不能从真空中间生长出来，只能从对敌斗争中，并从对立面中吸收合理的部分，才能生长和发展。我们的危险就在革命成功了，四方无事，天下太平了。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香花与毒草 齐放，“落霞与孤骛齐飞”。

斯大林的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而是一点论，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过去我们提倡一家独鸣，那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不如此就不能对付国民党“一家独鸣”的理论。现在要警惕简单化。我们要充分收集材料，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要有准备才有说服力。一些事物都有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都有始有终。

如果马列主义叫永恒的真理，就不叫马列主义。马克思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列宁也看得不长。社会主义的时间不长，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苏联有成绩，也有问题。许多问题要创造，要发展。不要怕交锋，真理是越斗越明。

王蒙，河北南皮人，祖籍河北沧州，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平（今北京市）。中国当代作家、学者，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近百部小说，作品翻译为二十多种语言在各国发行。曾任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名誉教授、顾问，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四川文化艺术学院名誉校长、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

年轻时的王蒙：

1953年，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5年，王蒙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小豆儿》，描写一位少先队员发现其舅舅是国民党特务而告发的故事。1956年，发表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描写一位新到某共青团团委工作的青年对官僚的领导不满。由于当时几乎没有任何作品可以表达共产党的干部也有阴暗面，该小说迅速引起轰动，并使王蒙于此年被划为“右派”。

1958至1962年王蒙在北京郊区劳动。1961年成为“摘帽右派”。1962年曾到北京师范学校任教一年。1963年至1978年王蒙在新疆伊犁伊宁市和伊宁县下属巴彦岱镇巴彦岱公社二大队生活工作，在学习维吾尔语之后任汉语翻译，后任二大队副大队长。1978年王蒙调回作协北京分会。1979年，平反。

王蒙回京后第一篇短篇小说《说客盈门》描写一位厂长处罚了一个不努力工作的工人之后，该工人的许多亲友去游说该厂长的故事，讽刺了当时的“走后门”现象。其后王蒙撰写了多部小说、杂文，曾一时间成为中国文坛意识流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1979年06月，担任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中国作协北京分会副主席、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同年，发表中篇小说《布礼》；短篇小说《夜的眼》《表姐》。

1986年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同年6月任文化部部长至1989年。

此后一直笔耕不辍，至今活跃在文化界，有大量新作面世。

文学创作是为了反映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只能歌颂不能批判暴露，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内容之一。在“双百”方针的触发下，也受到苏联“解冻”思潮的影响，1956-1957 年问，文坛出现了一批以“干预生活”为目的，直面社会矛盾、揭露阴暗面的作品，有小说、特写、杂文、戏剧等。这些作品所触及的，主要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也涉及新的时代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问题。

晚年王蒙：

在“干预生活”的作品中，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影响最大。它细密深刻地探索了体制与人的复杂关系。小说当年发表后，曾激起强烈反响，甚至“引起了一场国内外都很关注的轩然大波。《文艺学习》从1956年12月开始，用了整整四个月时间，连续发表了作家、评论家、党政干部、大学生等各方人土的大量文章，不论是毁是誉，态度都异常激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等也都刊登了讨论文章。而且，“在某些机关和学校里，人们在饭桌上、在寝室里都纷纷交换着各种不同的意见”。

1957 年《文艺学习》第3期发表的“编者的话”对于当时的各方意见有一个较全面的总结。部分否定者认为小说“完全是歪曲现实，歪曲了我们的老党员老干部的面貌，并且污蔑了我们整个党和党中央”；肯定者对之“进行了全面的无保留的歌颂，提出‘以林震为我们的榜样’¨；更多数的看法则是，小说揭露“现实生活中存在否定现象、官僚主义灰尘，揭露刘世吾这样一个政治热情衰退、把一切看成‘就那么回事’的人物，都是好的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林震、赵慧文却“带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灰暗情调”，作者没有“从更高的角度去观察和批判”，因而“作品是有片面性的”。

围绕《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争论，甚至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在1957 年春天，当毛泽东还在坚持‘放’的方针的时候，他对李希凡、马寒冰的观点给予批评。”反右运动开始后，小说不可避免地受到批判，王蒙随即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摘自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下）》）